鲁迅最推崇的小说，无疑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从来的古典小说，都未能像《儒林外史》那样，得到鲁迅那么多的赞誉、那么高的评价。从来的古典小说的作者，都未曾像吴敬梓那样，让文学家兼思想家的鲁迅如此推崇。
鲁迅认为，《儒林外史》问世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换言之，《儒林外史》诞生以前，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讽刺小说。鲁迅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古典讽刺巨著。
一九三五年，鲁迅曾经在《叶紫作〈丰收〉序》一文里，针对一些看不起《儒林外史》的人，不无讽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迅讽刺了那些看不起《儒林外史》的人们，蔑视了他们的“蔑视”。五十年过去了，知道并喜欢《儒林外史》的人越来越多了，《儒林外史》的研究、吴敬梓的生平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儒林外史》研究的规模不仅远不及与它同时诞生的《红楼梦》，而且也比不上其他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如《聊斋志异》《水浒传》。可以说，《儒林外史》的伟大，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的话果然不虚！
《儒林外史》之所以使鲁迅如此推崇，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鲁迅一贯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而《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那无情的、深刻的真实。从未看到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这样撕开假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巨大勇气；从未看到小说的世态描绘像《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在清代，《儒林外史》被人视为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在卧闲草堂刻本的评语中，就有当时人这样的评价：
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人们正是天天生活在那么一个丑恶的，而又谁也不觉其丑恶的“日用酬酢之间”。由《儒林外史》的讽刺、由《儒林外史》的世态描绘，意识到、警觉到自己身边那实实在在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这难道不是对于《儒林外史》艺术真实性的最高赞扬吗？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吴敬梓的小说和以往的讽刺小说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使它们望尘莫及。
鲁迅特别欣赏《儒林外史》那种“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风格，欣赏作者把辛辣的讽刺融化在不动声色、似乎是无动于衷的客观描绘里。鲁迅最看不起那种泄露的讽刺，所以，他责备晚清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说它“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文木老人”即吴敬梓）。
吴敬梓勾勒人物、描摹世相的高明艺术，使鲁迅赞叹不已。鲁迅称赞《儒林外史》中的芸芸众生，“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烛幽索隐，物无遁形”。
《儒林外史》的讽刺与鲁迅对讽刺的看法是如此合拍，难怪鲁迅要给它那么高的评价了。鲁迅无疑是从《儒林外史》的讽刺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他那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他小说中不时可以看到的讽刺，不也时常表现出一种“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吗？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身上，不也可以依稀辨认出周进和范进的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