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历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史的专家无不精通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涉足文学。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郭沫若、吴晗、向达这些学者，人们很难判断，他们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史知识，究竟哪一方面更多一些。在他们那里，不但是“六经皆史”，而且简直是“文学皆史”。
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首先表现为确认作者，确认其作品，并进一步研究其生平的巨大兴趣。“曹学”的研究比“红学”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比对作品的研究被认为更有价值。在一些人眼里，对作者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兴趣。
对于《儒林外史》来说，没有寻找作者的苦恼。没有一位专家或学者对吴敬梓的著作权表示怀疑。光是这一点，《儒林外史》就已经算是十分幸运了。
吴敬梓的生平基本上是清楚的，争议不多。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文木山房集》，他的佚文不断被发现。此外，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吴敬梓的很多亲朋好友对《儒林外史》作者的介绍。其实，光是一部《文木山房集》，就足以使曹雪芹的研究者们羡慕不已。他们找到一点儿间接的材料，都那么欣喜若狂。
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园地里，有分歧，但并不严重。比起其他一些古典小说的研究园地来，简直可以说是风平浪静。各家的意见大同小异，听不到什么怪谈。在平静的争论中的各家意见，犹如溪流中的石子一样，磨掉了它们各自的棱角，变得愈来愈相似。这固然减省了不少麻烦和苦恼，但同时也增添了几分寂寞。
经过学者、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吴敬梓的一生轨迹已大致清楚。甚至轨迹的起点和终点（1701—1754）也是那么明确和肯定。各种文学教科书和文学辞典上，都放心地书上了吴敬梓的生卒年，数字的右下角也没有令人讨厌的疑问号。一般地说，作者的生卒年有那么一两年的误差，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召开一个吴敬梓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那么，确定吴的卒年就成为必要的前提。大家意见一致，事情自然就好办了。倘若有人认为吴的卒年不是一七五四年，而是一七五五年，那么，他那个纪念大会就得晚一年去开。
遗憾的是，很多著名的古典小说家由于生卒年的含糊，还很难召开这样的纪念大会。不仅如此，有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连它的作者是谁都不清楚，更谈不上什么生卒年和纪念大会了。
《金瓶梅》的署名是“兰陵笑笑生”。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时至今日，还是一个谜。现在很多人想揭开这个谜，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还出了专著。他们都写得头头是道，入情合理，真让人愿意相信。然而，他们又那么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真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常常把文学史上的考证比作侦探的破案，这确实是一个恰当而有趣的比喻。在推理的严密、想象的丰富与大胆等方面，《金瓶梅》的考证和《福尔摩斯探案》《月亮宝石》《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侦探小说相比，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欠缺的是，考证文章没有侦探小说那么惊险罢了。我想，让考证家去破案，恐怕未必比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或布洛差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半信半疑地注视着考证家绞尽脑汁得到的成果。他们囿于自己十分有限的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不愿意完全拜倒在理性分析的脚下。他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直接的证据。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总是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间接的材料、拐弯抹角的考证，尽管其中可能凝结着更多的智慧和血汗，也难以让他们确信不疑。他们固执而诚挚地幻想着、期望着，有朝一日，在山东、江苏，或是别的地方，在明代什么名士或王公的陵墓中，找到《金瓶梅》最早的本子。那上面明确无误地记载着作者的真实姓名。到那时候，有关《金瓶梅》的作者的一切考证文章都将化为灰烬，从此湮没无闻。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似乎已成定论。假如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来推翻这一成说，恐怕会激怒一大批文人学士，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只要回忆一下有人否定屈原为《离骚》的作者时所引发的愤怒和轻蔑，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关于罗贯中、施耐庵的生平，我们又知道多少？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近年来，有人对吴承恩的著作权提出了小心翼翼的怀疑。尽管一些《西游记》的专家认为这种意见不值得加以理睬，然而，据说怀疑者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几种《西游记》的明刻本，都没有吴承恩的署名。连“射阳山人”之类的字样也没有。人们只是在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上看到，吴承恩名下载有《西游记》。这种目录式的记载，简省至极，人们对此不免有点儿遗憾。
与《儒林外史》同时的《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并不太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离曹雪芹愈近，我们就知道得愈少。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假说之林。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看来，《儒林外史》真是古典小说中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