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和范进,分明是两个十分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是出身贫寒,暮年得第,都是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他们都是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终于从社会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一个是久试不第,痛极而疯;一个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两个同样扭曲的灵魂,两条相似的生活道路。
范进,一个穷读书人,穿得破破烂烂。他为人老实,嘴笨心死,窝囊到了家。平日里动不动就让他那凶眉恶眼的丈人臭骂一顿。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饿急了,连下蛋的母鸡也要抱到集上去卖钱换米。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五十四岁那年,他总算进了学、得了个秀才。紧跟着的乡试,他居然又中了。那长长的、辉煌的报帖分明地在他那比猪圈也强不了多少的草屋里挂了起来:
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这是真的吗?不是在做梦吧?他实在承受不了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几十年的歧视,几十年的压抑,就这样结束了。人人都在向他微笑,人人都在向他致意。他受不了,他受不了这微笑,他疯了!我们目击这一幕人间喜剧,看着他那披头散发、满身泥水、踉跄而去的背影,看着围绕着他的张张笑脸,是为他喜,是为他悲?是为他欢笑,是为他哭泣?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悲?
如果说,我们对范进的喜极而疯还感到有点突然的话,那么,我们对周进的痛极而疯会感到更加自然。
周进出场以前,作者借夏总甲之口,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情况。周进已年过花甲,却未曾进过学,还是个童生。多年来,教书开馆,困窘潦倒。夏总甲在谈话中,仿佛漫不经心地带出了一个梅三相:
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
这位新秀才梅三相在后面的周进故事里,是一个颇为要紧的人物,所以作者有意借夏总甲之口,提醒读者,注意他的身份。
周进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夏总甲的亲家申祥甫家。为周进开馆,孩子上学的这几户人家备些酒饭请一请他。“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这是作者第二次请读者注意梅三相的身份,因为下面就要借此做文章。这位儒林新秀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次炫耀于众的机会,“戴着新头巾,老早到了”。而主角周进呢,就在一片汪汪的狗叫声中出场了。我们看一下小说关于周进装束、外貌的描绘,也就不难明白,申家的狗何以要向他示威了:
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看来,《儒林外史》中的一条狗也是势利的,见着阔人都温顺,见着穷人都狂吠。周进的穿着如此寒酸,但是他终究是大家请来教孩子读书的,所以申祥甫等人还是很客气,一口一个“先生”,大面上还算说得过去。问题就出在局外人——这次宴席的陪客梅玖(即梅三相)身上。
申祥甫将周进“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一个“方才”,一个“慢慢地”,可以想象他的“立起来”已经是十二分的勉强。在谦让座位的时候,梅玖庄严声明:“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但是,他又表示“今日之事不同”,他可以高姿态、发扬风格,让周进坐首席。这位新秀才虽然进学不久,初出茅庐,看来他对“学校规矩”倒也并不陌生。尤其值得自豪的是,这些“学校规矩”,“你众位是不知道”。一张口就是“我们学校”,好一副新秀才的臭架子!是个什么东西!更为可恶的是,他在酒席之上,竟屡次三番,连说带笑,半真半假,把各家宴请的主角、可怜的老童生,狠狠地嘲弄挖苦了一顿。他先是借一个“顾老相公家”听来的笑话,向周进发起进攻:
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
梅玖的话,尖酸刻薄,句句说到周进的痛处。如果说他在别的方面没有多少才能,那么他倒很有些挖苦人的本领。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连个秀才也不是,这无疑是周进灵魂深处最大的痛苦,梅玖看准了这一点,凭借自己新秀才的身份,拼命地在“秀才”二字上做文章。“如此大才”,显然是反话,既然老大年纪,连秀才都不是,还有什么“才”可讲呢。梅玖讲完笑话,又假惺惺地解释这个笑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回手一枪,又一次确认周进不是秀才。梅玖在放肆地、满足地哈哈大笑,陶醉在秀才身份所伴随而来的优越感之中。众人也在笑着,唯一笑不起来的是受害者周进。这哪里是来请他吃饭,这哪里是在表示大家对先生的一点儿敬意,这分明是给大家取乐来了!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和痛斥梅玖对先生的侮辱。面对这样放肆的侮辱和嘲弄,周进没有什么表示,没有愤怒、没有抗议,他的眼泪只是往肚子里咽。他只是“不好意思”,只是“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多么卑怯的灵魂啊!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多年来,埋头在八股文里,埋头在“四书”“五经”的烦琐章句里,消磨在无聊的教书生涯里,他早已变成一个只会做几句八股文的废物了。
几十次的失败,已经差不多彻底摧毁了他的自尊和自信。爬上去的总是极少数,可人人以为那将会是自己,多么愚蠢,又多么悲伤。六十多岁了,难道还可以重来一次吗?他在一个小小的自命不凡的新秀才面前直不起腰杆来。他虽然勉强地坐在首席,但又不得不卑怯地忍受着对方扔过来的一切侮辱和讪笑。他尊重科举制度规定下来的等级名分。“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这种“学校规矩”,申祥甫等人或许不知道,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难道也会不知道吗?没有戴过新头巾,难道还没有见过新头巾吗?
梅玖以后,吴敬梓又在周进穷极无聊的教书生涯中插进来一个王惠。王惠一出场,势利眼的和尚赶忙过来奉承,并向周进介绍了王惠。王惠到底是举人,见过大场面,比起那初出茅庐的梅玖来,气派又自不同。他不像梅玖那么尖酸刻薄,出口伤人,但他也同样有一种自我吹嘘的习惯。
周进是迂腐一点儿。但是,他有时候也很会凑趣,也会曲意奉迎。他一见王惠,谈不几句,就扯到王惠中举时写的大作上去了:“老先生的珠卷是晚生熟读过的。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就今天的观点去看,这场面确有点可笑:一位六十多岁的“晚生”在恭维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先生”。但就周进自己来说,按照“学校规矩”,正该如此。不谈八股又谈什么呢?周进除了八股又知道什么呢。“尤其精妙”之类的话,虽是献给对方的一束美丽花朵,但细细地品味起来,不也显示着周进那种鉴赏八股的目光吗?
周进的凑趣对于王惠来说,自然是正中下怀。他抓住周进的话题借题发挥,趁机大吹起来。王惠只是一味地自吹,并不伤害听众,这是他比梅玖聪明的地方。“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自然是在故弄玄虚,以造成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至于“贡院里鬼神是有的”那一类无法核实的故事,当然是王惠为了自神其文而杜撰出来的一篇鬼话。
王惠吹完牛,天色已晚,“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了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吹牛时需要一个懂得八股,懂得“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的听客,吃饭时便无须作陪了,还是各自方便吧。不仅如此,王举人第二天一早,“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扬长而去,周进却替举人老爷“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王惠吃的席,和尚不来打扫,而要教书的先生来扫。真是老实人谁都欺负啊。
可怜的是,连这样“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的职业也还保不住。虽说各家的贽见“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但由于“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便“由着周进辞了来家”。周进万不得已,只为“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放弃了一辈子奋斗的目标,改行去给商人记账。
梅玖、王惠、坐馆、失馆、记账,一系列的描述,把周进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写得十分具体和深刻。作者极少直接描写周进的内心活动,读者却清晰地看到了老童生心理活动的轨迹,看到了生活在周进心上刻下的一道道伤痕,看到了科举制度摧残下一个扭曲变形的灵魂。他长期生活在蔑视和嘲弄的目光之下,长期地过着被侮辱、被压抑、被损害的精神生活,没有自尊,没有自信,没有希望。这个扭曲的灵魂需要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这种苦闷的感情需要一个宣泄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就是贡院之行。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将他灌醒以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姐夫金有余劝一劝他,周进也不管,只管伏在号板上哭。“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来人心里都凄惨起来。”旁人要搀他起来,“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待到几位生意人见义勇为,答应出钱为周进纳监进场,这位胡子花白、年过花甲的老童生竟忘了“学校规矩”,不顾读书人的体面,“扑通”一声,“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効”!“变驴变马”,这难道是读书人说的话吗?然而,这确实是周进的肺腑之言。这位科举路上中毒不浅、受害不浅的老童生,是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啊!既能进场一试,周进便又获得了希望,他“再不哭了,同来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上的事真是不能看死的。“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周进居然“巍然中了”。据说“七篇文字做得花团锦簇一般”。
周进中举以后,作者明显地加快了叙述的速度。中进士、升御史、钦点广东学道,一带而过。尽管这一段叙述得极为简略,但作者仍然腾出少许文字,描写了一下炎凉的世态。周进中了举,“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原来说周进坏话、敲掉了周进饭碗的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蒸熟的米粉制成的有馅的一种食物),亲自上县来贺喜”。
周进平步青云以后,小说的“主角”,在悄悄地向范进身上转移。但是,对周进的描写并未结束。作者借周进去广东主考的机会,引出范进。小说这样写出周进眼中的范进: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
简直像个叫花子,比当年的周进还要不如。此时此刻,“周学道看着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周进满怀着同情与怜悯,仔细地观察着范进,他显然是从范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周进把范进的卷子看了三遍,生怕埋没了“真才”。最后终于决定将范进取为第一名。并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以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作者在这里,着力刻画了周进推己及人、提携寒素的一片苦心。至于范进是否“英才”,那篇文章是不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之至文”,当又作别论。需知吴敬梓是一个蔑视时文的人。所以,“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连同周进那“花团锦簇一般”的“七篇文字”,都不是什么好话。周进那么肉麻地吹捧范进的文章,适足以表现他那无可救药的迂腐。作者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周进的迂腐,使读者不要因为周进贫苦的过去而沉浸在单纯的同情之中,又在考试期间安排进来一个魏好古。这位魏好古自称“诗词歌赋都会”,要求学道大人出题面试。谁知这一下正好触着忌讳。一向脾气很好、极能忍耐的学道大人这时候竟变得那么蛮横、暴躁。他“变了脸”道: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
这位“奉旨到此衡文”的学道大人好不威风!“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子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真是官升脾气长,今非昔比了。为了维护八股的正统地位,一切诗词歌赋都被打入“杂览”“杂学”之列,都成了“务名而不务实”。魏好古固然也不是什么笃学之士,作者在小说第四回,借和尚的嘴揭了这个“小魏相公”的底:“前日替这里作了一个荐亡的疏,我拿了给人看,说是倒别了三个字。像这都是作孽!”周进对魏好古的痛斥清楚地告诉读者:昔日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如今成了科举制度的积极推行者。
从吴敬梓所塑造的这两个著名的艺术形象中,读者不难注意到《儒林外史》的讽刺中一些根本性的特点。
我们首先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真实的热爱。作者没有因为自己的爱憎、没有因为追求廉价的教化效果而去剪裁生活,去牺牲生活的真实。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因果报应、大团圆、巧合过多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来换取道德教化效果,去迎合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惩恶扬善的愿望和心理。这种愿望和心理是那么强烈、那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之中,非有强大的时代风雨,决不能使之动摇。
从吴敬梓对周进和范进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常常对于他所讽辨的人物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谅解。这是他与以往的讽刺作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撞号板、满地打滚,跪在地上向商人磕头的周进,发了疯的范进是可笑的。吴敬梓无情地讽刺了他们的迂腐无知,揭示了他们卑微颓丧的内心世界。但是,周进和范进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可悲,而不是可笑。他们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主要是同情,而不是厌恶。
吴敬梓之所以对于他所讽刺的对象,时时表现出那么多的同情和谅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吴敬梓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他把罪恶与堕落的责任主要地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灵魂的扭曲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扭曲。思想的病态源自社会的病态。《儒林外史》中大量精彩纷呈的世态描绘,使读者从那种对于人物的爱憎中解脱出来,转向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