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个习惯，每遇到一个事物，就琢磨着给它起个名字。这好像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种权利。历朝的法律对人们这种命名的权利都没有太多的限制。命名既有极大的自由、极大的随意性，那么，同一事物的命名便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需要一个过程。事物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语言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伸缩的可能。天长日久，名与实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很多事物的命名，在当时人看来很容易理解，而后人则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有名无实、有实无名、名存实亡、名实皆亡，张冠李戴，种种情况都有。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常常会更多地遇到这种名不符实的情况。本书是漫话公案小说，也还必须从清理“公案小说”这个概念开始。
“公案”是宋元话本的分类之一。在宋元话本的各个分类名称中，“公案”一类的含义似乎是最不成问题的。所以，“公案”的含义一直未能得到深入的探讨。
按常情推测，“公案”作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话本分类名称，它的含义与当时人对于“公案”一词的一般理解不可能相距太远。宋元时，“公案”一词有如下五种含义：
一指官府的案牍。
宋苏轼《东坡集·奏议集十三·辨黄庆基弹劾札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按验。”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
一指案件。
宋人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乃知范公所言者，杨嗣复等公案耳。”
一指官吏审案时所用的桌子。
《元曲选·陈州粜米》四：“快把公案打扫的干净，大人敢待来也。”
一指禅宗用教理解决疑难问题，如官府判案。
宋释圜悟《碧严录十·九八举》：“劈腹剜心，人皆唤作两重公案。”
一指话本小说的一类。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宋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梦粱录·小说讲经史》：“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
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座间星拱。”“言《石头孙立》《姜女寻夫》《忧小十》《驴垛儿》《大烧灯》《商氏儿》《三现身》《火杴笼》《八角井》《药巴子》《独行虎》《铁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
我们不妨撇开“公案”一词的原始含义，也不问它的各种含义孰先孰后的问题，只看宋人、元人的常见用法。显然，宋元间“公案”一词的中心含义是“案件”，其他各种含义均围绕在这一中心含义的周围。公案小说作为宋元话本小说的一个门类，正是指那种取材于各种案件的小说。所谓“各种案件”指的是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公案”作为话本小说的分类名称，是从它所取素材的特点而来的。
这里有必要纠正两个颇为流行的观念。公案小说是写断狱审案的，这是其一。公案小说十之八九以清官为主角，这是其二。说公案小说写断狱审案似乎没大错，可是，这种说法容易导致误会。人们会以为它写的是如何破案。这就把公案小说的范围理解得很窄。其实，公案小说常常不是把重点放在破案上，重点是写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在公案小说名篇《错斩崔宁》《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破案本身都没有什么曲折和趣味，只是案子中反映的生活有趣味。《包公案》倒是写了一百个包公破案的故事，不是旋风来引路，就是冤魂来托梦显灵。至于说公案小说十之八九以清官为主角，那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从形式上看问题。《错斩崔宁》《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法官给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包公案》中的包公，他在小说中的实际作用就是将很多案件串联在一起。《三侠五义》中的包公有了较全面的、连续的描写。可是，即使是在《三侠五义》中，包公也没有始终占据主角的地位。当作者将笔墨转向那些侠客的时候，包公的作用依然降低为一个穿针引线的配角。关于南侠、北侠、五鼠、丁氏双侠的故事，都靠开封府的包公串联到了一起。
现代人之所以对古代公案小说形成那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的头脑中先有了现代侦探小说的概念。现代侦探小说主要写侦破，主角是侦探。而公案小说也要写到破案，于是，人们就认定公案小说以断狱审案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小说的主角自然就是破案的主体——清官了。
用流行的公案小说概念去研究宋元间的公案小说，便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宋人罗列的公案小说名目中，常常没有什么公案小说的意味。《醉翁谈录》的“舌耕笔引”中罗列了十六篇公案小说。据专家考证，这十六篇作品中，只有《三现身》《圣手二郎》很可能是公案小说。因为《警世通言》中有一篇《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令人迷惑的是，《姜女寻夫》这样的作品也列入了公案小说。《姜女寻夫》一篇，大家都认为是讲孟姜女的故事，好像很难与公案挂钩。只能这样去解释：当时小说的分类，不一定那么严格准确。按题材来给小说分类，本身就有很多困难。如果说《石头孙立》《戴嗣宗》指的就是《水浒传》中的孙立、戴宗；那么，按照公案小说即是取材于案件的小说的概念，就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孙立、戴宗的故事不属于断狱审案一类，可是，孙立、戴宗的故事，确有触及刑法、惊官动府的内容。归入公案，亦在情理之中。《都城纪胜》中说的“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正是作如此理解。
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对“公案”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公案、铁骑儿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错，但这里的“武”，却不一定专指战争。所谓“朴刀杆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惊官动府一类的故事。再如强梁恶霸，犯案累累，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申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总之公案项下的题材，绝不可以把它限在战争范围以内。凡有“武”的行动，足以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都可以说是公案故事。
陈汝衡在这里对“公案小说”的概念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与理解，这种宽泛的解释与理解比较符合古代公案小说的实际。陈汝衡的公案小说概念十分接近今日所谓“法制文学”。“法制文学”多写民事纠纷、刑事案件，从中反映社会、反映人生。“法制文学”也都是通俗文学，它的对象是一般的民众。陈汝衡的解释不但解决了公案小说的内容何以如此庞杂的问题，而且启发我们重新看待公案与侠义合流的问题。
一般人认为到了清代中叶，侠义与公案渐渐合流，而《施公案》便代表着这一合流的开始。可是，按照陈汝衡的公案小说概念，便会发现公案与侠义的合流早已滥觞于唐代传奇，以后则不绝如缕，从未中断。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传》等作品，写的是侠义人物，但与此同时，也未尝不可以视为“惊官动府”、“足以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公案故事。宋元的公案小说中，时常可以发现侠义人物的身影。《醉翁谈录》的“小说引子”中提到“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这赵正就是《古今小说》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的赵正。这是一篇公案与侠义合而为一的典型作品。悭吝刻薄的张员外欺负一个穷汉，引起宋四公抱不平，晚上去张员外家土库，“觅了他五万贯钱赃物，都是上等金珠”。接着又写赵正，本领更在宋四公之上。偷了钱大王的玉带，剪了缉捕使臣马翰的衣袖，割了滕大尹的腰带挞尾，搅得东京城里沸沸扬扬。谁能说这不是公案，谁能说这不是侠义呢？明代小说中，公案与侠义的合流就更普遍了。一部《水浒传》，处处都涉及公案，回回都写到侠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不都是公案而兼侠义吗？《水浒传》的兴趣不在断狱审案，而在英雄的传奇故事，可是，江湖亡命，劫富济贫，动辄“惊官动府”，干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说是公案，毫无问题。所以，公案与侠义的合流不必等到清中叶的《施公案》。
从公案小说的取材范围、描绘的重点、作者的兴趣所在，以及公案小说的结构来看，公案小说都接近今日所谓“法制文学”，而不是所谓“侦探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