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公案小说，人们便很容易联想起现代的侦探小说，如世界闻名的《福尔摩斯探案》。在各种文学史的著作上，也都写着，公案小说写的是断狱审案的故事。然而，只要稍微读过一点儿公案小说的人都会发现，古代的公案小说与现代的侦探小说，尽管题材都是涉及刑法的故事，可是，古人和今人对题材的处理完全不同。
现代的侦探小说，悬念设在“破”字上。罪犯放在暗处，时隐时现，而将破案者放在明处。读者的思路顺着破案者的思路走。作者总是要尽量把故事编得曲折离奇，案情写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到了结尾，才点明真正的作案者，解释案件的来龙去脉，解开所有的疑团，以达到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最佳的效果。
古代的公案小说也写破案，可是，小说的悬念一般不是系在破案上，而是系在人物的命运上。作者常常把作案者放在明处，读者对于案情的来龙去脉，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一清二楚。“笑笑主人”为《今古奇观》所作的序中赞誉冯梦龙编著的“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所谓“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正是中国古典小说注重描写的地方，也是公案小说着力描写的地方。
公案小说中的成功之作，往往不是突出破案者的智慧，而是因为人情世态写得真切、悲欢离合写得动人，抓住了读者。例如，《醒世恒言》中的公案小说名篇《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错斩崔宁》），就把罪犯放在明处来写。案情的底细，读者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作者还忍不住站出来解释剧情、发表议论：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战！
崔宁、陈二姐冤死以后，刘贵的妻子被静山大王抓去，做了压寨夫人。有一次，静山大王无意中泄露了当年杀害刘贵、掠得十五贯钱的秘密。刘贵的妻子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明日捉个空，便一迳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于是，真相大白，崔宁与陈二姐的沉冤得以昭雪。这里没用到福尔摩斯，连包公也没用上。在另一篇公案名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同样没有去突出破案者的智慧。这个和尚与静山大王一样，他自己得意地向骗来的妻子透露了当年设局谋骗的经过。“妇人听得说，摔住那汉叫声屈，不知高低。”和尚见势不好，就要“坏他性命”。恰好皇殿直赶到，“即时把这汉来捉了，解到开封府钱大尹厅下”。在这篇小说中，法官只是陪衬，不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上述两篇公案小说中，主要是用人物的命运来抓住读者。
“十五贯”“简帖僧”两案都轻而易举地破了，甚至没有费官府一点力气。可是，作品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的魅力。这种公案小说的魅力不在于用悬念去吸引读者，而是用公案中展开的人情世态的准确描绘、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命运来抓住读者。作品没有设置寻找罪犯的悬念，但人物的冤屈牵动着读者的心弦。小小的案子里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刘贵酒后的一句戏言居然送掉了三条人命，这里不能不说包含着某种偶然性。可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问官的昏庸、司法的腐败，刑讯逼供的制度却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这桩冤案的发生也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皇甫松居然上了简帖僧的当，后者的阴谋能够得逞，其中同样包含着某种偶然性。但是，皇甫松严重的夫权思想、妇女地位的卑微并非偶然的现象。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没有对于人情世态无微不至的观察，没有对于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理揣摩，要写出这样出色的公案小说是不可能的。现代的侦探小说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将作案者移到暗处，“谁是罪犯”成为强烈的悬念，加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可是，他们往往丢掉了公案小说的好传统，只追求悬念的效果，写了故事，丢了人物，更谈不上描写丰富的社会生活。
公案小说从宋代一直发展到清代末年，始终未能向侦探小说的方向发展。这是和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有关系的。中国人讲道德，也讲智慧。中国文化的这种整体特点在公案小说的发展中有深刻的反映。按照传统的观点，小说必须寓有道德教训的意味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教训体现在故事之中，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故事的结局中。所以，作者十分注意小说的结局，注意人物的命运，要使小说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以达到劝人为善的目的。而如何破案、破案者的智慧，和教训的寓意关系很小，所以一直未能成为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其次，中国的形式逻辑在整个古代社会始终受到压制，未能充分发展。这种传统的思维特点也使强调推理的侦探小说难以诞生。一直到了清末，西方的逻辑思维，西方的侦探小说一齐传了进来，中国的公案小说才开始向侦探小说的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