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的研究和当代小说的研究有很明显的差别。当代小说的研究，在确认作者、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等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当代小说研究的用力之处，恐怕在于跟踪和领悟时代思潮的变化。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太近，所以，研究者不容易摆脱时代的局限、不容易摆脱自身利害关系无意识的束缚去观察现实，从而也就难于把握时代的本质与时代发展的趋势。古典小说研究者则面临着相反的情况。在传统社会里，小说没有地位，登不得大雅之堂；所以，留下的资料极少，仅有的一点资料也很分散。光是确认作者、了解作者的生平与思想、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每一点疏忽都会造成失误，每一次懒惰都可能受到惩罚。
当代小说都是作家独立努力的成果，而古典小说则不然。很多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古典小说名著，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很难把它们说成是某一个作家的作品，或某个时代的作品。不断地有新的人物添加到小说中来，不断地有新的情节补充进来。随着时代氛围的变化，作品的思想倾向也在不断地变化，思想内涵也日趋复杂。当代小说大多取材于当代的现实，古典小说的作者却习惯于大量地从正史、野史、笔记中去攫取人物与情节。那一大本一大本的小说参考资料汇编就是这种取材习惯的有力证明。
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将有关的考证作为研究的基础。然而，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也不能画等号。人物本事的考证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考证家总是希望从正史、野史、笔记中尽可能寻觅到较多与小说有关的资料。在考证家那儿，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吻合之处越多，他们的工作就似乎越有价值。可是，愈是成功的作品，愈是动人的情节，艺术的加工就愈多，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的距离就可能愈大。小说中写得最精彩、最热闹的地方，常常是虚构最多的地方。《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十之八九出自虚构。有关赤壁之战的历史记载，极为简略。可是，小说却用了将近八回的巨大篇幅对此作了生动详尽的描绘。赤壁之战中的蒋干中计、草船借箭、诸葛祭风、义释曹操等著名情节，不都是子虚乌有的吗？小说家要对生活素材进行最大限度的改造，使它既能在本质上反映生活，又能体现作者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而考证家则要从艺术作品中尽可能找到较多的历史根据，找到它曾经有所继承、有所借鉴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证家的愿望与小说家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考证家得到的结果对于小说家来说，常常是煞风景的。围绕包公小说的种种考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包公的为人来看，小说的描写与历史的记载之间并无很大的出入。《宋史·包拯传》上说：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立朝刚毅”“关节不到”、执法无情，小说中也是这样一种形象。但是，就其生平事迹而言，历史上的包公与小说、戏曲中的包公之间，差别就太大了。历史上的包公主要是一个谏官，包拯的一生是谏官的一生。明人徐渭所著《南词叙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曲中常用方言字义，今解于此，庶作者不误用。
……
包弹：包拯为中丞，善弹劾，故世谓物有可议者曰“包弹”。
包拯之为谏官，亦由此可见。《包拯集》中收录的，主要是他当谏官时给皇帝的奏疏。这些奏疏都是包拯就当时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诸方面的状况提出的看法和建议。但是，小说戏曲中的包公主要是一个执法官，甚至是一个破案专家。
据史书上的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的知府。嘉祐三年（1058）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总共只当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史书上没有提到他处理过什么案件。《包拯传》中只提到，他处理过一件“割牛舌案”：
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可是，这一桩案子发生在包拯任天长县知县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桩极简单的案子，又见于《宋史·穆衍传》。《折狱龟鉴》中所记秀州嘉兴县知县钱龢处理的一件案子，也与此大同小异。钱龢是宋神宗时的人，比包拯不过迟三四十年。所以，这桩“割牛舌案”，包拯也还有掠人之美的嫌疑。而小说中的包公简直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胡适语）。《包公案》共十卷，包括包公破案的故事一百则。据孙楷第的考证，有史料根据的只有一则（即“割牛舌”），占百分之一。其中抄自《海公案》的，有二十二则之多；借用他书的有十八则，游戏取闹者十二则，不知出处者三十七则，包公传说八则，语意重复者两则。可见，包公破案的故事，只有百分之一有史料根据。这仅有的百分之一，是否可靠，仍值得怀疑。
宋代以后，老百姓对于谏官的兴趣已经不是很大，况且已经有唐代的魏征作了谏官的榜样，不需要包公再来代劳，而老百姓对于执法如山、为民请命的清官的兴趣却越来越大。现实生活中的冤假错案如此之多，老百姓除了造反，只能寄希望于清官。所以，是时代在向文学召唤着清官的形象。正是在吏治最腐败的元朝，包公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谏官的包公被民众改造成为民申冤的法官，很多清官断狱的故事也不断地附会到包公的身上来，包公也就逐渐地成为清官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