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创造，写文章也贵有新意。创造性是衡量一个人有无才华的重要标志。人才难得，古今同叹，有创造性的人才就更难得了。文章难写，有新意的文章就更难写了。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可能是对文坛上模拟之风的讽刺与不满，也可能是自嘲。如果是前者，那是一种针砭；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此人还颇有一点自知之明。文坛上自古以来就有模拟之风。屈原写了《离骚》，宋玉写了《九辩》，后人的模拟之作数不胜数。枚乘写了《七发》，司马相如写了《子虚赋》《上林赋》，又引来了一大批模拟者。陶渊明的田园诗，学步者代不乏人。南朝的江淹简直是一位模拟的天才，他的拟陶诗，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每一部古典名著后面，都跟着一长串模拟之作。模拟名作、名篇是吃力不讨好的。模拟者大多落了“狗尾续貂”“画虎类狗”之类的恶名。明人好讲“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于公开亮出模拟的旗帜，结果是明代的诗文大不如前。
所谓模拟之风，从积极方面来看，也就是赵翼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文坛上一点模拟之风也没有，大家都是独创，谁也不崇拜谁，那么，“才人”去领导谁呢？又如何形成文学的“时代新潮流”呢？所以，文学潮流的产生总是要有人领头，总是要有人被别人崇拜，被别人模拟学习，而有人则崇拜别人、模拟学习别人。模拟学习的人多了，就形成了文学潮流。所以，模拟之风的出现，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宜全盘否定。人不能凭空创造，总得有所继承，而继承中就包括模拟。有人创造得多，模拟得少，就得到大家的称赞。有人模拟得多，创造得少，或创造得不成功，大家就说他才气不足，贬他两句。
顾炎武曾经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顾炎武的话自然不错。可是，他说的是“登峰造极”。凡“登峰造极”的作品，当然不能留有模拟的痕迹，那必定是独创性的。顾炎武说的是诗文，如果就小说、散曲而言，那就还有商榷的余地。古代小说中某些“登峰造极”的作品，都经历了边“抄”边创造的漫长过程。某些古典小说名著，从话本开始（或更早），中经杂剧的滋补，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经过不知多少位无名氏的润色、补充，最后成为不朽的巨著。通过这条道路，《三国演义》成为历史小说的顶峰，《水浒传》成为英雄传奇的顶峰，《西游记》成为神魔小说的顶峰，《聊斋志异》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公案小说中的长篇，没有出现一二流的作品，像《三侠五义》那种水准的作品，已经是难得的佼佼者。而《三侠五义》也同样经历了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漫长道路。《三侠五义》中的狸猫换太子一案，就经过了长达七百年边“抄”边改的过程。
在《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中，一个刘皇后，一个李美人。在《包公案·桑林镇》里，刘与李平起平坐，都是妃子。到了《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刘又变成皇后，李成为妃子，刘的地位高于李。最后到了《三侠五义》，这个故事定型了，刘、李均为妃子。总的趋势是：李的地位上升，与刘拉平。这就加重了对刘的谴责。如果刘的地位高于李，那么刘、李之间还有个名分问题。按照传统的尊卑观念，刘的压迫李就可以得到某种谅解；而李的反抗刘则有“干犯名义”的嫌疑。现在两人关系摆平，都是妃子，应该在平等基础上竞争。所谓“竞争”也就是谁能先给皇上生个儿子。然而，刘搞阴谋诡计，将狸猫换了太子，使李被贬入冷宫。这样，刘就成为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衡量，刘的行为也没有一点可以原谅的地方。
在《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中，刘指使宫人寇承御去将太子弄死。在《包公案·桑林镇》里，刘生了一个女儿，李却生了一个男孩。刘指使郭槐作弊，用女儿换了男孩。在《万花楼杨包狄演义》里，添出狸猫换太子一节。这一变动为《三侠五义》吸收。这样，刘的形象更加阴险毒辣了。
在《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中，刘并没有直接谋害李本人。在《包公案·桑林镇》里，李被囚禁在冷宫。宋仁宗继位后，赦放冷宫罪人，李才被放出来。李住在桑林镇的一所破窟里，双目失明。到了《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又添出刘派人焚烧碧云宫，李由于得到寇承御的预告而侥幸逃出的情节。《三侠五义》从《包公案·桑林镇》中取来贬入冷宫的情节，从《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中取来焚宫几死的情节。《包公案·桑林镇》中住破窟、双目失明的描写也被《三侠五义》继承下来。情节增添减少的趋势是：刘的罪过加重，李的遭遇变得更加坎坷不平，因而也更加为人们所同情。
在《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中，此案和包公无关。到了《包公案·桑林镇》，这案子就和包公挂上了钩，成为包公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中，宋仁宗知道真相以后，并没有去惩罚刘后。宋仁宗说：“寡人若究起前事，又怕伤损我先帝盛德。”到了《包公案·桑林镇》里，宋仁宗竟要将刘扔到油锅中去，只是因为包公的阻挠，才“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刘氏才得以全尸而死。在《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中，刘自缢而死。在《三侠五义》中，刘于东窗事发后为寇承御冤魂所缠，惊惧而死，这样，既惩罚了刘，又使宋仁宗免去了逼死母后的罪名。
在边“抄”边改的漫长过程中，内容愈来愈丰富，人物形象愈来愈鲜明，情节趋于合理自然，组织更加细密。从《元曲选·抱妆盒》杂剧一直到《三侠五义》，虽然不能说其中的每一点改动都那么必要和准确，但总的说来，其间的进步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也大致经历了边“抄”边改，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与提高的漫长过程。在传统社会里，小说被人鄙视，写小说不是正经职业，所以，现在不应去责备古人的“抄”。但是，研究古代小说史的人，却必须研究这个“抄”的历史。究竟是谁“抄”了谁，“抄”的中间又作了哪些改动，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改了以后有什么效果，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由于年代的久远，小说历来为人所鄙薄，弄清这些问题也并非易事。
“天下小说一大抄”是古代小说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严格地说，这句话指的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这一类小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在成书过程中经过了无数人的加工，渗进了无数人的爱憎。从民间的传说中吸取营养，从民间的说唱中觅取灵感。一方面体现着民众的好恶，一方面也掺进了统治者的偏见。当然，民众也有偏见，民众也受统治者的影响。教育的权利、舆论的方向，是由统治者所控制的。所以，边“抄”边改的结果是使这些小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