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说好写人命案。这也许是因为人命案耸人听闻的缘故吧。出了人命，地保、里正报到州县，官府必然要去验尸。验尸就离不了仵作。可以说，哪里发生了命案，仵作就在哪里出现。
大尹看了，就叫打轿，带领仵作一应衙役，往赵家检验。
大尹问了详细，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仵作人所报不差，暗称奇怪。
——《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随即差个县尉，并公吏仵作人等，押着任珪到尸边检验明白。
——《古今小说·任孝子烈性为神》
府尹见说，且教监下；一面教拘集郑屠家邻佑人等，点仵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人并坊厢里正，再三检验已了。
——《水浒传》第三回
仵作不光是验尸，有时还要参加行刑、葬埋之类的工作：
一日文书到府，差官吏仵作人等，将三人押赴木驴上，满城号令三日，律例凌迟分尸，枭首示众。其时张婆听得老儿要剐，来到市曹上，指望见一面。谁想仵作见了行刑牌，各人动手碎剐，其实凶险。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
——《古今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监斩官惊得木麻，慌忙令仵作、公吏人等，看守任珪尸体，自己忙拍马到临安府，禀知大尹。
——《古今小说·任孝子烈性为神》
在清代，各州县、京师五城和刑部，均有仵作。仵作也属于在官人役。仵作的人数，雍正时曾规定大县三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州县的仵作，每人发一部必读书《洗冤录》。由州县委托专人为他们讲解。凡是出了人命，就由州县官带了他们去验尸，依照《洗冤录》相验，喝报伤痕，填写伤单或尸格，并具不敢隐捏甘结。仵作喝报有误，造成量刑不当的，照例要受到惩罚。清代的法律规定，“检验不实，失入死罪，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一般命案，一二名仵作就够了。如果是重大而有争执的案子，几名仵作就不够了。例如，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毕秀姑一案，几经反复，聚讼纷纭。刑部验尸时，“刑部满汉六堂、都察院、大理寺并承审各司员皆至；顺天府二十四属仵作到齐；又有刑部老仵作某，年八十余，亦以安车征至”。开棺后，“老仵作手自检验。惟时观者填塞，万头攒望，寂静无咳。老仵作先取囟门骨一块，映日照看，即报云：‘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桑尚书大骇，叱令细验，对曰：‘某在刑部六十余年，凡服毒者，囟门骨必有黑色，似此莹白，何毒之有！’”老仵作验毕，“向余杭原验仵作叱曰：‘尔等何所见而指为服毒耶？’答曰：‘我等原不肯填写尸格，官立意如此，不敢不遵。’”（祝善诒《余杭大狱记》）这位年届八十、工龄六十余年的刑部老仵作可说是仵作中的技术权威，但他的验尸也还是凭他多年的经验。
仵作的工作相当于现代的法医，可是，仵作的地位却不能与现代的法医相比。《洗冤录》中说：“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家，不思人命之重。”姚德豫《洗冤录解》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仵作贱役也，重任也。其役不齿于齐民，其援食不及于监犯。役贱而任重，利小而害大，非至愚极陋之人，谁肯当此！而望其通天人性命之学，知生知死，知鬼神之情况，又能不为势回，不为利疚，寄以民命得乎？故良吏必须熟悉《洗冤录》，与之辩论确切，方令其喝报。若任其喝报，求无冤不可得也。”
司法的腐败与黑暗自然要反映到检验尸体这一重要环节上来。《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对此有详细的揭露：
官府一准简尸，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钱，跟官、门、皂、轿夫、吹手多要酒饭钱，仵作人要开手钱、洗手钱，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烧香钱、朱墨钱、笔砚钱，毡条坐褥俱被告人所备，还有不肖佐贰要摆案酒，要折盘盏，各项各色甚多，不可尽述。就简得雪白无伤，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
从中渔利倒也罢了，更可怕的是，检验带有很强烈的偏向：“仵作人晓得官府心里要报重的，敢不奉承？把红的说紫，青的说黑，报了致命伤两三处。”《二刻拍案惊奇》的另一篇小说《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中也有类似的揭露：“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
另外，更可恶的是受贿假报。例如《不用刑审判书》一书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女子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她与情夫合谋，贿赂仵作。仵作验尸时，谎报无伤。州县官都被瞒过。后来，幸亏有一位邻县的知县看到孀妇丧服内露出的红裤，产生怀疑，重审此案，重新检验，才真相大白。
南宋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光辉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宋慈撰）。可是，在其后的六百年中，却步履蹒跚，终于落到了欧洲法医学的后面。其中的原因很多，而中国传统礼教和迷信反对尸体解剖是重要原因之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这篇小说典型地反映出古人对尸体解剖的反感与抵制：
官府动笔判个“简”字，何等容易，道人命事应得的，岂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伤简得出来，正人罪名，方是正条。然刮骨蒸尸，千零万碎，与死的人计较，也是不忍见的。律上所以有“不愿者听”及“许尸亲告逆免简”之例，正是圣主曲体人情处。
小说的主角——孝子王世名为了不简父尸，宁可承担无故杀人的罪名。作者之所以要塑造并讴歌这样一个形象，主要是为了表现他对简尸的反感。检尸与孝悌尖锐对立，不可调和。最后，王世名撞死阶上。为了免简父尸，献出了生命。小说把王世名的死渲染得“轰轰烈烈”。但是，从今天的眼光去看，这完全是不必要的牺牲。事实上，对于尸体解剖的强烈反感（尸检也还不是解剖），是使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学迟迟不得发展，使中国古代的法医学始终局限在尸体外观检验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篇小说所谓的“圣主曲体人情处”，指的是法律上有关免简的各种规定。例如，早期的大明令上就规定：“凡诸人自缢、溺水自死，别无他故，亲属情愿安葬，官司详审明白，准告免检”；“若事主被强盗杀死，苦主求免检者，官为相视伤损，将尸给亲埋葬”；“狱囚患病，责保看治而死者，情无可疑，亦许亲免检”。
仵作的职责限于尸体的外观检验与观察，所以，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与技术。根据传统的看法，检尸本身就是一种不吉利的事，因此仵作的地位是很低的。在明清小说中，虽然常常要提到仵作，但是，真正写成了文学形象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水浒传》中的何九叔。这个何九是个团头，兼任仵作，所以他的地位比一般的仵作又要略高一点。武大郎被毒死，西门庆来贿赂何九，何九当时感到很为难。西门庆有钱有势，与官府有勾搭，得罪不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卖炊饼的，是人人看不起的“三寸丁谷树皮”。可是，武大郎有个了不起的弟弟，这弟弟就是景阳冈上打死老虎的武松。“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长期生活在夹缝中的小人物何九叔，自有他的处世哲学。他的方针是谁也别得罪。凡事都要留下后路，不能把事情做绝了。何九的妻子也不简单，她与何九配合默契，是天生的一对。何九回来后，妻子叫他做两手准备：
若是停丧在家，待武松归来出殡，这个便没什么皂丝麻线。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烧他时，必有跷蹊。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眼错，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若他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何九不与西门庆作对，要埋就埋，要火化也请便，不作梗，不声张，静观其变。与此同时，要“张人眼错”，藏起两块骨头，留下证据。何九身为仵作，是武大郎毒杀一案中重要的证人。他与任何一方合作，都会对另一方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自然地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他倾向任何一方，都可能遭到另一方的嫉恨和报复；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从事。武松在与地头蛇西门庆的较量中终于占了上风。强烈的复仇精神，大胆周密的复仇计划，一不做、二不休，果敢无畏而又精细机警的性格，不但是武松战胜西门庆的条件，而且也是使证人何九终于放弃骑墙态度、倒向武松一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