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复仇问题议论纷纭，始终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可是，有趣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复仇者始终是被同情、被歌颂的对象。一般的民众极重恩怨，知恩不报是要被视为小人的，至于恩将仇报，那就简直不是人了。私人之间的恩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何况杀父之仇、杀兄之仇呢。关羽受过曹操的礼遇，他后来可以违反孔明的军令，华容道上把曹操放走了。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被唐公李渊误认为是强盗而射死，单雄信因此而宁死不归唐朝。这些虽是小说家言，而复仇主义之深入人心、恩怨观念之主宰民众的思想，由此可见。
曹植的诗《精微篇》这样称一位手刃仇人的女子：
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
一片赞扬、钦佩之情，没有一点法制观念。
李白的诗《东海有勇妇》，写得更夸张：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跳跃，三步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
曹植写的是女子报杀父之仇，李白写的是勇妇报杀夫之仇，都写得那么豪迈壮烈。杀人复仇，理直气壮。一个是“身没垂功名”，一个是“粲然大义明”，都是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中唐诗人贾岛的名篇《剑客》，更是大有鼓吹复仇的嫌疑：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唐人小说中不乏复仇者的身影。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就是写一位奇女子复仇的故事。谢小娥十四岁的时候，父亲与丈夫倶为强盗所害。她自己“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数年之后，谢小娥终于报了父亲、夫婿之仇。凶手之一申兰被她亲手杀死，另一个凶手也被捉拿归案。当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其志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从表面看去，这样的结果好像是道德对法律的胜利，但实质上，道德与法律都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
蒋防的《霍小玉传》讲了一个爱情悲剧。李益负心而弃小玉，小玉“韶颜稚齿，饮恨而终”。霍小玉的复仇方式十分特殊：
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这是作者为一位弱女子所设想的复仇方式。
明清小说中，不时地可以发现复仇的故事。《水浒传》中的复仇故事就特别多。有仇必报，有恩莫忘，是水浒英雄们共同尊奉的一大人生准则。鲁智深平生好打不平。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都是替别人报仇。难怪金圣叹要感慨地说：“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而武松就是替自己、替哥哥复仇，武松的一生是复仇者的一生。他替哥哥武大报仇，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如果不是为了留下一个活证，那牵线的王婆也难免一死。武松对她是恨之入骨，留下她是万不得已。小说对武松复仇的具体情景描写得极为细腻，杀死潘金莲的场面写得充满了血腥味：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这种镜头未免过于残忍，那种复仇的气氛却因此而渲染得十分浓烈。
武松后来遭到蒋门神、张都监的暗算。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一家男女十五口人，张都监并夫人、奶娘、儿女，无一幸免。武松还用衣襟蘸血，在白粉墙上，大书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的仇真是报得痛快，可也未免太过狠心了。武松就是这样，复仇之心特别强，谁要是惹了他，决不轻饶、决不手软。
石秀的复仇心一点儿也不比武松差。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勾搭，被石秀冷眼瞧破，告诉了杨雄。杨雄醉后失言，被潘巧云看破机关，就反诬石秀调戏她。后来石秀竟杀了和尚，杀了替和尚传信息的头陀。接着，又与杨雄一起杀了潘巧云。不仅如此，连潘巧云的贴身丫鬟迎儿也没有放过：
石秀边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应道：“果然，兄弟把刀来，我自动手。”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
“三言”“二拍”中亦颇多复仇的故事。诸如《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李玉英狱中讼冤》《蔡瑞虹忍辱报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满文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都是歌颂复仇的作品。
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的观念深深地渗入民众的意识之中。复仇故事也随之而获得了新的模式。公案小说中的很多案件，都依靠冤魂显灵而得以解决。《包公案》中一百条案例，冤魂显灵、血仇得报者十之五六。《三侠五义》中狸猫换太子案及乌盆案，冤魂的出现对破案起了关键的作用。
宋元明清以后，君主专制日趋加强，生杀之权集中到皇帝手里。明清公案小说中的冤案，常常不是冤主自己来复仇，而是由清官来为民申冤。这是公案小说的重大转折，这一重大转折主要发生在元代。元杂剧中一系列包公戏的出现是这一转折已经来临的标志。
唐传奇中的复仇者是受害者自己。元杂剧中的受害者，一般都要依靠包公这样的清官。宋代话本中的复仇故事，处在过渡状态，还没有塑造出鲜明的清官形象。
因为有了因果报应之说，一些历史人物没来得及复仇的，到了小说里，便能如愿，大报其仇。《古今小说》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是典型的例子。汉高祖杀功臣，历来为人所不满，为韩信、彭越、英布喊冤的，大有人在。可是，历史总归是历史，刘邦早已化为黄土，这仇无法报了。然而，有了因果报应之说，事情就好办了。今世不报，来世让他报了罢。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历史无法解决的复仇难题，小说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虚构，轻易地解决了。韩信冤死长乐钟室，让他转世成曹操。刘邦残忍无义，让他转世为汉献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胆战魂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清代的《说岳全传》也如法炮制，原来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金翅鸟啄死了女土蝠，又啄瞎了铁背虬龙的左眼。于是，虬龙转世成为秦桧，女土蝠转世成为秦桧的妻子。以后，秦桧夫妇东窗定计，“连用十二道金牌，将岳爷召回，在风波亭上谋害”。
源远流长的复仇故事，一直得到文学家的青睐。民间的复仇行为既反映了社会的不平，也反映着民众对法律的失望。司法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使民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法申，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报仇雪恨。所以，复仇主义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人们爱听复仇的故事，爱看复仇的小说、戏曲，这就是复仇题材长盛不衰的社会根源。文学中的复仇者十之八九是正义的，他们总是成为文学作品热烈同情、歌颂的对象。这些复仇者常常是各种冤假错案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他们能得到广泛的同情与谅解。
宋元明清以后，中央集权日趋加强，生杀之权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公案小说中的冤仇也必须由清官来处理，民众的复仇愈来愈不被统治者所容忍。公案小说中的复仇题材逐渐走进了死胡同。旧式社会越是走向它的暮年，包公、海瑞式的清官就愈少，个别人想做包公、海瑞也做不成。现实生活中都是墨吏贪官，但公案小说还在大写包公。现实生活中都是冤假错案，公案小说还在大吹“明镜高悬”，这就离现实生活太远了。所以，复仇题材到了明清，反而一蹶不振，产生不出优秀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