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聂自小在京城核心地带南池子大街附近长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此地始终为皇家祭祖重地。
与世界之上的许多崇拜神灵的国度不同，自周公、孔子倡导礼制文明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不近鬼神，一派唯物。但这个民族也有一种宗教仪式，那就是祭祖。这一传统之下，中国人敬祖先，讲资历，两千多年来，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重人情，淡法律，谋私利，少公德，喜灵活，轻规则的家族文化与熟人社会。上对列祖列宗，下至子孙后代，国人心中的敬畏全在不给先人丢脸，人生最高境界皆在光宗耀祖，一片封建意识中，夹杂着血源至上的基因。从皇家起，自上而下，都把祭祖一事看得格外重要，并专门为祖先设立了一个节日——清明节，此为人类文明所独有。
明朝永乐年间，从南京搬回北京的成祖朱棣，在自己工作与居住的宫殿旁设计了一个专门用于供奉祖宗牌位、祭祀先人的地方，此地在明清两朝中被称之为太庙。
事关风水，百姓近前不得。
太庙的周围都是侍奉皇家的活计，在很长的时间里，京城平民多止步于东华门那边的北池子大街。但近南池子这边，每有招牌立于街中：皇家禁地，闲人莫入。
人民军队打下江山之后，人民领袖大手一挥，人民政府的地盘，哪有人民莫入的道理。按他的想法，干脆连中南海都开放了，成为人民公园，我和东兴他们呆在西山的双清，不扰民，又清静，挺好。
后有政务院领导进言，主席呀，您一个人呆在香山，大家从城里前来汇报工作，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岂不给沿途广大人民制造很多麻烦？
闻此，人民领袖改变了主意，中南海及周围由此愈加热闹。
不过，开明的内阁还是决定，将天安门连同两侧左祖右社，全面对人民开放。天安门西侧那些建筑群，辽金时期被称为兴国寺，明清时称为社稷坛，新中国政府将其更名为中山公园，以纪念革命先驱孙中山。至于天安门东侧的那片遍布着苍松翠柏的太庙，新政府更是意味深长地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所谓的风水，你们当年不是让老百姓禁止入内吧，我们人民政府非但要让人民进到你的苍松翠柏当中，还偏要让那些身着工作服的广大劳动人民进得门来，靠在你故宫的护城河边，眺望着这座高贵的紫禁城。历朝历代权贵骑在百姓脖子上的篇章已经翻过，天下本就是人民的，人民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宫殿。
后来，从沈阳搬进京城的聂局一家五口，住进了离人民宫殿一街之隔的南池子小区，算是当代社会离皇上最近的一批臣民了。想当年，此小区的业主基本上都是专职伺候皇族太庙的可靠家庭，当时代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后，从成分上分析，南池子这边的居民依然是些有着红色背景的人类，出入其间。
老聂小时候，跟着姐姐与弟弟们，有事儿没事儿就爱窜到人民宫殿这边的老河绿树边，上下攀爬，左右玩耍。
只是自高伯伯出事之后，聂局这边的政治压力也无形中沉重了。说起来，毕竟都是从沈阳那边过来的东北干部。入京第二年，中央就出现了一个高饶反党集团，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老聂父亲是个读书人，尽管平时忙的都是些技术上的事情，可在镰刀斧头印在红色旗帜中间的时代里，读书人的内心多是自卑的。随着工农党当道，多数时间里，学者们境遇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从党旗上看，这个红色组织让那些手执镰刀斧头的人当家主事，实为名正言顺，你们这些读书人夹在其中，不过是广大劳动人民帮你抬了轿子，就像当下全球各国无数的工党或劳动党，即便执政，当中的读书人也是搭了广大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便车。
在人民领袖高瞻远瞩的宏大思维体系里，所谓读书人，在其心目中通常只有八个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几千年来，凡成伟业者，皆大老粗出身。从秋收起义开始，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打江山的主力还不是我们工农大众，你们这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那时节都在忙着什么。喝咖啡，写文章，发牢骚，骂政府，那时节因为统战需要，骂得越凶，在野党听来越是舒服，可现在江山是我们人民的了，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恶习不改，还不老老实实闭上鸟嘴，实为不智。当年，秦始皇将你们这些成天就喜欢厚古薄今的人给埋了，还不是因为你们的那些鼓噪太过烦杂。在坑儒这个问题上，每个后来的执政者都和秦始皇的心境是相通的。
自古来，智者决策中权衡利弊得失的时候多，愚者抱怨中纠缠真假对错的兴趣大。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中，单位里的聂局自是谨言慎行，埋头业务，远离政治，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然而在那个革命时代里，随着时代的洪流，每个人都会身不由己地被周围裹挟向前，白天上班工作外，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开会，对别人交心，于自己批评，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回到家中，由于老三之后，几年里家中再添两个弟弟，五个孩子吃喝拉撒，入托上学，前后令人操心不已。尽管孩子的外公从湖北赶过来帮忙，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拥做一团，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夜里，两口子在枕边，研究来，商议去，最终决定将稍懂点事儿的老三卫平与还在满地上抓东西往嘴里塞着吃的小五继志，送回农村老家。聂局说，现在爷爷奶奶身体还好，尚带得动孩子，有他们的照料，我放心。小时候，我们河北农村老家的生活条件比现在不知差到哪里去了，可当地的孩子不也都一个个健康地长大，且有勤奋的孩子考进了大学。
看着两个实在太小的孩子要被送往农村，特别是最小的老五，吴贵娥内心实在是舍不得。无奈自己在单位里的担子正在变得越来越重，她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为北京机床厂，所在地为当年的大北窑，现在的国贸桥附近，早晚骑车顶风冒雨，上下班距离不近，加之当年的吴科长，现在已官至万人规模的厂领导，北京市委排名第二的刘书记重点培养的对象，平时白天的事情甚至比老公还多。
那时节，不但厂里的事儿多，从国家到国际，事端亦不少。
1957年，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由于赫鲁晓夫的态度，一时间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瓦解分化，国际形势动荡不堪。就在苏军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知识分子上街游行不久，在中国大地之上，随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一时风声鹤唳，大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那一刻里，北京所有单位里的领导们各个手忙脚乱，谈政色变。
鉴于此，尽管老聂的母亲内心一万个不情愿，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咬着牙关将尚在淘气阶段的小三及尚在吃奶之际的小五，从京城大院里，送回了缺医少药的河北老家农村，由祖辈抚养。由此，就有了后来多数媒体与网站在录入聂棋圣的出生地时，将其确定为河北深州。
其实，今天所有关注中国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从老聂母亲出生的湖北黄冈到他父亲成长的河北衡水，其教育水平之高，都是相当震撼的。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无数学子，提起黄冈与衡水的教育水平来，除了北京西城海淀的几个实验中学与附中外，上述两区的基础教育在全国的地位，基本上就是围棋界的九段。从黄冈或衡水中学里出来的孩子，基本上直通清华北大。
就这样，在老聂5岁，小弟弟1岁之际，两个人来到了父亲的老家农村，生活了两年多，直至重回京城南池子上学，两弟兄情深，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