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化真快啊！20世纪80年代，美国只是一个超级大国。10年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辩的超级强国，美国的全球优势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今天，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飓风[1]引发的巨大失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美国的衰落了。
当超级强国（hyperpower）这个词首先用于美国时，其本意并不是褒义的。这个词是法国外交部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对美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之一，当时他宣称，法国“不能接受政治上的单极世界，也不能接受文化上的统一世界，更不能接受一个超级强国的单边主义”。虽然，韦德里纳在使用“超级强国”时带有指责口吻，但是他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韦德里纳指出，美国已经“在各个方面具有了主导性和支配性”：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思想、观念、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也处于支配地位”。[2]
但是，今天，这种认为美国“在各个方面具有主宰作用”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名副其实了。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但是在很多方面正在受到挑战，它的自信已被动摇，它的威望已受到损害，由于将数千亿美元投入一场胜负不定的战争，它的国库受到了重创。同时，其他强国正在兴起，都想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欧盟不仅人口在不断增加，其国内生产总值也与美国旗鼓相当。拥有1/5世界人口的中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以后，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自强之路。中国、欧盟或者其他竞争者，比如印度，会不会超越美国，或者说至少是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重建一个多极世界秩序呢？
美国是否能维持它的超级强国地位，对世界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在21世纪，世界是否需要一个“美利坚帝国”，来对抗种族灭绝、流氓国家和“破坏自由世界秩序的恐怖组织”[3]呢？或者，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美国这一超级强国就是世界和平和全球稳定的威胁呢？[4]从美国的立场上来看，美国的衰落将意味着失业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更容易受到攻击？美国超级强国的身份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未来的破产，招致世界的怨恨，并使它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呢？
本书讨论的主题超级强国，并不是一般的强国或者普通的超级大国，而是帝国。以前，曾经有过很多讨论帝国的文章，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5]分析帝国的兴衰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古老的消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思想是雅典陷落的原因。爱德华·吉本则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代，保罗·肯尼迪将大国的没落统统归咎于“帝国的过度膨胀”，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溃》（Collapse）一书中则将“环境破坏”作为罪魁祸首。“9·11”以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讨论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既有欢呼又有谴责，这一研究队伍几乎成了一个行业。[6]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系统地分析过极为罕见的超级强国现象以及少数几个社会的本质，这些国家和社会在历史上可谓寥若晨星，但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中隐藏的动力还有待揭示。一个社会是如何发展为一个强国乃至世界霸主的呢？一旦一个社会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什么力量可以导致它的衰落呢？历史上，超级强国的兴起和衰落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教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之前的这些超级强国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本书的主题如下：虽然这些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些虽充满争议但确实获取了全球霸权的超级强国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衰落时期，这些超级强国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实行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政策，而宽容也播下了没落的种子。几乎在每一个超级强国的发展史上，宽容最终都会导致一个临界点，此时它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
首先，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世界主导力量”的含义。对于这个名词，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特别是考虑到在2000年前甚至500年前，在轮船、飞机和科技大幅缩小地球之前，世界要大得多。例如，鼎盛时期的罗马显然是一个世界霸主，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超级强国了，虽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此时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强国——中国的汉朝，但是二者几乎没有联系。如果认为罗马国只是自己所在小世界的霸主，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阿兹特克人和埃及人也是他们所在世界的霸主呢？塔希提是不是也是自己狭小世界的超级强国呢？
如果说塔希提也是一个世界霸主的话，那么对超级强国的定义显然太过宽泛了。那么，正确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呢？与罗马帝国相比，那个曾经统治中美洲但又不能认为是世界霸主的阿兹特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二者之间存在着几个比较突出的差别：一、版图。罗马帝国的版图为5.2亿公顷，而阿兹特克的版图在285万至1994万公顷之间。[7]二、人口数量。罗马统治的人口大约为6000万人，而阿兹特克的人口在100万～600万之间。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汉朝）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罗马；罗马与当时处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社会竞争并战胜了它们。而其关键的差异在于，罗马不仅获得了它所在世界的霸权，而且也获得了整个世界的主宰地位。
因此，为了便于讨论，我用以下三个条件来评判一个国家或帝国是否属于超级强国：它的实力必须明确优于已知的同时代的所有对手；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它不能明显低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实力必须散播到地球上极为广阔的地域，统治数量巨大的人口，打破当地或区域界限。按照这个定义，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就不能算作世界霸权国家，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冷战时期的美国也不能算作世界霸主。这些国家都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它们都有势均力敌的对手。
本书主要讨论那些真正符合超级强国条件的国家，并分析在每一个超级强国时代，宽容对于这个国家的兴起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宽容如此重要。这一说法起初似乎令人惊讶，但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解释。
要成为世界霸主，而不仅仅是地方或区域性霸主，这个国家必须在技术、军事和经济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世界为世界霸主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包括智慧、体力、技能、知识、创造力、网络、商业创新和技术发明，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宗教团体中找无法找到的。要在全球范围内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这个国家必须摄取或者激发世界上最好和最优秀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信奉什么宗教，或者具有什么历史背景。这就是历史上所有超级强国的共同点，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再到大英帝国，它们都是通过宽容来实现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
有人会说，等等，这些超级大国是宽容的？成吉思汗的大军常常屠杀整个村庄，然后把尸体作为充填材料扔在护城河里。而波斯的大流士在把俘虏钉死在尖桩上之前会割掉他们的耳朵和鼻子（大流士的前任冈比西斯二世曾经活剥过一个腐败官员的皮，并将之变成了椅垫）。按照后殖民统治时期的研究成果，大英帝国也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基础上的。难道，这些帝国都能被说成是宽容的吗？
虽然令人惊讶，但我不得不说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必须指出，我谈论的不是现代人权意义上的宽容。我所说的宽容，并不是指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平等。[8]相反，我用“宽容”这个词仅仅是表明非常不同的人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工作和发展，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一种策略。准确地说，本书所说的宽容是指不同民族、宗教、种族、语言或者其他背景的个人或团体在某个社会中共存、参与和发展的自由程度。
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并不包含尊重意味。当罗马统治者从各地招募武士组建自己庞大的军队时，一直把自己看成上帝的宠儿，对其他民族经常表现出歧视，例如“完全野蛮的”凯尔特人、“连续数天生活在潮湿的肮脏之所”的“不穿衣服的喀里多尼人”、长着“巨大四肢”的“人数众多的野蛮”北欧人。[9]而且，宽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可以获得宽容，而那些没有用的人则被放逐或被暴力镇压。18世纪末，英国人开始接受那些信奉新教的苏格兰人，把他们当作不列颠同胞，这在苏格兰人被当成帝国建设的资产时变得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新型的英国式宽容从来没有降临到爱尔兰天主教徒身上。[10]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宽容这一关键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追逐世界霸主的竞赛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宽容性是否符合某种绝对永恒的标准，而是这个社会与其他竞争者相比是否更加宽容。因为宽容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即便是那些被统治者包容了的人也可能受到残酷的不平等对待。19世纪末，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认为，与自己在俄罗斯遭遇的大屠杀相比，美国是幸福的避风港，但是当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仍然面临着反闪族主义[11]和反犹太主义的苦恼。
但必须说明，宽容并不是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充分条件。不论多么宽容，不丹王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要成为超级强国还需要额外的附加条件，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资源和领导能力，等等，只有当所有这些条件完备以后，才能造就罕有的超级强国。当然，运气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使具备了运气也不一定就必然获得并维持全球的统治地位，这还取决于当时的竞争状况。
但我认为宽容是实现世界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相对地，我也认为狭隘与超级强国的没落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要想清晰地把因果关系分离开来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很难说是狭隘导致了没落，或者说狭隘是没落的一个副产品。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命题可能都是对的。
最后，我认为，并不是说更多的宽容总是带来更多的繁荣，或者繁荣必须以宽容为前提。曾经有很多狭隘的社会获得了富足和强大，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依靠种族纯化、宗教狂热，或者民族清洗获得过世界霸权地位。若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治地位，仅仅依靠高压政治是远远不够的，且迫害政策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而种族或者宗教同化政策，例如拒绝与外族通婚的规定，也是徒劳无益的。
美国或许是通过宽容政策获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典型。当然，从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美国和罗马帝国一样，同样不是人权问题的好榜样。美国实施过奴隶制，它曾经残忍驱逐甚至还大规模屠杀土著民族。然而，自建国伊始，美国便经过一场伟大的革命获得了宗教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并且所有阶层和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可以享受这一优越制度，于是美国吸引、鼓励，并利用了无数移民的力量和智慧。
移民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和成功，从西部大开发到工业的爆炸式发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不与此有关。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在原子弹研制竞赛中获胜，与它能吸引那些为了摆脱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欧洲科学家有直接关系，虽然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还有待商榷。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2]的裁决和民权运动的进步，虽然出现过反复，但美国还是发展为世界历史上在民族和种族层面上最开放的社会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世界统治地位。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强国，与苏联解体有一定关系。但这也反映了美国在蓬勃发展的计算机时代惊人的技术和经济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与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大批富有才华和勤奋素质的移民有直接的关系。硅谷促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爆炸，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创造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从根本层面上来说，美国获得世界统治地位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一样都得益于宽容思想，但又与其他帝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是第一个依靠成熟的普选民主制度获得超级强国地位的国家。它是在继世界人权和国家主权获得普遍认可后出现的第一个超级强国。而且，美国是第一个面对全球恐怖网络威胁的超级强国，这些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种史无前例的综合性因素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极为困惑。美国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如何解决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美国是应该维护自己超级强国的地位，还是应该恢复世界多极化秩序？哪一种对世界和美国更为有利？
但是，在柏林墙刚拆除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弗朗西斯·福山[13]（Francis Fukuyama）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市场和民主“将所有朋友和敌人转变为竞争者”，允许“任何地方的人民实现自己的理想”，消除“地理界线和人为界线”。[14]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式的民主是城市中的唯一游戏，美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的领导者。
现在回顾起来，或许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会再卷入战争或者遇到军事威胁。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具摧毁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外很多人认为，这个新的超级强国不会出于扩张和帝国建设的需要而采取军事进攻战略。当谈到美国的军事力量时，人们谈论最多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出于人道主义使用武力（例如在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美国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即那些节省下来的巨额军费。人们似乎认为，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强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也没有军国主义计划。
但是，2001年9月11日，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月之内，这个超级强国进入了战争状态。一年以后，美国颁布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宣称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权力，并致力于维持美国的单极军事优势。突然之间，到处都在谈论美利坚帝国这一话题。媒体上也出现了相关言论，不仅《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这样的报纸上出现了相关的文章，甚至连《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大家异口同声地支持美国执行帝国主义路线。麦克斯·布特（Max Boot）在《美利坚帝国研究》（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一文中旁征博引地指出，阿富汗和其他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今需要一种开明的外国管理，这种管理曾由脚穿短马靴、头戴木髓太阳帽的自信的英国人提供。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断言，“恐怖主义的解决途径在于殖民统治”。2003年初，哈佛大学人权学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词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国的未来呢？”他认为，美利坚帝国“像伊拉克一样，是民主和稳定的最后希望”。同一时期，尼尔·弗格森呼吁美国应该抛弃恐惧，披上大英帝国曾经的帝国外衣。[15]
这些支持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显然，没有人试图像过去称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那样称乔治·W.布什总统为“中东皇帝”。相反，大部分支持美利坚帝国思想的人只是认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美国都应该更积极地奉行军事干涉主义，从而实现某些地区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也就是消灭独裁统治、“流氓国家”和其他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政权，然后建立市场化的、民主化的、亲美国的政府。一位时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21世纪的绝对统治将以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作为旗帜，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制推行”。[16]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9·11”后出现的创建美利坚帝国的呼声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占领并改造了德国和日本。如果美国那时候能够成功，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这样做呢？面对无法估量的恐怖威胁，在“9·11”以后为什么不能实施同样的政策呢？为什么美国不能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担负起给世界带来文明、现代化以及和平的责任呢？
“9·11”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包括那些从不喜欢“帝国”这个词的人，或者那些自认为是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可能是这些人的代表。虽然怀疑布什政府所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靠性，并坚信美国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石油利益，但是弗里德曼却支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以便“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与伊拉克人民携起手来”，建设一个人们渴望已久的稳定的民主社会，“让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提高妇女权利，实施现代教育”。同样，迈克尔·伊格纳蒂夫，这位“美国入侵伊拉克最著名的自由派支持者”写道：“现在的事实是，左派人士和右派孤立主义者都反对这种做法，前者甚至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路线是万恶之源，但是伊拉克有很多人希望美国用武力为他们带来自由。”[17]
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忽略了历史教训，不论他们使用了帝国这个词，还是称之为民主化或者国家建设。现在，美国正在面临着自帝国出现以后就存在的一个严肃问题，只不过这一问题是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曾经导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世界霸主的灭亡。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我将之称为“黏性”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饱受争议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的主题。亨廷顿提出了反传统政治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持续不断的移民，尤其是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的移民，有可能会危害美国以盎格鲁—新教教徒为主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亨廷顿警告说，除非美国重新明确它的民族身份，否则必将“变成一个包含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政治集团的松散联邦，大家除了都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以外，很少或者没有共同点”。
亨廷顿一直饱受诟病。其原因在于，他露骨地进行了民族煽动和攻击，例如，他说墨西哥裔美国人数量激增，就像兔子那样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他还说墨西哥人可能在试图把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和得克萨斯州收回去。但是，我倒认为亨廷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即美国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黏性”将众多次一级的小社会聚合在一起。历史上的很多超级强国，包括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蒙古帝国，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感，所以不能团结它们众多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臣民而最终衰落的。[18]
但是，亨廷顿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正如我后面指出的，当超级强国的核心民族变得狭隘，重新强化其所谓的“真正”身份，提倡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试图驱逐或排斥“外族”和“不可同化”民族时，整个社会就会分裂瓦解，并最终会导致超级强国消亡。从这个角度来看，摧毁美国社会结构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试图将美国身份与单一的原生民族或者宗教团体捆绑起来。而亨廷顿正是这么做的，他认为“美国特性”就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享有特权的白人）文化和WASP的价值观。虽说亨廷顿承认存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人（显然不包括拉美裔美国人）是可以接受WASP价值观的。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亨廷顿没有看到美国民族认同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国内，而在于国外。在美国境内，美国特别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在种族和宗教层面上中立的政治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足以将不同民族、宗教和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但问题是，美国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美国人本身。由于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包括在60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大多被当地人视作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以及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消费品品牌和文化，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被人感受到。在美国本土以外，那种原本将美国人聚合起来的黏合力不能将世界上的几十亿人口以同样的方式黏合起来。
历史表明，超级强国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寻觅一些确保各地区效忠的方式，或者至少得到它所主宰的外国人口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单单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树立了一个世界霸主的最佳榜样，它成功地赢得了被征服人口的支持，有效地将他们聚拢在罗马核心统治的周围，这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实现的。作为古代帝国的唯一特例，罗马创造了一种政治从属和文化融合政策，将那些分布在遥远地区的各个不同民族凝聚到一起。同样，今天的美国也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影响，包括超级偶像、星巴克、迪士尼、芝士汉堡、可口可乐和SUV汽车，所有这些吸引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的关注。
古罗马帝国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它可以将自己征服和统治的人民变成帝国的一部分。被它征服的英国人、东欧人和西非人都成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帝国的臣民，当然主要是指男性精英和公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不无钦佩地指出，罗马摧毁了自己的邻国，并通过“允许陌生人自由享有它的特权和荣耀”创造了一个世界级帝国。[19]
但是，美国并不是罗马。美国创建了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并通过它成为世界霸主，所以美国没有试图或者想要让外国人成为它的臣民，当然也就不是它的公民。当美国政府说要把民主制度带给中东时，它根本没有考虑在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伊拉克人或者叙利亚人的投票。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标榜自由与民主，但却产生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疯狂的反美运动。今天，世界上的数十亿人口，且大多数是穷人，他们想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但是又不想受美国的控制；他们试图像美国人那样吃穿住行，但是却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他们屡屡听说美国代表着自由，但看到的却是美国人只注重自己的私利。
那些支持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们一直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想告诉人们，与统治世界的帝国相比，美国更像“野蛮的”蒙古帝国，而不是罗马帝国。
社会学家有一个概念叫作“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故意选择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实例，而忽略那些非支持性的实例。为了避免这种选择性偏差，我尽可能把自己的网撒大一些，并分析每一个符合世界霸主特征的国家。
因此，我分析的一些世界霸权国家，例如荷兰共和国，和其他例证相比，没有明确的世界支配地位，或者说根本不是世界霸主。但是，为了确保在世界霸主对象的选择上更审慎，我宁愿多选也不会少选，这种选择的结果同样支持了我的观点，即宽容促进国力的提升，狭隘导致国力的衰退。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一部分分析现代以前的超级强国。第一章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以亚历山大大帝结束。第二章讲述罗马帝国。第三章分析中国的唐帝国，其鼎盛时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没有明帝国那么广为人知，唐帝国具有明显的霸权野心。第四章分析了蒙古帝国。
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出现了伟大的宗教帝国，包括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古代融合性的宗教认为不同的民族可以信奉不同的神，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坚持只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从这个意义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古代融合性的宗教不同。但无论经文要义是否会惩罚非信众，但上千年的宗教冲突、流血和战争却是由此引发的。
第二部分是分析宽容的启示作用。在西方，宗教战争时代慢慢让位给启蒙时代。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来说，宽容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是一种美德，甚至是一种责任。宗教迫害不仅是一种低级策略，它还违背了道德良知中的自由属性。所以，便出现了现代的宽容理想：宽容不再是精于算计的君主的统治策略，而是成了“人权”的一个基本因素。启蒙运动促成了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出现。一方面，新宽容主义使欧洲1000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超级强国成为可能；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因为倡导广泛的平等、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等原则，启蒙运动为之后所有的帝国埋下了引发众多问题的种子。
五、对中世纪的西班牙进行了简单分析。西班牙是启蒙运动前欧洲强国的代表。宗教多样化是西班牙的突出特点，其国民人口中拥有大量穆斯林和犹太人。但是，西班牙最终没能抵制住那个时代的狂热，宗教屠杀、驱逐和宗教迫害断送了西班牙社会，扼杀了它的繁荣，这充分说明了基督教的狭隘思想阻碍了中世纪欧洲大国获得世界霸权的进程，西班牙就是典型代表。
六、讲述了荷兰共和国这个小国如何出人意料地崛起。荷兰是第一个接受新宽容思想的欧洲国家。1579年，当欧洲的其他地方还沉浸于狂热的宗教斗争时，荷兰共和国却在自己的建国宪章中明确支持宗教自由。几乎一夜之间，它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的宗教难民，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而且来自整个欧洲。其直接结果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发展也最为快速，具有“生产、商业和金融的巨大优势”，具备了成为世界霸主的“罕有条件”。[20]
七、简单对比了三个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霸权的非西方的帝国，中国的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
重新把目光转回西方，在第八章中讨论了大英帝国，这是继荷兰共和国之后欧洲最具宽容性的国家。其“统治的地域不断扩大”，如果把它控制的海洋也算上的话，这个国家占据了地球表面积的70%。但是，当英国人遭遇非洲人、亚洲人其他非白人时，他们的宽容就消失了。无论英国人如何认为自己很开明，他们从来没有克服自己的殖民种族主义思想，这是该帝国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部分引导我们从英帝国时代进入现代。第九章讨论了宽容在美国从一个殖民地新贵到全球霸主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十章讨论了两个以狭隘思想和民族纯化为基础的世界强国，纳粹德国和日本。第十一章分析了美国当今面临的主要对手。
十二、试图将历史教训应用于21世纪，特别是有关美利坚帝国的讨论中。2500年以来，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超级强国都面临着两个同样严峻的挑战：维持促使其兴起的宽容政策和构建共同的纽带——确保它所主宰人民的忠诚或者至是臣服。过去几年中，美国试图巩固其海外世界霸权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这两个挑战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要想维持其超级强国的地位，或许首先应该停止其称霸全球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