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印第安纳州西拉法耶城的一个小女孩时，父亲告诉我，我是一个半神的后代。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有点儿难以理解。但是据说我曾祖父曾经是中国福建省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慈善家，在他死后，人们曾经看到小鬼儿，或者如父亲所说，中国的小妖，在他的坟墓上跳舞，于是村民们就开始传扬他是一个神人（罗汉）。
30年后，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女儿们听，并在1999年，和丈夫一起带着她们去了中国塘东——曾祖父生活过的地方。根据父亲的描述，我希望在南中国海的一大片白色沙滩旁，找到一座破败但尚能看出昔日荣耀的府邸。据说，如果天气晴好，在那里可以看到台湾。
从厦门乘坐出租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闷热旅途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塘东。那确实是一个海边的小村庄，而且确实有白色的沙滩，但是却没有所谓的府邸。事实上，海滩上堆放着很多高约9米至12米的牡蛎壳堆，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道。除了几只骨瘦如柴的母鸡，整个村庄似乎空空如也。尽管可能辉煌过，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1999年的塘东，像一个极度贫穷的村落。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村民，他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前面就是小镇长长的土质主街。他张着嘴盯着我们，于是我看到他的四个门牙已经脱落了。我操着方言告诉他我的姓氏，并问他是否知道蔡家人居住的地方。
这位村民对着我眨了半天眼睛，然后转身挥了挥胳膊，咕咕哝哝地说：“这条街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蔡，另外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劳。”
突然一下子找到了将近200名新的近亲族人，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找到老宅的努力只能宣告失败。不过令人慰藉的是，我们找到了曾祖父的坟墓。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曾祖父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尽管现在它的旁边就是市政排水管道，但是小镇上的人们仍然认为它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
除了曾祖父，我还执着地希望能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中国祖先。有一位远亲，他曾经搬了三次家，收集了很多19世纪的书法名作，其藏品现保存在上海博物馆。我的一个“叔祖父”蔡继琨（Chua Ge Kun），是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福州音乐学院的创办人，但可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最后，我们家最值得骄傲的传家宝，事实上是我们唯一的传家宝，是一本写于1655年长达2000页的古籍原件，由一位名叫蔡武能（Chua Wu Neng）的直系祖先手书而成，他曾担任明神宗时期的皇家御用天文学家。蔡武能还是一位哲学家兼诗人，1644年清军入关时被皇帝任命为军事参谋总长。现在，一本精装的《武能全集》就赫然摆放在我客厅的咖啡桌上。
很多人都曾经成功地在帝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中国、希腊、波斯、土耳其或者罗马等国，我也一直将我的身份与一串串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联系起来。中国悠久历史中所包含的书法、科技、诗歌、戏曲、哲学、自然主义和儒家文化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或许是因为这些东西与儿童时期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给我带来的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原因。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最著名的朝代或许是明朝，这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出产的青花瓷，以及最近出版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但是，对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来说，唐朝才代表着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具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实力，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鼎盛时期，它的高度一直是后人梦想达到的目标。[109]从官方记载的人口数量来看，唐朝超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任何帝国，包括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并非凑巧的是，唐代也比当时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开放，更国际化，在民族和宗教上更加宽容，而且可能超过了中国的任何其他朝代。
中国历史上的狭隘和“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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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21年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中部的黄河流域出现了众多王国、部落和小型国家，他们一直相互混战，都想争当霸主。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和战乱也孕育了大量的文化现象。中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包括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正像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110]
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是由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结束的（即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秦的读音是chin，这是西方人称呼中国的渊源）。和其他伟大的建国者一样，他统一了货币和文字，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包括超过20000千米的中国长城，据说10000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还有皇帝本人的巨大坟墓，其中藏有7000多座兵马俑。
这位始皇帝极其残忍和狭隘，甚至就连他的崇拜者都这样认为。他禁止进行哲学辩论，焚烧了数以千计的“具有颠覆性质的”书籍，严禁赞扬过去和批评当今。公元前212年，据说这位皇帝杀害了460多名儒生，然后把他们埋葬在了一个坟墓之中。那些公然反抗他的人被活埋，或者被油烹而死，或者遭车裂而亡。[111]
由于秦始皇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次起义和至少三次针对他的暗杀活动。虽然这些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想到自己终有一死，于是他便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并最终死在寻找这种药的旅途上。他的儿子是一个懦弱的统治者，而且仅仅在建国15年后，秦朝的大厦就轰然倒塌，被此后延续了400余年的汉朝所取代。
虽然秦始皇的统治时间短暂，但是他总结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原则，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包括唐朝，这一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被多次复制：对多元文化的无情镇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在秦朝，被镇压的主要是思想的多元化。在之后的2000年当中，中国的狭隘统治通常表现为零星的民族和宗教压迫，文化“净化”，对外国人和外国思想的抵制，以及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
或许，所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的思想，但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促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由于自然屏障的保护，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欧洲、印度以及中东发达文明的联系十分有限。中国的邻国主要是分散的游牧民族或者部族。所以，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是这一地区疆域最广阔、城市化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因此也是技术和文明方面最先进的国家。
同时，中国对自己的邻国存在恐惧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在数量和技术上都占据着优势，但是那些游牧民族却有着中国人所没有的一种东西：马匹。游牧民族拥有大片的草地，饲养着大量经过特殊育种的马匹，千百年来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军事优势。马匹，以及通过狩猎获得的高超骑术，使这些北方的野蛮人有能力向南方过着定居生活的中国人发起进攻，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其他商品，然后再退回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由于这些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屠戮和掠夺威胁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所以这一切塑造了中国人对野蛮民族的认识。但是，野蛮的民族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些外国人比游牧民族更具危险性，而有些则比游牧民族更文明，但是所有中国以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野蛮人。[112]
即使在今天，在开放的中国，很多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时也会觉得不自然，或者觉得那是一种禁忌。那些继承了不同种族外貌特征的人在中国人看来很奇异。例如，我的两个女儿具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她们都有着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和不太明显的亚洲面部特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在2004年的中国旅行中，她们每去一个地方，甚至包括上海这个大都市，都能引起人们的围观，人们会盯着她们看，咯咯地傻笑，并且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两个讲中国话的外国小孩”，就好像她们是天外来客一般。在成都大熊猫饲养中心，当我们正在拍摄刚刚出生的粉红色的像小虫子一样慢慢蠕动的可爱的大熊猫时，中国游客们则把我们当成了拍摄对象。
秦始皇给这个在西方以他的国名命名（chin）的国家留下了很多遗产。他建造的长城一直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纪念性建筑。很久以来，长城是中国的标志，代表着中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排他性，以及将其优秀文化与“野蛮人”隔离起来的努力——不论是来自中亚的凶悍游牧民族，还是来自欧洲、日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者”。
所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称为中国黄金时代的唐王朝竟然是由一个带有部分“野蛮人”血统的混血人开创的。而且，唐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前所未有的对外国人的开放性。
唐王朝的兴起（618—907）tHE risE oF tHE tANG dYNAstY（Ad 618–907）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分裂局面。6世纪末，中国北方出现军阀割据和门阀士族统治的局面，其人口大多是北方汉族人和突厥人混血的后代，而南方人则是“更为纯粹的”中国人。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统治持续时间很短。由于经常遭受北方草原突厥人的袭扰，内部起义频繁，加之连年征战，隋王朝建立仅仅30余年便灭亡了。公元618年，一位北方汉族和突厥人混血的贵族将军李渊宣布不再效忠隋朝，向首都长安（现在的西安）进发，并自封皇帝，庙号高祖。由此，唐朝建立，并统治中国长达300年。
唐高祖征服隋朝的过程非常值得一提：他和野蛮的东突厥人达成了军事同盟，然后才取得了胜利。在他写给突厥统治者的信中，高祖使用了“启”这个字，这是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敬称。对于一个想要做中国皇帝的人来说，以平等甚至卑微的语气称呼一个野蛮人实在是一件有失颜面的事。他的儒家顾问十分反对，但是高祖是这样解释的：“古人曰，‘能够一人之下，才能万人之上’，在这个比喻中，塞外的那些野蛮人相当于什么呢？他们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人而已。此外，‘启’这个字并非价值千金，即使是千金我也愿意给他。为什么我们对一个字纠缠不清呢？”
高祖精明的外交策略反映了7世纪时中国新的现实。中国当时四周都遭受着强大的非汉族人的威胁，包括东西突厥、回鹘、契丹和鲜卑，他们都来自中国北方的大草原；此外还有南诏和来自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面对所有这些威胁，要想维持一个统一的中国不仅需要建设长城，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不同野蛮民族的关系甚至要与其联盟。[113]
此外，在汉朝灭亡后，中国的宗教版图彻底发生了变化。从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开始，源自印度并由商人和僧侣介绍到中国的佛教就成了中国的主要宗教，其信徒比中国本土的道教还要多。通过吸收本土元素，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虽然佛教徒和道教徒常常激烈对立，但是大多数中国百姓完全可以同时信奉佛教、道教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对于世俗人来说，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比中国传统的来世观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长生不老，而其余的人则只能进入阴森可怖的地狱。[114]
最后，至少在北方，中国人和野蛮人之间原来的鲜明界线开始模糊了。在公元220年至581年间的混乱时期，一些“野蛮人”统治者征服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并建立了独立的王国。这些统治者很多接受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并和中国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开始通婚，从而产生了一批混血的游牧贵族，他们信奉佛教，既说汉语又说突厥语（因为多数游牧民族没有书面语言，所以掌握汉语成了他们做官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北方为已经中国化且具有较高文化的前游牧民族所控制，加上通婚盛行，使得那种认为中国人文明野蛮人落后的传统观点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虽然唐朝皇帝宣称自己的祖先是汉朝大将李广利和道教哲学家老子的后裔，但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北方的混血贵族，充其量只有一半的汉族血统。[115]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宗教和势力最具包容性的王朝。这种宽容性在太宗皇帝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最聪明、最英武的中国统治者。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唐太宗描写为唐王朝的真正缔造者，虽然他的登基过程伴随着相当残酷的斗争。
帝国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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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高祖的次子。公元617年，当时只有17岁的李世民便鼓励父亲起兵反抗隋朝皇帝。在父亲攻占长安后，刚刚成立的唐王朝面临着数百次叛乱以及其他有势力贵族的挑战。在随后的7年里，李世民带领军队在一次又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同时令北方的突厥人保持了中立。公元624年，李氏家族巩固了自己在北方和南方的统治地位。显然，能够成功利用外族是唐朝军事胜利的关键。在李氏家族巩固自己军事实力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外族军队，允许其原有将领继续统领其部族的军队，并统治其原有的土地。[116]从唐王朝建立的那一刻起，为了争夺权力，李世民就和自己的兄弟们展开了斗争。公元626年，李世民谋杀了他的哥哥，即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并默许他的一个将领杀害了他的弟弟。然后，他逼迫父亲退位，并开始了20余年（626—649）的统治。虽然李世民对待自己的家人很残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很受百姓的尊敬——竟然是因为他的仁慈
唐太宗的人生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让唐人和野蛮人平等相处，而他则是最高统治者，既是皇帝又是突厥可汗。唐太宗自己说：“自古以来所有皇帝都亲近汉人远离蛮夷。只有我认为他们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敬我如父母的原因。”和他的父亲一样，唐太宗也把归降自己的部族纳入了帝国的统治，尤其重用了突厥和其他外族首领，给他们冠以中国式头衔，与他们联姻，甚至赐予他们皇姓。他说突厥人将他视为父亲的说法绝非空洞的吹嘘。唐太宗非常熟悉中国和突厥的习俗，孩提时代，他就与一个西突厥王子和东突厥可汗成了朋友。这些经历对他统治游牧民族很有帮助。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在他的统治阶段大批土地并入了中央王国的控制版图。虽然汉族皇帝很高兴让游牧民族占据长城以北的草原，由他们自己的可汗统治，但是唐太宗的抱负远不止于此。630年，因为唐太宗“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通晓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战功卓越”，由此给突厥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他们的领袖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接受了这一称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治北方草原地区的皇帝。[117]
唐太宗同时拥有天子和天可汗的称号是史无前例的。突厥人所用的天可汗这个头衔在游牧民族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令太宗皇帝正式成为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更令人惊奇的是太宗皇帝不同凡响的宽容政策。他说：“夷狄（草原人民）同样也是人，他们的本性和汉族本性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统治者应该关心自己的仁德是否能荫庇他们，而不是因为民族不同而怀疑他们。”[118]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太宗皇帝平等主义的言论。这可能只是宣传而不是对政策的真实描述，这主要是讲给突厥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汉人的教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唐太宗的声明与历史先例，以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能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
通过结合突厥人和汉人的力量，唐太宗控制的版图越过了中亚，越过了帕米尔山区，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塔什干都变成了中国统治下的行政区。西藏和西部最远到达里海的突厥部落都向他表示臣服。如果没有游牧部落作后盾，这些征服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太宗的继承者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的统治版图，征服了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大部、越南中部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在唐太宗统治时期，没有哪个帝国能在版图、人口和军事实力方面与之争雄。
从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识到贸易的潜在好处。在更早的时候，虽然他的帝国还在战乱后的恢复期，但是唐太宗仍然倾尽国库修复丝绸之路。同时，他还努力征服西部地区以及西突厥的绿洲小国，并于公元658年征服了西突厥帝国。由于唐帝国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所以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外国人和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城。然后，外国商品和风尚再从长安传播到中国各地。向唐朝派遣使者的国家最西可以远至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
最后，中国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和商贸交织在一起，常常很难明确分清二者的关系：商品交流大多来自于进贡制度，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常常结伴而行。唐朝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关系，包括与外国使节的通信联络，安排外国使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食宿，为外国国王授予中国式头衔，登记造册进贡给皇帝的贡品和礼物，聘用翻译，编撰有关外国风俗习惯、地理和产品的书籍，等等。唐朝统治者希望所有出使外国的使节、官员，甚至和亲的公主都能带回一些国外的信息。
伴随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唐朝人也开始喜欢上了外国的东西：“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国人对新奇的外国事物的浓厚兴趣。”在长安和洛阳的中国人开始穿着突厥和波斯服装，男女老少都喜欢上了野蛮人的帽子，尤其喜欢在骑射时使用。效仿突厥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了某些人的时尚，有些汉人甚至在首都的闹市中支起了帐篷并住在里边。来自南亚的罕见木材被运到中国，制成了博彩用具、家具、装饰性和宗教性的雕塑，用来建设华宅宫殿、寺庙和修道院。外国药品、食物和香料特有的药用价值和神奇功效，吸引了很多中国人争相购买。优质的印度香料成了很多人追逐的对象。据说，宫中女眷使用了大量香料，以至于香气在几里外都能闻到。
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很喜欢观赏外国动物，例如狮子、犀牛和大象，它们都是外国使节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有时，外国人本身也被当成了“商品”。富裕的中国家庭购买外国奴隶在自家做事，外国统治者也常常把乐师、舞者、侏儒、歌妓等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虽然中国人偶尔试图控制外国奢华品对自己的腐蚀，但是因为奇货可居，外国商品仍然很受欢迎。[119]然而，喜欢外国货不能等同于喜欢外国人。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喜欢外国人的产品，但是对于他们又心存猜疑和仇恨。事实上，唐太宗与野蛮民族结盟遭到了大部分儒家官员的反对，他们总是顽固地坚持中国人固有的保守思想。
这种民族优越感在影响甚广的《唐律》中也有所体现，这部法律是唐太宗的法律顾问们编纂制定的，后代王朝，以及日本、朝鲜、越南曾经部分或全部地采用了它的内容。至少，在纸面上，唐律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是区别对待的。根据唐律，外国人的聚集区通常被限制在一些贸易中心城市，例如长安、洛阳、广州和扬州，以及开放的陆上贸易走廊周围。而且，外国人不能和中国人说话，除非他们之间存在贸易关系。如果未经允许，和外国人通婚的话，会被流放2000里。
但是，这些条款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事实上，我们很难将种族隔离性质的唐律和唐皇室的具体现实对应起来。唐太宗本人就是汉人和野蛮人通婚的后代，而且出于政治目的与草原上的统治家族通婚也是唐朝获取重要联盟的常用手段。此外，唐太宗特别乐于接受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例如，唐太宗曾经将70000名朝鲜人迁移到了中国境内，并给予那些在中国定居的朝鲜贵族和官员荣誉称号。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鉴于一些顾问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专门迁移了100户突厥人到长安，以检验他们是不是可以融入中国文化。他还专门制定政策，确保联合军队中的汉族士兵和外族士兵能团结一致，并肩作战。
此外，唐太宗对外来宗教持开放态度。公元645年左右，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和尚玄奘在中亚和印度游历16年后返回长安，带回了650多部印度佛教经文和150件佛教珍宝。太宗皇帝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这位回家的和尚，赏赐了大量礼物，并赐给他一个头衔。在皇帝的要求下，玄奘记录了自己的旅行经历，生动描述了自己经由巴克特里亚、波斯、阿富汗、克什米尔，最终抵达印度的经历，在那里他受到了印度国王戒日王的热情接待。[120]
在太宗皇帝的支持下，玄奘终其余生翻译了他带回国的梵语经文。这个和尚的经历深深打动了太宗皇帝。在太宗皇帝去世的前一年，当健康恶化促使他试图寻找佛教的长生不老药时，他宣布佛教优于中国的宗教（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当时一位自称200岁的印度医生为太宗提供的佛教长生不老药，可能致使其中毒身亡）。[121]
事实上，太宗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最为多元化的时期之一。唐太宗不仅欢迎佛教，而且还热情鼓励来自西方甚至更远地区的外国人，将他们更加新奇的宗教带到中国来。在他统治期间，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由旅行者介绍到了中国，而且这些宗教的信徒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仪式。在长安西面外国人聚居的市场上，波斯商人在索罗亚斯德教的火坛上用活牲畜祭祀，而早晨和晚上，穆斯林宣礼员则站在尖塔上呼唤穆斯林进行祈祷。今天，在长安还有一座当时修建的写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大型清真寺。[122]
景教（聂斯托里基督教）是基督教和近东宗教的一种融合性宗教，也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公元635年，一个被中国人称为阿罗本（O Lo Pen，可能是Ruben的译音）的景教教徒来到唐朝皇宫。唐太宗接见了他好几次，并询问了很多关于景教的问题，还要求他将携带的经书翻译成中文。对景教产生兴趣之后，唐太宗不仅下令在长安建造了一座景教寺院，甚至还颁发了一道圣旨：
道不止一种名称，圣人也不止一个。各个国家的宗教教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可以泽被所有苍生。来自罗马帝国的大德之人阿罗本从远方把他的图像和经卷带到了国都长安。研习之后，我们发现其教义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其原则劝人向善，彰显人生大义。他的教诲深刻而不散乱，他的逻辑充分而不牵强。这一宗教将惠及众生，故准予在我大唐帝国自由传播。[123]
唐太宗的统治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632年，唐太宗下令对帝国的重要家族编纂家谱。但是，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羞耻。虽然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之间的通婚在唐代并不罕见，但是中国的大多数贵族仍然保持着“纯正的”中国血统，对于西北部地区的“半野蛮人”家族，不论多么汉化，贵族们仍然对其怀有鄙夷之心。让唐太宗感到震怒的是，报告将皇室放在了第三等。唐太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命令重新编纂。不用说，第二次编辑后，皇家血统排在了第一位。
这个新版的族谱汇编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提高了唐太宗特权大臣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是皇帝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儒家学问选拔出来的，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名门望族。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它让一些文职官员的地位超越了传统贵族。第二，进一步鼓励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出任官员。后一种制度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并不是由唐太宗一个人制定的。这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武则天——她原来是一个妃子，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124]
女皇和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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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最初选定的太子性格古怪，甚至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他拒绝说汉语，坚持说突厥语，遵循突厥习俗，穿着突厥服饰。他恋上了一个同性的宫廷戏子，这让唐太宗十分恼怒，下令将这个戏子处死。最后，这个太子被杀，太宗的另外一个儿子登上了皇位，即高宗皇帝。但是，唐高宗性格软弱，懒于朝政，他在位期间（649—683），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是他的妻子武则天在掌权。
武曌（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名字）是一个极其美丽、聪明的女人，又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投机主义者。14岁时，她成为老皇帝唐太宗后宫中的一个才人。按照习俗，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和其他没有生育的妃子一样，武曌应该削发为尼。对于她是否确实削发为尼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但是无论如何，武曌很快迷住了唐高宗，成了他最喜爱的妃子，并在公元652年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公元655年，她被立为皇后。不久，为了扫清掌权道路上的威胁，据说她杀死了高宗的前皇后和另外一名妃子。她命人将她们的四肢砍去，然后放进酒缸里。公元660年，当高宗中风瘫痪之后，她实际上担负起了皇帝的职责。公元690年，高宗去世七年后，武曌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女人接受了上天的任命，成为皇帝。[125]
一个女人公然以皇帝身份统治中国，这严重违反了妇女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毫不奇怪，传统历史学家大多数为儒家学者，对武则天颇有微词）。但是，武则天巧妙地利用佛教证明了自己的合法统治。武则天有一个情人，原来是贩卖胭脂水粉和春药的小贩，后来当了和尚。在他的帮助下，公元694年，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而弥勒佛是救世主，未来天堂的统治者。武则天还建造了一些著名的佛教建筑，例如，用巨石雕刻的十六七米高的龙门石窟大佛。在这位女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国佛教已经演变成了一支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越来越中国化，演化成新型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中国教派和流派。公元8世纪时，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力量，很多外国朝圣者，甚至包括印度的和尚，都来朝拜中国的菩萨。[126]
武则天还进一步改革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她清除了政府中的西北贵族官员，因为这些人数百年来已经垄断了中国的政治。她甚至曾经下令处死了数百名贵族。这位女皇还系统地发展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非血统创造了一批新政府官僚阶层。但是，这种改革结果并没有造成一种纯粹的精英政治：只有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才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而接受儒家教育是科举考试的前提。然而，无论如何，女皇的改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新建立的国家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原则，即政府官员的录用应该完全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学素养，而不是世袭特权。[127]
但是，武则天本人并没有一直遵从这种原则。虽然她的政府内有很多受人尊敬的学者型官员，但是她也任命了一些才能平庸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她有自己的密探，很多人都是她的亲戚，这些人用残酷的手段帮她消除了敌人。围绕着她的私人生活出现了很多惊人的谣言，说她在80岁时，还与两个同父异母的男子有着疯狂的性关系。据说，这位女皇服用了太多的春药，结果“又长出了新的牙齿和眉毛”。[128]
公元705年，武则天终于退位了。经过长达7年的内耗，李氏家族重返皇位，公元705年大唐的名号得以恢复。7年后一位新皇帝——唐明皇，统治了唐王朝。在他统治期间，中的璀璨文化达到了顶峰。
唐帝国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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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被认为是唐朝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登基之后，他立刻整顿了武则天奢华的宫廷生活，取消了死刑，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了改革。他的统治在唐朝是最长的，持续了近半个世纪（712—756）。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充分地将军事扩张和有力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从克什米尔到朝鲜，从伊朗到越南，这些国家都承认了唐帝国的霸主地位。
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国际化最高的城市。这座城市中1/3的人口是外国人：阿拉伯的传教士，印度、波斯和叙利亚的商人，朝鲜和日本的和尚及学生，尼泊尔、西伯利亚的民族领袖，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的艺术家和表演家，等等。
在长安的中国居民中，外国音乐、时装和香料风靡一时。那里的马球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来自波斯，是唐朝上流社会最喜爱的游戏。在某些特殊场合，来自中亚的乐团女演员骑在骆驼上，演奏一些新奇的乐器，例如琵琶，供帝国官员欣赏。来自贵族家庭的中国妇女穿着中亚款式的紧身衣和披肩。其他时候，她们也穿着宽松的裤子，骑马游猎，这与后世上流社会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世上流社会妇女因为缠足连走都成问题。[129]
长安并非只是浮华和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它也是学问和高尚艺术的中心。在唐明皇统治时期，文学、绘画、历史和美学理论，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长安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它还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是东亚文明的辐射中心。”[130]
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也以对外国人开放、支持文化和宗教多元化而著称。公元713年，唐明皇接见了来自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寻求军事合作的阿拉伯使团。阿拉伯人没有遵守中国觐见皇帝的规定，没有行跪拜礼，即以头触地的跪拜姿势。这些陌生人坚称，他们只对神灵跪拜，对人间的王只行鞠躬礼。唐明皇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放松了礼节要求：“各国的宫廷礼节不尽相同。”（1000年以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当英国大使阿美士德勋爵拒绝跪拜礼后，清朝政府便给他吃了闭门羹，令他无功而返。）在唐朝的黄金时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景教教徒、摩尼教徒都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寺庙中做礼拜活动，不用担心受到迫害，甚至有时还受到帝国军队的保护。[131]
与同一时代的另外两个帝国相比，唐帝国的宽容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两个帝国是倭马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它们在宗教方面都更加教条。
倭马亚帝国（661—750）是建立在伊斯兰正统基础上的，所有其他宗教都被看作是异端邪说。虽然在倭马亚帝国初期，对于非穆斯林的迫害还相对较轻，但是在公元704至705年，哈里发瓦利德将亚美尼亚的基督教贵族都聚集起来并将他们烧死在了教堂中，其他人则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斩首。几年以后，哈里发欧麦尔二世发表了如下声明：“所有信众，那些非穆斯林只是一些卑微的尘埃。阿拉创造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做撒旦的党羽；他们的行为极其有害；他们所有卑贱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虽然他们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高尚的。阿拉、天使和世人都诅咒他们。”非穆斯林不得担任公职（相比之下，波斯萨珊王子是幸运的。当他被阿拉伯人击败以后，于公元674年逃到中国，在长安受到了热烈欢迎，并成为御林军的一位将军）。[132]
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对异教徒的迫害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世纪时，异教几乎被彻底根除，其迫害手段包括强迫改变信仰，折磨挨饿，甚至无情屠杀。反犹太主义在帝国盛行，不同的拜占庭统治者，包括希拉克略和圣利奥三世，都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查士丁尼二世（685—695，705—711）统治时期，持续不断的恶性迫害浪潮一直在进行，敌对的亚美尼亚东正教的教徒被活活烧死。吉本说，查士丁尼对宗教迫害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甚至让一个高级幕僚鞭打自己的母亲。结果，在他被罢黜以后，他的鼻子被人们割掉了，所以人送绰号“没鼻子的查士丁尼”。到8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已经极为衰落，大部分土地被阿拉伯人占领了。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伟大宗教帝国的兴起，以及他们一神论所产生的危害，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在公元600年至800年期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最大帝国都是在它们各自的正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帝国都深信，对于真正的信教者来说，那些不信教者毫无价值”。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僵化思想与中国唐朝奉行的宽松而不太教条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朝，“可能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最具活力和最多元化的文化繁盛时期”。[133]
和其他中国王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统治者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非常感兴趣，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唐帝国的史料中，对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当时中国人把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菻”：
拂菻是古罗马帝国，位于西海，东南与波斯接壤，东北与西突厥比邻。这一国家人口密集，城镇林立。都城城墙用石材筑成，城中居民超10万户。它的一个城门高达60多米，全部用青铜包裹（黄金门）。在皇宫中，有一个用黄金制作并饰以玻璃、水晶、象牙和珍贵木材的人像。水平的屋顶上覆盖着水泥。炎热的夏季，水力驱动的机械将水引到屋顶之上，然后再从窗户前瀑布般流下，冷却空气。
在王宫中，有12个大臣辅佐国王。当国王从王宫出来，陪同他的随从会带着一只大口袋，任何人有诉状都可以投到里面。男人们的头发很短，穿着绣花长袍，裸露着右臂，女人们的发型则像皇冠。拂菻人崇尚财富，喜欢饮酒和甜食。每七天有一个休息日（基督教的星期天）。
这个国家出产亚麻、珊瑚、石棉和很多珍奇的东西。他们有很多魔术师，有的可以从嘴里喷出火来，有的可以从手上流出水来，有的可以从脚上滚出珍珠。他们还有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可以通过提取脑部的蠕虫来医治某些疾病。
同样，唐朝的文献也记载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教的起源：
（阿拉伯半岛）是前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男人长着大鼻子和黑色的胡须。他们在银制的腰带上佩戴着银制的短剑。他们不喝酒，不喜欢音乐。女人穿白色衣服，出门时会用面纱遮盖住
脸。他们建有大型礼堂供数百名信徒进行宗教礼拜活动。每天，他们礼拜上帝三次。每七天（星期五）他们的国王（哈里发）会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向国民演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将在天堂中重生。那些勇敢作战的人将会获得幸福。”所以，他们的男人都是勇敢的士兵。他们的土地贫瘠，不能生长谷物，以狩猎为生，他们在岩石上收集蜂蜜。他们的住房就像马车上的帐篷。他们种植的葡萄有的像鸡蛋般大小。
在隋朝……一个波斯男人（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附近的山上牧羊。一个狮人（大天使加百利）对他说：“在这座山的西边有一个山洞，里边有一把短剑和一块刻着白字的黑色石头（卡亚巴的黑石）。谁获得了这两件宝物，就拥有了统治人类的权力。”于是，这个人去了那里，找到了宝物……之后，阿拉伯人变得非常强大。他们灭亡了波斯帝国，击败了拂菻王，入侵了印度北部，进攻过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他们的帝国从西南部的海洋一直延伸到我们帝国的西部边界。[134]
尽管这些针对拜占庭和伊斯兰的描述存在着不准确甚至歪曲的地方，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唐帝国的自信和好奇精神，以及尝试了解外国文化的努力。虽然这些叙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不够详尽，但是比起其他王朝，例如，1000年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唐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虽然世界在通信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清帝国的皇帝们顽固地，几乎是故意忽视了欧洲帝国的不断崛起，并将欧洲人一概称为“进贡的野蛮人”。一个18世纪中期的清朝皇家文件中包含了如下混乱的记录：
1.意大利（实际是荷兰）在1667年向中国进贡，教皇在1725年进贡（并非事实）。
2.法国和葡萄牙是同一个地方。
3.瑞典是荷兰的属国。
4.生活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是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和澳门的葡萄牙人。
5.瑞典和英格兰都是荷兰的简称。
公元1818年，即将征服中国的英国、俄罗斯和法国这些强大的帝国，与吉兰丹、丁加奴（今登嘉楼）和其他马来半岛上的小国一样，被清王朝列为自己的属国。实际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朝统治者对西方的极端无知是中国无法抗击欧洲侵略的主要原因。[135]
黄金时代的唐帝国是否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古罗马帝国一样，也是一个世界霸主，或者超级强国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在7世纪和8世纪时，中国周围的王国或者部落联盟都比它小得多，不能对它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唐帝国实在太大了，它在边境上部署的军力往往不足，所以周边小国的军队也可击败唐朝的军队，而且这种情况在唐帝国的整个统治时期是一直存在的。公元678年，在争夺西部控制权的战争中，唐朝的18万军队在青海湖附近被吐蕃军队击败。公元751年，在靠近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与阿拔斯哈里发王国（黑衣大食）的塔拉斯战役中，一支规模较小的唐朝军队被敌军击败，这场战争可能只是边境上的一次小型冲突，但是阿拉伯军队的数量确实远远超过唐朝军队。
更为复杂的是，唐朝常常通过威胁而不是真正的流血冲突辅以巧妙的外交活动来慑服自己的对手。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但是也让唐帝国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它的统治地位常常取决于外族王室及其人民对它的忠诚度，而这些人常常被唐人所轻视，于是这些外族人便对唐帝国怀恨在心，虽然不甚明显。
虽然存在这种脆弱性，但是唐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罗马帝国陷落后的欧洲“强国”相比，唐帝国的优越性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可以说是8世纪和9世纪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人口可能在500万到1000万人之间。但是，唐明皇时期，中国的人口高达6000万。几乎在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只有1000万到1300万。即使晚于唐帝国的中东地区人口最多最强大的倭马亚帝国，其人口最多也不过才3600万。唐帝国拥有的常规军总数大约在50万到75万之间，远远高于倭马亚帝国。总之，在鼎盛时期，唐帝国在人口、财富和总体军事实力方面都远远超过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36]
垂暮的唐帝国和狭隘思想的出现tHE tWiLiGHt oF tHE tANG ANd tHE risE oF iNtoLErANCE
与古代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塑造了唐帝国巨大版图和影响力的宽容政策同样播下了它衰落的种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帝国的没落可以追溯到一个外族人的攻击：他掌握了过大的权势。一旦唐帝国开始衰落，狭隘思想就越来越明显。
唐帝国所奉行的宽容战略体现在这个帝国从来没有尝试将汉人身份强加给非汉人国民的身上。因此，在庞大的唐帝国版图内，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或者文化“黏性”将“野蛮人”和中国人团结起来。相反，早在8世纪初，唐明皇就发现自己统治的庞大臣民队伍由非常不同和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群体组成，而且这些人对于中国缺乏忠诚和善意。
为了维护帝国的正常政治秩序，唐明皇不得不依靠不断增长的外族军队，尤其是鲜卑人和契丹人的军队。这些部落的首领被唐王朝任命为地方行政、军事官员，他们控制着大量永久性编制的边防军，并拥有几乎无限的民事、经济和军事管理权。在公元712年至733年之间，唐朝建立了九个这样的都护府。都护府的将军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拓展唐朝的边界。因为成功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常常得到奖赏，所以类似的独立军事行为越来越普遍。因此，在唐明皇统治时期，中央控制权不断丧失，外族人掌握军事权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角度来看，唐帝国赋予非汉族军事统帅掌握军权和行政权的行为，是唐统治者试图弥合汉人和草原“野蛮人”之间隔阂的成功尝试。但是，唐帝国招募的庞大外族军队一直保留着外族人的身份。这些突厥人或者蒙古人在本族将军的带领下，一旦认为自己被汉人利用和受到支配时，他们很快就叛离了唐朝。最后，大唐帝国被那些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一部分的外族人所削弱。
公元755年，安禄山领导的叛乱给唐帝国带来致命打击。在8世纪40年代，唐明皇年近60岁时，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儿子的一个妃子杨贵妃。在很短的时间内，杨贵妃就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位晕头转向的皇帝，并在皇宫里安插了令她声名受损的亲戚和党羽。正是由于杨贵妃的影响，安禄山，这个普通的肥胖军官才掌握了军权，并且最后发动了叛乱，永远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
对于安禄山的准确民族身份，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观点。据一个历史文献记载，他属于突厥族契丹部落；还有另外一些资料认为他是突厥和粟特系突厥的后代。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他不是汉族人，身材很胖，没有什么文化，性情粗俗。还有一点非常清楚，安禄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非常善于逢迎他的上司。公元750年，他获得了将军的头衔，得到了皇室宠信和杨贵妃的赏识，并且通过滑稽的表演迎合了皇帝的嗜好。[137]
虽然皇室中的其他成员察觉到了安禄山的阴谋，但是杨贵妃成了他的保护伞，甚至将他认为义子。结果，他有权在内宫拜见杨贵妃，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特权。这意味着，就像很多历史学家们所怀疑的那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风流韵事。不管怎么样，尽管他出身卑微，还拥有外族血统，安禄山还是掌握了庞大的军权。公元754年，让皇帝的亲属们非常震惊的是，安禄山被任命为“闲厩使”，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在叛乱前夕，安禄山握有北方三道节度使的军权，包括今天的北京、山西和山东，有权调动20万军队和3万匹战马。
同时，在皇宫中，安禄山继续像个傻瓜一样自我作践地表演着，以赢得皇室的欢心。但是，他准备造反的流言还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中。在被皇帝召见时，安禄山马上号啕痛哭，跪在皇帝脚下，信誓旦旦地表达着自己的忠心，说那些都是敌视自己的人的诽谤。于是，皇帝便深信不疑，并给了他新的奖赏。[138]
不久，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叛乱。长安和东都洛阳很快便落入安禄山之手。唐明皇和杨贵妃在一小部分军队的保护下狼狈出逃。出逃途中，军队发生了哗变，要求唐明皇杀死杨贵妃，说正是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帝国的危机。无奈之下，悲痛欲绝的唐明皇不得不命令自己的总管太监勒死了自己的爱妃，她的尸体被扔进了一条臭水沟。不久，一蹶不振的唐明皇便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直到八年之后，即公元763年，安史之乱才最终被镇压下去，李氏家族才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唐帝国从此开始走向没落。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皇帝一直试图弥合汉人和外族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制定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政策。多年来，这一政策相当成功。唐帝国的疆域越来越广，但它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兴盛也离不开各阶层的外族人的参与。然而，所有这些都变了。在8世纪末，唐王朝所奉行的针对外族人和外族思想的开放政策不再是力量的源泉，反而引发了分裂、动荡和暴乱。[139]
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外族人的侵扰和叛乱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唐帝国的边远地区就发生了多次叛乱。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这些地区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唐朝边境地区的分裂。吐蕃政权进一步吞并了西部地区，唐朝统治者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同时，各地军事首脑，大多是外族后代，越来越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伊斯兰教在唐帝国统治的中亚地区迅速蔓延，最终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过去，唐朝统治者曾经热情欢迎穆斯林和清真寺的建立，并将之视为自己国际化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伊斯兰教已经成了唐帝国的敌对力量和重要威胁。[140]公元8世纪末，狭隘思想开始在唐帝国盛行，并像癌细胞一样肆意蔓延。汉人的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把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外族人的身上。最后，一个没有文化的突厥人几乎导致了唐帝国的灭亡。此外，唐明皇允许野蛮人控制军队领导层也让汉人感到耻辱。
或许，人们最反感的“野蛮人”是突厥人。在安史之乱时，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唐帝国绝望的皇帝们给突厥人送了很多礼物，赐予他们皇家头衔，并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们。突厥人还垄断了输送马匹的业务。关于马匹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年突厥人向唐帝国输送几万匹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而且每匹马价值40匹丝绸。这个交易对于唐帝国来说非常不公平，不久唐帝国的国库就空虚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突厥人骚扰唐朝官员、抢掠朝廷、绑架孩子、杀害百姓。
最终，唐太宗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试验宣告失败。唐王朝终于没能克服中国人几百年来形成的对野蛮人根深蒂固的轻视和恐惧。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平等适用于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政治公民的概念。相反，将中国统一起来的、覆盖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身份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是民族性的，野蛮人一直被排除在外。
公元760年，数千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被中国歹徒在扬州杀害。公元779年，唐德宗驱逐外国使节，并禁止外国人穿着中国服装。帝国针对草原民族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和汉人是“平等伙伴”的面纱被彻底撕了下来。这些野蛮人最多只是帝国的“爪牙”，他们只是为中央王国守护边疆的武士而已。
由于排外思想的兴起，唐帝国奉行的国际理念迅速消失。来自于中国东南部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地位的官员和学者开始宣传，中国优秀的道德标准和灿烂的文化被来自北方的腐朽的野蛮贵族所污染。文人中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希望振兴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古代文学风格。外国的影响和思想被认为是具有腐蚀性的，通往中亚的道路也被关闭了。在一种可能会多次重现的历史模式中，唐帝国转向了自我毁灭的内向型，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试图通过摈弃外国元素实现民族“净化”。[141]
公元9世纪，唐朝的狭隘思想更加强烈。公元836年，唐帝国颁发圣旨，禁止中国人和“有色人种”交流，“有色人种”指的是东南亚和帕米尔高原以外的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苏门答腊人，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唐武宗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在他统治期间，中国爆发了宗教迫害。摩尼教是众多突厥人信仰的一种宗教，成为宗教清洗的第一个受害者。公元840年，唐武宗下令处死70名摩尼教尼姑，捣毁摩尼教寺庙，没收摩尼教土地。5年后，在公元845年开展的灭佛运动中，波及了所有外国宗教。基督教和索罗亚斯德教均遭镇压，其信徒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以防他们继续腐蚀帝国的简朴和纯净的道德观念”。
佛教虽然已经进行了深刻的中国化改造，并且在中国人当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仍然受到了猛烈打击。唐朝末期，佛教越来越腐化，帝国政府的经济每况愈下，而佛教寺庙却非常富足。佛教的富足让一些腐败的和尚中饱私囊，违反了清修的誓言，生活非常奢侈。佛教的大部分财产被用来建造大型寺庙建筑和用贵重金属铸造佛像、大钟和其他宗教器物。唐武宗发布的宗教驱逐令中，专门斥责了佛教，称它是在道德和经济上腐蚀帝国的外国宗教。[142]
此外，也是为了增加帝国的收入，唐武宗强迫260000名和尚和尼姑还俗，让他们重新进行税籍登记。4000多座佛教大寺院和40000座小寺庙被关闭或转为俗用。佛教的大批财产被充公，青铜塑像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但是，唐武宗试图根绝佛教的尝试没有成功。很多官员对佛教表示同情，并暗中违抗皇帝的命令。公元847年，在武宗颁布毁灭佛教的诏令两年后，新皇登基，修改了武宗的灭佛政策，重修了受损的寺庙，甚至还新建了寺院。虽然佛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在随后的1000多年间，它一直保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摩尼教、景教、索罗亚斯德教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彻底从中国境内消失了。[143]
公元9世纪，唐朝统治者的名望和权力不断衰落，地方军阀开始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失去了财政控制权。在公元875年至884年间，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起义，彻底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唐帝国最后灭亡的过程漫长而血腥。长安遭到抢劫和破坏。在广州，叛乱者杀死了120000名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索罗亚斯德教教徒。公元904年，一个名叫朱温的地方军事首领抓住了皇帝，然后将他、他的随员以及仆人全部杀死。长安被拆毁的宫殿材料沿着渭河一直漂流到洛阳，在那里朱温建造了自己的新首都。唐朝的灭亡一般都记录为公元907年，以朱温杀害唐朝的最后一位小皇帝为标志。[144]
在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和排外。中国北方因为面临野蛮人的巨大威胁，无数百姓举家迁往南方，使那里成为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后，野蛮人反而对中国人实施了宽容政策，并创造了下一个世界霸主。
David Littman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8, 60, 1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