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罗马，以母亲的方式，而不是以女王的姿态，以一个共同的名称，拥抱并养育了被她征服的人民；她称被自己征服的子民为“公民”，并用自己博大而真诚的拥抱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我们将一切功绩都归功于她追求和平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公元4世纪诗人，克劳迪娅
他们（指被征服的高卢人）彻底顺从了，再也不穿裤子了。
——克劳狄皇帝，约于公元48年
如果说在西方存在某个偶像式的帝国，那就是罗马帝国。在地域上，它仅次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它都超越了以前的各个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本质上只是一个战争机器，而罗马帝国为我们带来了思想。[73]即使那些居住在帝国最遥远边陲的居民都希望成为“罗马人”。帝国长达8.6万千米的优质道路和桥梁网络将不列颠人和柏柏尔人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个广袤的地域内，存在着规格相似的数千个罗马浴场、圆形剧场和寺庙，而且里面的客人都是穿着托加袍的罗马人。希腊语和拉丁语是两种通用的语言，成千上万的商人、士兵和帝国官员通过这两种语言在罗马帝国人所称的“天下”（orbis terrarum）或者说世界里自由交流。
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拥有大约6000万人口。这个帝国如此巨大，以至于罗马人都相信帝国已经延伸到了人类可居住的极限。在罗马帝国诞生时，边界守护神忒尔弥诺斯肯定是睡着了。[74]
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认为，罗马人一直有着“统治整个世界的愿望”。远在公元前75年，罗马共和国在铸造钱币时就使用了“权杖、地球、花冠和方向舵的图案”，这些都彰显着罗马的世界霸主地位。帝国的全球影响力即使对普通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看到了叙利亚的狮子、希腊的水牛、突尼斯的豹子和英格兰的狗熊，在帝国的圆形剧场中角斗士就是和这些猛兽搏斗的。在这些竞技场中，最为著名的是罗马圆形大剧场，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容纳五万名观众。公元1世纪著名剧作家和哲学家塞涅卡说：“阳光照射到哪里，罗马的版图就延伸到哪里。”公元2世纪中叶，安东尼·庇护皇帝的称号为Dominus Totius Orbis，意思是“天下之主”（Lord of all the world）。[75]
除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罗马帝国还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一个顶峰，科学、文学和艺术都获得了巨大成就，即使千年之后也没有被超越。除了像维吉尔和塞涅卡这样伟大的古典诗人和哲学家以外，还出现了为角斗士治病的著名医生盖伦，直到15世纪，他的医学教科书还在被欧洲人广泛使用；还有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老普林尼死于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他所著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之一；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十卷专著在他去世千年以后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仍有所启发。罗马还为代议制政府创建了新的标准。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将公民权扩展到了帝国内的每一个男性自由民。这种大规模的身份解放政策使罗马在公民参政方面远远超过了希腊或任何其他古代文明社会。
“罗马的辉煌”延续了2000多年，从传说中的公元前753年罗穆卢斯始建罗马城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罗马的统治者们在历史留名，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征服伟业，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残暴。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恺撒用自己的名字为我们命名了两个月份的名称（7月和8月）；而卡里古拉的名字实际上是专制和堕落的同义词。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从公元70年至公元192年间的鼎盛时期是罗马文明的最高峰。
鼎盛时期大概与四个前后相连的皇帝统治时间相吻合：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他们都遵循了罗马的惯例——领养儿子然后将他培养成下一任皇帝。“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即罗马太平盛世时期，罗马帝国的各个省，从苏格兰南部到西非的农业城镇贸易活动非常活跃。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揭示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世界上很少有政府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有序运行。”[76]
本章并非试图叙述罗马帝国的历史，相反，我的重点将放在公元2世纪时该帝国的黄金时期，分析宽容政策如何让它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自己的对手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强国。我还会着重分析罗马帝国长盛不衰的深层原因，这对当今美国政治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虽然美国成为全球霸主才20多年。
世界性罗马帝国：
“唯一包含世界所有民族的祖国”
CosMoPoLitAN roME:
“tHE siNGLE NAtiVE LANd oF ALL tHE PEoPLEs iN tHE WorLd”
像阿契美尼德王朝一样，罗马帝国将自己征服的各民族融入帝国之中，将它们划分为罗马帝国的“省”（province）。在鼎盛时期，约有40个这样的省。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类似的是，罗马人也依靠各地精英协助自己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基本上保留了各地政府的原有结构，让他们继续管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但是，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者任何其他古代帝国不同的是，各省的政治精英在帝国范围内所能获得的权力是无限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所有国王和几乎全部总督都是波斯人，但是在罗马帝国却并非如此。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皇帝本人，可以来自于帝国的各个地区。历史学家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写道：“除了罗马以外，皇帝也可以来自其他任何地方。”从公元98年至117年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他的高级顾问包括一个希腊人、一个摩尔人，而盖乌斯·尤利乌斯·亚历山大·比诺尼西亚诺则是以色列大希律王的后代。
图拉真是第一个来自一个省的罗马皇帝，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的登基向人们证明，帝国的最高职位从此“向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放，不论他是什么种族或民族”。图拉真的继承者同样来自西班牙，而哈德良的继承者安东尼·庇护则来自一个高卢家庭。下一个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父亲则是一个安达卢西亚人，公元193—211年在位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是非洲人，他的妻子是叙利亚人。各种肤色、背景、文化传统的人齐聚在“永恒之城”罗马。
各个省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剧作家兼诗人塞涅卡是西班牙人，塔西佗可能是高卢人，演说家和思想家马可·奥勒留是非洲人。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所有公民，甚至包括像西塞罗所说的“来自粗俗和野蛮地区的人”，都能参加政治活动，分享帝国的权力和荣耀。[77]
在采取这种宽容民族政策的过程中，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里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发现固执己见和民族隔离常常引发仇恨，并最终导致战争。罗马的宽容政策可以通过克劳狄皇帝于公元48年在罗马元老院的一次演讲得到充分解释，他认为刚刚被征服的高卢人应该有权参政。克劳狄对元老院这样说：
除了视被征服人民为外夷这种错误思想以外，还有什么更有害的因素促使了斯巴达和雅典的陷落呢？而我们聪明的始祖罗穆卢斯曾经数次既与对手抗争而又让他们自然融入社会！我们曾使外来者为王。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授予自由民之子高官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此事只存在于罗马帝国……如果你从整体上审视我们的战争史，没有哪一场战争比征服高卢人的战争时间更短，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了持续、长久的和平。现在，生活习俗、文化和婚姻已经将我们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把金子和财富与我们共享，而不是自己留着。
克劳狄说服了元老院。之后，就像爱德华·吉本所说：“那些曾经在阿莱西亚攻打过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统领着罗马军团，管理着行省，还可以进入罗马元老院工作。他们希望建设国家而不是破坏它的安宁，这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马帝国创建了宽容的新标准。1790年，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说：“可以这样说，并不是罗马人把自己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而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投入了罗马人的怀抱。”在威尔逊看来，罗马的宽容政策完全是“一种扩大帝国版图的最安全的策略”。[78]
当然，在罗马帝国著名的宽容政策和融合政策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妇女几乎全部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她们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穿托加长袍。此外，虽然公民身份几乎扩展至帝国内任何一个男性自由民身上，但是能够成为公民的仍然只是所有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奴隶占据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主要在田野里从事奴役性的劳作，为供养庞大的罗马城市服务。
奴隶的来源多种多样。那些被买卖的奴隶包括战俘、战俘的妻子儿女、被海盗和强盗绑架的受害者、奴隶的孩子、被父母卖为奴隶的子女、税收官员抓获的负债者，甚至包括自卖自身的成年自由人。奴隶的境遇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购买奴隶是为了让他们去放牧，有些人则是为了让他们提供性服务。还有一些奴隶是在主人家中从事家政服务的，这些人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拉丁语学习。最不幸的是斗兽场中的奴隶，他们不是观众而是角斗士。和普通的罪犯一样，成千上万的奴隶在无数观众的疯狂喝彩声中被野兽撕咬而死。“很多受害者被绑到柱子上开膛破肚，所以医生们观看比赛是为了研究解剖学。”女人和男人一样被打，被用叉子叉，被鞭子抽或被剖腹。孩子的双脚被绑住吊起来，受鬣狗撕咬。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罗马帝国的福利永远不能扩展到最底层的罗马公民身上。只要国民支付相对较轻的税赋，罗马帝国允许各地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子民得益于罗马的太平盛世和罗马法，这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秩序和稳定。[79]
帝国的成长过程
HoW to GroW AN EMPirE
根据罗马神话，公元前753年，双胞胎兄弟罗穆卢斯和雷穆斯一起在靠近台伯河的地方建造了罗马城，当年他们就是被叔父装在篮子里遗弃在这里的，后被一只母狼用自己的奶水养大。显然，罗穆卢斯具有很强的报复心，据说他的兄弟因为嘲笑他修建的城墙太矮而被他杀害。但是，后来罗马以其宽宏仁慈的品质著称于世，尤其对来自意大利的难民仁爱有加。根据历史传说，早期的罗马人同意将邻近的萨宾人并入这座城市，以避免因罗马人诱拐萨宾妇女引起冲突。公元前56年，演说家西塞罗曾经写道：“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罗马人民的名望主要归功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罗穆卢斯，他利用自己与萨宾人订立的合约教导我们。为了实现城市的发展，即使是让敌人享有罗马公民权利也在所不惜。在他的管理和带动下，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停止过批准并授予外族公民权的做法。”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人利用类似的策略兼并了意大利的其他部族，例如伊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都聚集到了罗马的保护伞下。在征服对手之后，罗马人没有抢劫或掠夺对方城市的财富，而是与对方签署和平条约，并且他们所提的条件几乎没有被拒绝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条约的条款是相当简单的。那些被征服的城市可以由原有官员按照原有法律进行管理，但有两个前提：其一，每一个城邦都可以自由地与罗马进行贸易，而城邦之间不得自由贸易，这样，那些规模较小的城邦很快就在经济上对罗马形成了依赖；其二，每一个城邦都必须为罗马输送兵员。[80]
这些条约让罗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飞速发展起来。公元前275年，罗马成了欧洲最大的国家，面积达1295万公顷，从意大利北部的卢比肯河到意大利南部沿海的墨西拿海峡。10年后，罗马开始巩固自己对西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布匿战争后，罗马征服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公元前202年，在扎马，即今天的突尼斯，罗马击败了汉尼拔富有传奇性的大象军团，布匿战争结束。
布匿战争充分证明了罗马推行民族宽容政策的成功。汉尼拔的军事策略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迦太基人胜利几次后，罗马拥有的意大利联盟将很快崩溃。但是，让汉尼拔惊讶的是，虽然经过了几次惨烈的战斗，罗马的各个盟友仍然非常团结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当然，对于那些特别顽固不肯投降的城市，罗马也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例如，在与迦太基的战斗中，加图曾经明确表示：“迦太基必须毁灭。”公元前149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三年后，迦太基被夷为平地，大部分居民被屠杀，迦太基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81]
对迦太基的征服标志着罗马帝国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帝国的发展方向。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罗马一直刻意避免直接兼并，相反，早期的罗马皇帝通常是通过建立附属国或势力范围，以及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胁迫潜在的对手等方式实现帝国扩张的。所以，在布匿战争期间，我们很难精确断定罗马帝国的边界。
但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的战略发生了变化。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皇帝率领自己的军队兼并了早已被征服的地区，从威尔士到亚美尼亚，从瑞士到约旦，所有这些地方都逐步被置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此，罗马帝国的边界被明确界定下来，大多是沿着较大水路划定的。在帝国边界划定以后，罗马皇帝动用了大量资源修建边界要塞，例如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同时，他们还大规模修建了罗马帝国的交通网，这样每当需要镇压起义或者需要抗击外敌入侵时，帝国军团就可以快速调动集结。
但是，即便处于直接控制之下，罗马皇帝也很少干预各地人民的生活，也几乎没有实施大的经济或社会改革。曾有历史文献把罗马帝国描述为“没有官僚主义的政府”。当然，与同一时代的中国汉帝国相比，罗马帝国的统治力度确实较弱，汉帝国统治机构的数量几乎是罗马帝国的20倍。
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70年，罗马帝国急剧扩张，吞并了欧洲大陆大部、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和中东的很多地方，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这些征服战争中，罗马将公民权扩展至被征服地区的精英分子身上，同时又残酷镇压了那些敢于抵抗罗马统治的国家。在罗马建成600年后，它由一个很小的城邦成长为一个环地中海的全球性帝国，将这一著名的大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82]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tHE GoLdEN AGE oF roME
对于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或者说鼎盛帝国时期（High empire）的准确时间，历史学家们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普遍认为其时间与四位皇帝的统治年代大体相符，从图拉真开始，他的在位时间为公元98年至公元117年，被后世的罗马人视为最好的统治者（optimus princeps）。[83]作为皇帝，图拉真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非常受人民的爱戴，而且极其平易近人，他在军事征服和执政能力上也取得了惊人成就。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拓展至波斯湾，以前从来没有哪位罗马统帅到过那么远的地方。在征服达契亚（今罗马尼亚）以后，他带回了数百万磅的金银，这是罗马帝国最后一次从战争中获得大笔财富。
同时，图拉真还推行了古代为数不多的一次社会立法，创建了著名的“补助计划”（alimenta），即借钱给农民以便救助那些贫穷的儿童。由于图拉真是一位公正公平的统治者，以至于在4世纪新皇帝登基时元老院祈祷“希望新皇比图拉真还优秀”。中世纪时，但丁曾经把他想象成一个异教徒，希望通过向教皇格列高利忏悔而从地狱中解脱出来。
哈德良是图拉真的继承者，于公元117年至公元138年执政。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热衷于希腊文化，也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哈德良终止了罗马的扩张战争，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帝国统治的巩固、维护和完善上。除了建造13千米长的哈德良长城以外，他还命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造新的城市、寺庙、浴室、港口、引水渠、拱门和圆形剧场。哈德良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酷爱观光，在长达21年的执政期间，他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度过的，巡视罗马各省，检查军队的训练情况，甚至和士兵一起生活训练。
虽然哈德良以宽容著称，但他的一些行为也被很多人视为不宽容的典型。因为受希腊人身体崇拜的影响，哈德良废除了犹太法律中的割礼（崇拜希腊文化的哈德良可能认为割礼是对人们身体的摧残，他还废除了阉割制度）。这项禁令，以及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罗马殖民地的尝试，引发了公元131年至135年由西蒙·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当起义被镇压后，根据几则古代文献记载，哈德良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甚至在一个犹太寺庙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丘比特神庙，甚至将自己的塑像放在神庙内。为了在犹太人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他还下令在寺庙的空地上摆放了一头由大理石制作的猪（显然，这头猪是罗马军团镇压犹太人的象征）。[84]在黄金时代，这种不宽容是一次例外，并非常规性的统治原则。在哈德良去世后，罗马皇帝重新允许犹太人践行自己的宗教活动，甚至允许当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帝国法律发生冲突时可以免予惩罚。在哈德良继任者安东尼·庇护执政期间（138—161），罗马的太平盛世达到了顶峰。图拉真与哈德良都以巡游帝国而著名，与此相反，在成为皇帝之后，安东尼·庇护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意大利。虽然他也在苏格兰和北非发动过几次小的旨在巩固边疆的战争，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利用外交或者武力手段来威慑潜在的敌人。他的继任者马可·奥勒留后来是这样描述安东尼·庇护的：“他不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神灵，也不刻意追求人们的赞美，他不希望自己的人民送礼行贿或阿谀奉承，他在每一个方面都很节制，没有不良行为，也不会单纯为了新奇而求新求变。”
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和其他所有皇帝不同的是，他也是一位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出生于显赫的参议员家庭，所以有机会见哈德良皇帝，当时哈德良称五岁的奥勒留为“骑士”，并许诺让他获得最好的教育。12岁时，马可·奥勒留决定选择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人生道路。他身穿粗布斗篷，睡在地上，最后经过母亲的苦苦劝说才搬到一张铺了几块皮子的小床上。马可·奥勒留成功地引领着自己的帝国战胜种种挑战，包括公元169年的一次巨大瘟疫，以及后来的一次日耳曼人入侵。当他在公元180年去世时，罗马帝国还处于鼎盛时期，比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国都要强大。[85]
那么，罗马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呢？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修辞学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描述可以让我们一窥罗马帝国的繁荣景象：
如此众多的货船来到这里，源源不断地运送来各种各样的商品，这座城市俨然成了一座世界工厂……赫西俄德曾说大海有涯，而这里是所有东西的源头和终点。这里可以说是万物聚集，精彩荟萃，贸易、航海、农业、洗矿，所有现代和古代的手工艺，所有工业制品和天然作物的产品，应有尽有。如果有人在这里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那肯定是还未曾问世。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前现代模式，定会让当今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为之叹服。随着罗马国力的增强，原来实行的各城邦之间的进口税和早期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随着帝国边界的进一步巩固，有些地区已经成了自由贸易区，从苏格兰到塞浦路斯，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有非洲的橄榄油和备受欢迎的西班牙鱼沙司。商业空前繁荣，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以及由欧洲河流、地中海航道和著名的罗马道路所组成的极为完善的交通网络。
罗马的“全球贸易”甚至延伸到了远东地区。罗马商人跨过印度洋，穿越丝绸之路，将异国香料、香水、各种丝绸、奢侈的布料带回到亚历山大港、罗马和伦敦。反过来，罗马产的玻璃器皿、金币和其他货物最远到达了越南和马来西亚。早在公元前289年，罗马人就制作出了青铜币以满足帝国商业的需要，并综合了各种因素统一了货币，最终让罗马变成了一个超级经济大国。[86]
当时，能够自由流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货物，罗马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各种人才。在罗马的军队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克里特岛的弓箭手、巴利阿里群岛的掷石手、西班牙的剑客，以及希腊罗德岛的水手。大量批发商和零售商，主要是叙利亚人、犹太人和阿拉米人在罗马进进出出，从非洲带来黄金、象牙和珍贵的木材，从阿拉伯半岛带来香料，从印度带来珍珠和宝石，从中国带来丝绸，从中亚和俄罗斯带来皮毛，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来琥珀。除了奴隶和农奴被束缚于自己的主人和土地上以外，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享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同时，罗马为臣民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即使最偏远地区的臣民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作提达斯的北非小镇（位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讲的是当地一个柏柏尔地主的二儿子或三儿子的生活经历。这个男孩名叫昆图斯·洛留斯·乌比库斯，他从北非出发打算前往亚洲、朱迪亚和多瑙河、莱茵河下游，然后一步步出人头地。最后，他成了不列颠的总督，然后带领帝国军队进入苏格兰，为帝国拓展疆土。晚年时，昆图斯成了罗马的行政长官。[87]
上帝的子民
“God's oWN PEoPLE”
现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不存在的。没有证据证明罗马人认为浅色肤种比深色肤种更优越，反之亦然。但是，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必须指出，罗马人是很势利的。他们不认为其他民族和自己是平等的。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是“天选之子”。他们对于自己征服的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偏见。
所以，按照他们的顽固认识，爱尔兰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生活于寒冷之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苏格兰邻居是“赤裸的喀里多尼亚人和迈亚泰人，他们终日生活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只有脑袋露出来，靠沼泽的野草为生”。在帝国的另外一端，生活在非洲热带的埃塞俄比亚人、努米堤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身材矮小，头发毛茸茸的，声音尖利，双腿强壮，“烈日将他们的皮肤烤得黝黑”，太阳将他们的血液引到头部，所以他们“才思敏捷”，但是因为血虚所以他们害怕受伤，因此不适合当武士。
另外，他们还认为非洲人“性情多变，纵欲过度”，而且非洲女人的生育力特别旺盛，所以常常生双胞胎。埃及女人常常生三胞胎，那是尼罗河水的缘故。
在罗马人看来，外国人的身体结构有奇异之处。例如，据说在印度，有睡在耳朵里的人。同时，罗马人似乎对印度等级制度中最高一级的婆罗门人相当尊敬，认为他们是“素食主义者，不穿毛皮，实际上根本不穿衣服，人们具有很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完全禁欲长达37年（然后尽可能地多娶妻子）”。
总之，罗马人认为东方人，包括叙利亚人和小亚细亚人，打起仗来都是娘娘腔，穿着女人的衣服，使用的弓箭也都不像人用的东西。在奢侈品、宝石和奇怪食物的腐蚀下，这些东方人身体孱弱、颓废，说起话来满嘴阿谀奉承，对于他们的国王过于谦卑。相比之下，罗马以西的人一般都很原始，未开化，好斗，撒丁岛人“凶残，是可恶的强盗，天生爱撒谎”。
西班牙人因为作战威武勇敢，所以受到了罗马人的尊敬。与那些“特别野蛮的”色雷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相比，西班牙人相对文明一些。除了“兔子四处猖獗”以外，“他们用尿清洗牙齿，甚至用尿洗澡”。
有趣的是，罗马人对于那些身材过于高大健壮的人特别厌恶。总之，北方人“魁梧，野蛮，长着可怕的四肢”。不列颠人和喀里多尼亚人身材大得可怕；和凯尔特人、高卢人一样，日耳曼人也是身材高大的民族。但是，由于“畸形的”身高，他们的智力较为低下，所以这些野蛮人在战争中表现不佳。
即使是在自己的地区，这些身材魁梧的北方人“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在温暖的气候下，这些人的表现会更加糟糕，因为在那里“他们吃得太多，渴得要命，所以会喝太多的水，如果碰到不常见的酒就更不要命了，所以他们发福很快。他们忍受不了那里的炎热和灰尘，所以总是拼命寻找阴凉想好好休息一下”。阿尔卑斯山地的高卢人“身材尤其高大，犹如野兽一般勇猛”。一个罗马人说：“在进行第一次攻击时，他们像超人，但是之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般。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皑皑白雪一样，当战斗刚刚白热化，他们就会大汗淋漓，而且稍微一活动，他们就会在阳光下融化。”
简而言之，罗马人认为自己的身材是最好的，属于黄金分割的比例。令人庆幸的是，罗马士兵的平均身高比高卢人或日耳曼人矮7厘米至15厘米。“罗马人在智力上优于北方人，在体力上又优于南方人。”[88]
但是，虽然存在这些偏见，罗马人并没有停止将这些“野蛮人”吸引到自己的帝国中来，利用他们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在帝国社会中尽量发挥，并且能够在总体上与他们和平相处。根据吉本的观点，公元2世纪的罗马“是世界历史上一段难得的时光，人类的生活快乐而富足”。[89]那么，罗马人是如何让不同民族的人团结起来，并鼓励他们为帝国努力工作的呢？
罗马文化和公民身份的魅力
tHE ALLurE oF roMAN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或许，罗马帝国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它的巨大诱惑力。从大不列颠到阿拉伯半岛所有被征服的人都想成为它的子民，都想成为“罗马人”。吉本认为，罗马的地方官员很少“需要军队的辅助”，因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都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民族，所以他们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或者幻想，并且很少有人认为在罗马帝国中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那么，罗马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和其他任何古代强国不同，对于不同民族来说，罗马帝国代表着一种communis patria，即共同的祖国。的确如此，人们认为（至少是罗马人这样认为）罗马文明比任何文明都优越，所以无须强迫，被征服国家的精英会自动投入罗马文化的怀抱，以便获得权力和地位。一旦某个民族被征服以后，被征服者会继续沿用这种思想，通常在两代之内修建罗马城市和圆形剧场，接受罗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各地精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罗马上学，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就会完全变成罗马帝国的公民。[90]
此外，罗马人也非常愿意吸收其他民族的传统、知识和习俗，当然，前提是他们认为有用。“罗马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霸主，主要是因为在他们与不同民族作战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了更好的习俗，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东西。”这种情况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罗马精英们普遍承认希腊文化比他们自己的更为优越。在征服了地中海国家以后，罗马人宣称他们是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没有宣扬罗马民族主义或者罗马特质的思想，像哈德良这样的皇帝经常谈论的是希腊—罗马的大文化概念。
效仿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也建立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政权。每当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之后，罗马人就会建造新的城市，并以罗马语为其命名，还修建了很多罗马式建筑。虽然罗马继承了大量的文学、绘画、雕塑和建筑遗产，它也创造了很多自己特有的特征，例如角斗士表演和野兽狩猎。罗马文明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融合，不仅融合了希腊和罗马的元素，还融会了各行省和各地的文化，对帝国各地的精英分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都可以流利地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是在阅读大量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作品中成长的。由于这种共同的教育，到公元2世纪时，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层社会间的共同之处，甚至比那些为他们种植粮食或者饲养牲畜的农民与奴隶间的共同点还要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帝国不再以种族为标准划分阶层，文化和种族上的区别被社会、经济上的差异所取代。[91]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成功输出希腊—罗马文化，罗马统治者并没有试图消灭各地的语言和传统。相反，各地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多样性。虽然拉丁语是整个帝国的官方语言，但是希腊语、科普特语、亚拉姆语、凯尔特语和柏柏尔语仍在沿用。在非洲，到了圣奥古斯丁时代，还有人在使用古迦太基语。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例如罗马或者亚历山大港，其多元化和语言的丰富性就像今天的纽约或者伦敦一样。[92]
罗马文化政策中值得批评的一点就是罗马公民身份的引诱行为。为了安慰被自己击败的对手，罗马抛出了公民身份的橄榄枝，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罗马靠这一方法维系了帝国的统一，让它有能力扩张到已知世界的边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民身份说明某个人是精英中的一分子，它也提供了某种保护，这种保护对于上层的帝国官员和底层的民众也同样适用。公民权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但一般而言，罗马公民身份代表着投票权、保有财产和签署合同的权利、免受酷刑的权利、免受死刑的权利和在罗马法律下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希腊演讲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指出：“你将你帝国中的所有人分为了两部分……而且在每个地方，你们授予公民身份的那些人都是非常成功、地位高和有权有势的……而剩下的只是一些受统治的臣民。”
在《新约》中有一个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罗马的公民身份。据《使徒行传》（Acts）记载，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命令鞭打马其顿的使徒保罗。在保罗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后，地方长官顿感恐惧，马上把他释放了，并向他发出一封官方道歉信。后来，再次在耶路撒冷被抓后，保罗宣布：“你们是否有法律依据鞭打一位罗马公民呢？况且，你们还没有找到我有罪的证据。”虽然保罗最后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公民身份显然让他只能接受砍头惩罚（而不是受酷刑折磨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93]
被征服地区的罗马化始于贵族阶层。当然，公职一般由罗马公民担任，不论种族和民族。公民授予情况导致当地精英分子逐步罗马化，他们开始认同罗马的统治，并将自己的利益与帝国的统一对应起来。正如阿里斯提德斯所说，“根本没有必要动用警备部队来保护他们的大本营，每个城市中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人都为你守护着国家。”
但是，罗马的公民身份并不是只向上层社会开放，很多下层人也可通过服兵役获得公民身份。罗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教义都规定，罗马的兵团，即军队的核心，必须由罗马公民组成。当兵团征兵不足时，就招募外国人，然后授予他们公民身份。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例如恺撒创建著名的高卢兵团时就是这样，即使在平时，尤其是在东方，当兵源不足而公民又不足以补充军队时，也会如此操作。
然后，更为常见的是通过参加辅助军的方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虽然这些部队主要由非公民组成，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部队里服役满25年，他就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每年会有10000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公民。通常情况下，罗马军队中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不能结婚；因为统治者认为这会干扰士兵履行自己的职责，降低他们的忠诚度。然而，大多数士兵都有妻室和后代，当父亲服役期满，他们的孩子就会获得公民身份。这种做法是底层民众获得公民身份的一种主要方式。
在特殊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全部居民可以一起被划归“罗马殖民地”，通常会带来物质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中的男性自由民就会全部成为罗马公民。逐步地，整个帝国内的罗马公民数量稳步增长，在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这一数量达到了顶峰，公元212年，他发布了一道命令，授予帝国内所有男性自由民公民身份。
罗马帝国不分肤色、不分阶层授予公民身份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罗马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在整个帝国内，罗马公民都急于穿上托加长袍，采用三名法（tria nomina），即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罗马式姓名，来彰显自己的精英地位。[94]
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穿上托加长袍
to sEE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N toGAs
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人，罗马绝对不是为了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为了实现民族同化。罗马之所以实施宽容政策就是为了让任何一个群体都愿意接受罗马习俗、规范，让罗马民族精神充分地融入整个帝国当中，融入每一个民族当中。但是，如果罗马人发现某种习俗是野蛮的，他们就不会试图保留、尊重或遵守它。
例如，他们非常讨厌爱尔兰凯尔特人邋遢的外表，他们头发很长，穿着长裤而不是托加长袍。他们批评不列颠人，因为不列颠人喝牛奶，但是又不用牛奶制作奶酪，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讨厌生活在今天葡萄牙境内的卢西塔尼亚人，因为卢西塔尼亚睡在地上，用橡子粉制作面包，喜欢喝水而不是葡萄酒，用奶油而不是橄榄油做饭。
但是，在罗马人看来，这些粗野的习俗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一旦那些野蛮的国民接受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对他们的轻蔑就会烟消云散。罗马人并不认为野蛮人应该永远被挡在文明之外，他们必须按罗马习俗生活，才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在公元48年，当克劳狄皇帝的反对者说，野蛮的高卢人太不开化，不能加入罗马元老院，这位皇帝的回答相当有意思：“他们还不错啊，至少他们不再穿裤子了。”[95]
克劳狄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野蛮习俗是可以戒除的。而且，戒除得越早越好。和2000年后的英国人一样，罗马人坚信自己担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老普林尼描写道，罗马“为人们扫清障碍，让无数说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并为他们带来文明，也就是说所有民族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国家”。克劳狄希望“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穿上托加袍，包括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等等”。
同样，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描写过他的岳父、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是如何“让英国人穿上托加长袍的”。他鼓励自己的人民建造罗马风格的房屋和寺庙，让上层人士的儿子接受文科教育。塔西佗认为，那些原来生活在原始居所并争强好战的不列颠人最终通过学习礼仪习惯了和平与平静的生活。他说：“虽然我们的服饰也开始流行起来，但随处可见的仍然是穿托加长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列颠人受到了“邪恶生活方式的诱惑，包括宏伟的建筑、温暖的浴室和奢雅的宴会。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不列颠人称之为‘文明’，实际上这些只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96]
换言之，罗马人并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罗马官员鼓励被征服的精英接受罗马文化模式，创造一个鼓励同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国籍和民族身份并不会影响一个人成为罗马人。罗马帝国接受并同化大批新国民的愿望和能力是罗马伟大的秘诀。
鼎盛帝国时期的宗教宽容
rELiGious toLErANCE iN tHE HiGH EMPirE
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对宗教的国际性态度。吉本深刻地指出：“罗马帝国流行的各种崇拜方式，在人们看来都同样真实，在哲学家们看来都同样虚假，在地方长官看来都同样有用。所以，他们对宗教实行了宽容制度，不仅相互承认，而且很和谐。”[97]罗马帝国对宗教施加的唯一限制是，他们必须充分尊重罗马帝国的权威和官方仪式。
从某些方面来看，罗马的宗教宽容政策并不奇怪。和波斯人一样，罗马人也是多神论者，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信奉不同的神灵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罗马的多神制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希腊神话基础上的，只是宙斯、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变成了丘比特、弥涅尔瓦和维纳斯。按照希腊—罗马世界观，所有东西都有神灵护佑。如果其他民族信奉新的神灵，那又有什么错呢？
到公元2世纪，要想划分出一个“纯粹的”罗马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罗马大军横扫欧洲和北非时，每当他们征服新的城市和文化，就会发现新的神灵。每结束一次战役，罗马的将军们就会接受被征服者的神灵，以便偷走他们的力量之源。罗马人没有摧毁这些地方神灵，还会带着它们返回罗马，并常常把它们放进自己家乡的神庙中。
除了“俘虏”外国神灵以外，罗马还常常“祈求”外国的神灵来罗马帮助他们处理自然灾害，例如流行病或者侵略。如果干旱或者饥荒特别严重，那么罗马神灵不是特别愤怒就是参与其中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寻找新的神灵来帮助他们。
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宗教和各地神灵崇拜都能和谐共存。在某些地方，这种共存表现为分等级的宗教承认。例如，在毛里塔尼亚，一个地方市场由丘比特（一个罗马神）、朱巴（一个被神化的当地国王）和范尼斯尼西守护神（地方守护神）共同护佑。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例如，在北非，人们几乎将塞图恩农神和丘比特混为一体，凯尔特人将他们的拉戈神与墨丘利神结合在一起，而弥涅尔瓦神则与众多的地方女神例如水神苏莉丝联系起来。[98]不过，罗马对于宗教兼收并蓄的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首先，那些被认为“非罗马的”或者在道德上引起矛盾的偶像和习俗被禁止实行。所以，罗马元老院废除了德鲁伊教用活人祭祀的做法，以及弗吉尼亚女神西布莉崇拜者自我阉割的做法。还有一些神灵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埃及的伊希斯神和塞拉皮斯神被视为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女王，所以当奥古斯都皇帝征服埃及后，便禁止人们祭拜他们。直到两个世纪以后，卡拉卡拉皇帝才将伊希斯神和塞拉皮斯神归入罗马宗教当中。[99]
总体来说，罗马人非常出色地将各地神灵融入帝国的宗教体系。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属于同一神教，拒绝接受罗马的多神信仰，给帝国的宗教融合带来了严峻挑战。
古代的犹太人主要生活在其祖先居住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沿海城市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亚历山大港，这里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地。犹太人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罗马各大城市的“欢乐大熔炉”里，犹太人常常在自己的犹太教堂和庭院周围建造独立的居住区，反对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代替希伯来语。虽然也有大量说希腊语的“希腊化”犹太人，但是他们坚持独立生活的倾向让很多罗马人认为犹太人是“内心野蛮的人”。
开始时，犹太人在帝国很受欢迎，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着相同的宽容政策。公元前161年左右，在遭到叙利亚国王安泰阿克斯四世的猛烈攻击后，犹太人转向罗马人寻求帮助。罗马帝国非常渴望削弱叙利亚的实力，于是皇室便发表声明与犹太人交好。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尤利乌斯·恺撒允许犹太人崇拜自己的神灵，并给予他们法律自治权。为了表示感谢，犹太人为恺撒提供军事支持。在恺撒被暗杀后，罗马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到他的火葬焚化地哀悼。
恺撒的继任者奥古斯都也给予犹太人优惠政策，甚至破例指示不得用罗马政府的征粮和税赋任务干扰犹太人的安息日活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曾经热烈赞扬奥古斯都的宽容政策：
奥古斯都知道，台伯河一侧的罗马城地区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很多人是自由民，现在已经成了罗马公民……他没有因为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禁止犹太人进入罗马或者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身份。他没有强迫他们抛弃自己的礼拜之所，或者阻止他们集会或者接受法律帮助……他非常真诚地尊重我们的利益，在几乎全部王室的支持下，为我们修复神庙提供了极大帮助。他还许诺，每天向最高神供奉更多全牲燔祭。
在这件事上，其他皇帝远远没有奥古斯都做得这样好。哈德良禁止他们实行割礼，禁止实行犹太法律。卡里古拉强迫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吃猪肉。这些挑衅行为和长久以来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冲突引发了犹太人的三次大起义。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6年至73年，提图斯皇帝捣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寺庙；然后在公元115年和131年，由于犹太人抵抗压迫性法律，并有大量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涌入犹太人聚居区，便再次引发了起义。这些起义导致了罗马和犹太人双方大规模的流血悲剧。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宗教和文化因素。无论如何，犹太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常常取决于当权皇帝的政策。[100]
基督教也对罗马的宽容政策发起了挑战。和犹太人一样，基督徒拒绝接受罗马的各种神灵，拒绝发誓效忠皇帝。不过，当犹太人被罗马军团征服时，他们的“古老宗教”地位得到了认可，所以犹太人基本上不受约束。但基督教是一个“新宗教”，而且信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不断增加，它也无法与犹太教相匹敌，所以如果基督徒不尊重罗马当局，罗马人就会对他们的宗教下手。
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和当地罗马官员之间时有冲突。基督徒也遭到了犹太人的仇视，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异教徒。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鼎盛帝国时期的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正如吉本所说：“由于某些王子的漠视和纵容，基督教虽然没有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是基本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也被他们信奉的宗教所包容。”[101]
狭隘、基督教及罗马的衰落
iNtoLErANCE, CHristiANitY,ANd tHE FALL oF roME
罗马帝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主要源于他们秉承的衰落理论不同，事实上这种理论有几十种之多。帝国的过度扩张、经济危机、野蛮人的入侵和军力衰落都经常被提及，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解释，例如铅中毒，道德腐败，土壤枯竭，隐士、和尚、尼姑还有其他逃避社会现实的人越来越多，以及“纯粹”罗马主义的削弱作用，等等。[102]分析罗马帝国破灭的各种原因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至少有两点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两点也充分支持了本书的主题。
其一，虽然宽容政策对于罗马帝国的兴起和其太平盛世的维持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它同时也播下了罗马帝国最终分裂的种子。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通过公民身份、帝国事务的参与权和罗马文化的魅力，罗马帝国比阿契美尼德王朝更成功地实现了对被征服者的同化。但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的人民从来没有被“波斯化”，而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大量的各民族人民却被“罗马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被“罗马化”了，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希腊东部和北方的“野蛮人”没有被同化。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虽然罗马帝国努力保护这些地区人民的不同传统和文化，但是罗马人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早期的罗马帝国皇帝容忍了这些矛盾，他们的宽容政策在鼎盛时期无疑是成功的，促进了帝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也正是由于罗马帝国所奉行的宽容政策，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人民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甚至接近民族自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反对帝国统治，开始尝试寻求独立。
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说：“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民族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所以这种复杂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到了公元4世纪，说拉丁语的西部人和说希腊语的东部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于是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彻底分裂为两部分。同时，“帝国开始慢慢而又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内部分裂，原来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国民开始叛乱，而那些曾经忠诚于帝国的国民也抓住机会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103]
但是，“过度的多元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在鼎盛时期之后，罗马越来越残酷地实行宗教迫害，奉行顽固的种族主义政策。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观点：虽然这并不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唯一原因，但是狭隘政策进一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新狭隘主义在罗马对待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起先基督教只是罗马人攻击的目标，后来则成为狭隘主义的主要根源。公元3世纪，基督教遍及帝国的各个角落，到公元300年时，基督徒几乎占了帝国全部人口的1/10。最初的基督徒非常不受罗马国民的欢迎，不仅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罗马的各种神灵，他们还被指责乱伦和吃人肉，他们的圣餐被误会是吃人的肉体和鲜血。因为基督徒拒绝参加官方的敬神仪式，人们通常将战争失败和自然灾害的出现，例如瘟疫、地震和饥馑，归罪到他们身上。[104]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对基督教发动了所谓的“大迫害”。当时，太平盛世正在消亡，北方的日耳曼人和东方的波斯人不断进攻罗马帝国。此举原本为了恢复鼎盛帝国的辉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采用的政策却与鼎盛时期的价值观完全相悖，戴克里先决定根除“非罗马的”基督教这个大毒瘤。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罗马对基督徒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皇家官员将基督徒排斥在公职之外，并将他们从军队中清除出去。公元304年，戴克里先下命逮捕所有不向罗马神献祭的基督徒。基督教堂被拆毁，经文被焚烧，数千名信徒被杀害。
令人惊讶的是，在强大的罗马和羽翼初生的基督教会的斗争中，基督教竟然获得了胜利。在进行了一系列简短而激烈的战争之后，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皇帝，而且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在公元312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他转变信仰后，罗马针对几百万基督徒的迫害活动戛然而止，但是对于帝国内的其他国民来说，迫害才刚刚开始。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灭亡中的作用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吉本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105]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是吉本仍然提出，基督教强调的“死后生活、绝对服从和禁欲”极大地颠覆了罗马帝国果敢、英武和世俗美德。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罗马官方对基督教的承认为帝国政策引入了致命的狭隘元素，这些元素又进一步削弱了曾经成功团结不同民族、同化和融合不同民族的帝国政策。
首先，异教思想已广为传播，已经不可能通过简单禁止就能消除影响。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教堂停止了大规模投入，转而建设富丽堂皇的基督教教堂。但是，随着帝国的基督化，狭隘思想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教派”，例如斯多葛教、摩尼教（一种源自波斯的古老宗教）和犹太教都遭到无情镇压。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清除异教的活动，结果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包括那些远离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异端”基督徒。有史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官方宗教：“现在，中世纪封闭排外的基督教社会出现了。”
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认为宗教的统一可以重新振兴罗马帝国，抵抗不断增加的野蛮人的攻击。事实上，这种努力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他们对于异教徒和异端者的攻击被证明是自我毁灭性的，反而助长了野蛮人的入侵。例如，在北非，关闭异教寺庙的行为引发了更加激烈的骚乱，而对于异教徒的迫害反而让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让他以解放者的身份夺取了政权。在其他地方，宗教迫害导致了犹太人大规模外逃，重新定居在波斯人的领土上，破坏了罗马帝国的贸易，并与罗马的敌人结盟。正像孟德斯鸠指出的：“虽然古罗马人通过容忍各种宗教的存在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是其继任者却对各个宗教逐个削弱，只保留某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结果导致了帝国的崩溃。”[106]
更加糟糕的是，公元4世纪末，一场剧烈的种族冲突就像瘟疫一样横扫了罗马。此时，成千上万的日耳曼“野蛮人”移民到罗马帝国，其中大多数是躲避匈奴袭扰的东北部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第人，以及来自西北部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
这些日耳曼移民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一方面，他们是潜在的可怕对手，他们的士兵已经跨过了多瑙河直至破烂不堪的边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为严重缺员的帝国军队补充了兵源。
起初，罗马传统的宽容和不受限制的同化政策似乎对各种日耳曼部落产生了影响。罗马帝国允许他们在自己统治者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习俗和法律生活。男人们加入了罗马军队，而首领的儿子则接受了古典教育，有机会出人头地，甚至可以担任军队最高一级的职位。他们得到了足够的土地，并被同化了。他们没有侵扰或攻击罗马（虽然他们后来确实这样做了），日耳曼人的头目开始非常支持罗马皇帝的统治并希望成为帝国的臣民。西哥特人的领袖阿陶尔夫说：“全面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并通过哥特式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帝国的发展。”[107]
但是，对日耳曼移民的同化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日耳曼人总会引发社会动荡。从一开始，日耳曼人就时常遭受罗马人的骚扰和羞辱。罗马人常常把日耳曼人的儿子作为人质以确保他们的忠诚，而日耳曼人的妻子和女儿常常被作为奴隶使用。同时，对于常常遭受饥饿之苦的日耳曼人来说，虽然罗马人给了他们土地，但是他们根本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常抢劫或攻击更加富裕的邻居。当日耳曼人寻求更大的自治权时，出现了暴乱。双方的不信任和敌视气氛愈发强烈。
最后，著名的罗马宽容传统终于走到了尽头。日耳曼人讨厌本地的罗马人，而罗马人则厌恶日耳曼人身上“令人作呕的味道”，说他们抹在自己黄色头发上腐臭的黄油能把人呛个跟头。即使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与“体面的野蛮人”和平相处的罗马人也说：“阿勒曼尼人是酒鬼，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赫鲁利人非常残暴，而阿兰人则是贪婪的色魔。”
在4世纪末期，罗马人对自己的国民第一次采取了种族隔离政策，禁止通婚，禁止罗马人穿裤子和其他野蛮人的服饰（相对托加长袍和束腰外衣而言），并斥责野蛮人的基督教信仰是异端邪说。遵守日耳曼传统的官员被认为对帝国不忠，被罢免官职，甚至受到迫害。作奸犯科的哥特散兵游勇越来越多。最糟糕的是，出现了大屠杀和种族屠杀，局势不断恶化，最终致使罗马惨遭洗劫。
冲突中的一个受害者是混血儿斯提里科，他的父亲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汪达尔族的罗马骑兵军官，母亲则是一个罗马人。斯提里科是一个典型例证，说明一个非罗马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罗马社会中步步高升。公元400年，他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是一名罗马将军，也是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岳父。但是，为了补充奇缺的兵源，斯提里科曾经招募了数以千计的野蛮人加入罗马军队，于是便有谣言说他计划推翻东罗马皇帝，让自己的蛮族儿子取而代之。虽然历史表明斯提里科对罗马帝国忠心耿耿，但是这一谣言还是起了作用。霍诺留与斯提里科的女儿离了婚，罗马士兵叛乱，杀死了斯提里科的支持者，还对他的野蛮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野蛮人军队的家眷也惨遭杀害，财产被没收。公元408年8月，斯提里科也被斩首。
敌对情绪不断升级，罗马也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亡。由于受到罗马人的厌恶与轻视，日耳曼人也开始憎恨罗马人，而在不久以前他们还满怀希望与之共享帝国的辉煌。那些曾经效忠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愤怒地转而与罗马人为敌，加入了叛乱武装。斯提里科的野蛮人士兵加入了哥特国王阿拉里克的军队。公元408年秋天，阿拉里克率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城，并在公元410年成功占领。公元419年，西哥特人横扫了高卢。公元439年，汪达尔人占领了迦太基和罗马所拥有的大部分北非地区；公元455年，他们再次攻陷罗马城。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在它的土地上出现了多个混战的“野蛮人”王国，他们就是现代欧洲国家的原型。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继续维持了1000年的统治。但是，这个拜占庭帝国对于宗教多元化抱有极端狭隘的思想，不同宗教间的争斗不止，而且一直遭受波斯人、斯拉夫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的围困，从来没有再现过古罗马的辉煌。[108]
一个世纪以前，正当种族主义理论十分盛行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罗马“纯正的”血统被其征服民族污染和稀释了。如果我的认识正确的话，其原因正好相反。
罗马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能够包容、吸收、回馈以及融合不同民族、宗教、背景的人民。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非洲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高卢人，只要充分同化，都能跻身于权力的最高梯队，甚至可以成为皇帝。当帝国不能同化新吸收的人民时，一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容易同化，二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习俗超出了罗马帝国宽容的极限，这时罗马帝国就开始没落了。由于宗教和民族狭隘思想的共同作用，罗马内部爆发了一系列不受控制的战争和内讧。在罗马帝国试图保持罗马的血统、文化和宗教纯正之时，也正是重蹈克劳狄和吉本所指出的古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错误时，罗马坠入了分裂和衰落的深渊。
Ancient Rome: 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29, 231–35; Pagden, Peoples and Empires, pp. 41–42 (quoting Cicero); Wells, The Roman Empire, pp.152 (quoting Tacitus), 170–71; Pierre Grimal, L'Empire Roman (Paris: Editions des Fallois, 1993), p.133; Géza Alf?ldy, Das Imperium Romanum—ein Vorbild für das vereinte Europa? (Basel, Switzerland:Schwabe & Co. AG Verlag, 1999), pp. 29–30; Basil Kremmydas and Sophocles Marcianos, The Ancient World–Hellenistic Times–Rome (Athens: Gnosis Editions, 1985), p. 200. The quote in the section heading beginning “The single native land” is from Pliny and cited in Ando, 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p. 65.
96–180: Marcus Cocceius Nerva (AD 96–98), Trajan (AD 98–117), Hadrian (AD 117–38), Antoninus Pius (AD138–61), and Marcus Aurelius (AD 161–8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1. Other historians include Marcus Aurelius's successor, Commodus(AD 180–92), as well as Vespasian(AD 70–79), Titus (AD 79–81), and Domitian (AD 81–96). See, for example,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Dominic Rathbone,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ont page.
The Roman Empire, p. 15;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p. 37, 44.
211–12, 215–28; Roberts, The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pp. 292–94, 301–11.
THREE: CHINA'S GOLDEN AGE: THE MIXED-BLOODED TA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