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所讲的实验完成于1920年，而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直到1923年的秋天，我们都没有再对阿尔伯特做更进一步的实验。对于情绪反应，我们做了进一步思索，觉得既然它能在准备好的条件下建立，那么是否也可以被破坏？如果可以，又需要用什么方法去进行？由于阿尔伯特在我们测试后不久，被城外的一户人家收养，所以我们也没有在对其做更进一步的测试。而且，我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工作也在这时中断了。因此，这些因素导致了我们的实验不得不暂且告一段落。
1923年秋天，我们得到了一笔可以继续进行儿童情绪生活的研究资金，这是当时劳拉·斯皮尔曼菲勒纪念馆给教育学院的教育研究所的一笔奖金，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于这项研究的。有了这笔基金，我们又开始筹划这项研究，并找到了研究的地方——赫克希尔基金会，那里年龄在3个月到7岁的儿童大约有70名。不过，就实验而言，那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因为基金会给了我们很多限制，不允许我们完全控制这些孩子；而且那里还有一些无法避免的传染病，使得我们的研究不得不停下来。虽然我们在这期间遇到了诸多困难，但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并记下了这些实验的结果。
1.如何重建条件反射或无条件反射？
通过大量实验我们发现，直至目前，“重建条件反射”或“无条件反射”对于消除恐惧反应，都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应该承认，对于“重建条件反射”这个词语来说，在运用它来解释这种现象时，结果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它除了被自然科学爱好者们在不同形式下使用外，“无条件反射”似乎只是另一种可用的词语。
对于运用无条件反射的方法来消除恐惧反应，我们也做过尝试，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就运用了这一方法。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主要是因为它说明了人们在这一研究中可能碰到的不同困难，以及这一方法的使用。
被实验者叫彼得，3岁。彼得是一个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孩子，对于日常环境有着很好的适应力，只是他非常害怕白鼠、兔子、毛皮大衣、青蛙、羊毛、棉花、鱼以及机械玩具。从以上恐惧状态的描述中，我们可能会想到之前说过的小阿尔伯特，大家应该还记得，对于上面提到的动物和物体，阿尔伯特也表现出了恐惧反应。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彼得和阿尔伯特的恐惧反应，并不是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下产生的。彼得的恐惧“滋生于家中”，而阿尔伯特的恐惧产生于实验室。而且，彼得的恐惧更为显著，我们不妨看一下：
我们的实验员将彼得带进游戏房，然后将他放到一张有玩具的小床上，没多久，彼得就全神贯注地玩起了玩具。忽然，床的旁边出现了一只小白鼠（实验者躲在屏幕后面）。彼得在看到小白鼠的一刹那，立刻尖叫起来，仰躺在床上，表现出恐惧之态。刺激消失后，实验员将彼得抱起来，并把他放在椅子上让他坐好。芭芭拉也在游戏房中，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儿，但对小白鼠一点都不害怕，她还把小白鼠抓在手中。彼得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芭芭拉和小白鼠。这时，实验员把彼得的一个珠串放到了床上。小白鼠看到珠串后，就用它的爪子去触碰那根珠串上的绳子。每当它这样的时候，彼得都会用抱怨的语气叫道：“我的珠子。”芭芭拉也会去摸那个珠串，但对于芭芭拉的触摸，彼得没有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实验员让彼得从椅子上下来，他没有答应，他的恐惧还在。过了25分钟之后，他的情绪才好一些，准备去玩。
第二天，实验员记录下彼得对下述环境和物体的反应：
（1）第二天，当实验员把他带进游戏房后，他没有任何抗议地拿起玩具，进入小床。
（2）实验员把一只白球扔进房间，他看到滚进来的白球后，把它捡起来拿在手上。
（3）实验员趁他不注意，将毛皮小地毯挂在床边，彼得看到地毯后开始哭叫，直到地毯被拿走。
（4）实验员又悄悄地将毛皮大衣挂在床边，他看到后哭闹起来。当实验员把它拿走后，彼得才停止哭泣。
（5）实验员又拿来了棉花，彼得看到后哭闹起来，并一直向后退。
（6）看到有羽毛的帽子后，彼得大哭起来。
（7）实验员把一只白色粗布玩具熊拿到他面前，他既没有表现出积极反应，也没有表现出消极反应。
（8）实验员拿来一个木制的玩具娃娃，他看到后也没有表现出积极或消极反应。
对彼得的这些恐惧进行消除训练，是在我们之前讨论社会因素时才开始的，而且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正当我们打算继续对他进行消除训练时，彼得患了猩红热，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差不多2个月。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对他的训练不得不暂停。出院那天，护士陪着他刚刚进入一辆出租车时，车后面跟着一条大狗，他和护士都很害怕。由于大病初愈，彼得坐在出租车里，显得毫无精气神。
彼得出院休息了几天之后，再次被带进实验室，与动物一起实验。对于那些动物，他表现得十分恐惧，可以说他用了很夸张的形式，将他对动物的恐惧表现出来。后来，我们决定采用直接的无条件反射这种方式对他进行训练。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不控制彼得的用餐，不过在午餐时，肯定会让他有饼干和牛奶吃。我们把他安排在一间约40平方米的房间里吃午餐，让他坐在小餐桌的高椅子上。训练的第一天，他正在吃午餐时，我们的实验员把一只装有兔子的网状笼子拿进房间，放在离彼得足够远的地方，不至于打扰他吃午餐。效果很明显，彼得没有被这只兔子干扰到，照样吃午餐。第二天，我们把兔子放到离他越来越近的地方，直到刚好能够打扰到他时为止——应该说，那样的位置已经很明显了。第三天以及之后的几天，我们继续之前的程序，直到兔子可以放在桌子上，甚至后来将其放到了彼得的膝盖上。接着彼得对兔子从容忍变成了积极的反应，他不仅不再像不久以前那样害怕兔子，而且还能够在用餐时，一手吃饭，一手与兔子玩耍。从这一现象可以证明，他的内脏和他的手一起重新得到了训练。
可以说，之前彼得对兔子的恐惧反应十分强烈和夸张，我们在消除了他对兔子的恐惧反应后，便想看看他在面对其他毛绒动物和物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结果是，在见到棉花、毛皮大衣和羽毛时，他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恐惧反应。他用手去摸它们，然后转向别的东西，甚至将地上一块毛茸茸的地毯捡起来，送到实验者的跟前让他看。
在对待小白鼠上，虽然还没有唤起他的积极反应，但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至少已经达到了容忍的阶段。他会将装有白鼠、青蛙的锡制箱子拎起来，拿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这个实验之后，我们又把他放在了一个新的动物的情境中接受测验。实验者拿来一只彼得从来没见过的老鼠，和一些纠缠在一起的蚯蚓给他。最初，他在看到这两种东西时，表现得有点消极，可是一会儿工夫，他就对蚯蚓有了积极反应，不再因为老鼠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彼得的恐惧反应是“家里滋生的”，这里我们所做的研究也是针对这样的对象。对于孩子们最初产生条件反射的情境，可以说我们一无所知。如果对于这些信息我们是了解的，知道使他形成最初的恐惧性条件反射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些“迁移的”反应将会马上消失。
除此之外，除非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建立最初的恐惧反应，并能注意迁移，然后对其反应进行无条件反射，否则，在这个领域是无法展开研究的。我们认为，在初级的条件反应（一级条件反射）、次级的条件反应（二级条件反射）以及不同的迁移反应之间，很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倘若果然如我们猜测的那样，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类似于彼得这样的儿童所呈现出的广泛而不同的情况，我们指定任何一个儿童，他都可以被条件化。
不论怎样，我们对于恐惧反应的实验，都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借助一种方法，将恐惧反应消除掉。如果的确如我们期望和已经看到的这样，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消除恐惧反应，那么我想，对于与愤怒、爱相连的情感组织的其他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它来控制呢？对此，我确信是可以做到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个实验还存在很多瑕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没有拿出更加完善的实验报告，确实不能令人很满意，而且无条件反射研究也缺乏进一步的事实。所以，想要得到更好的结果，还需要在各方面条件的允许下，做更加细致的研究。
2.是什么引起孩子们发笑？
琼斯夫人将引起孩子们微笑和大笑的情境都记录了下来，而且是以同一方式记录的。她将引起发笑的通常原因，按照以下顺序排列出来：
（1）被逗乐。如挠痒、游戏式穿衣，使孩子们被逗笑。
（2）奔跑、追逐，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
（3）玩玩具。特别是只有一只皮球时，会引发孩子发笑。
（4）和其他孩子打闹时，会发笑。
（5）看着别的孩子玩耍时，会发笑。
（6）做一些尝试，并且获得了成效。如在玩玩具时，使一些装置转动了起来。
（7）当他们能使钢琴发出叮当的响声；能将口琴吹出声响；唱歌；敲打器物等。
能够引起发笑的情境，我罗列了一下，共有85种。在这些情境中，最为常见的是与其他孩子嬉闹，挠痒、游戏式穿衣、逗乐及轻柔地洗澡。对此，我还想说的是，如果人们现在想要在这里讨论，这些发笑反应是在什么程度上形成条件反应或是无条件反应的，那几乎是不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事实：根据孩子们内部的机体状态，以及控制情境的方式，同样的刺激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引起孩子们笑，但有时也能引起啼哭。比如，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在浴室洗脸或洗澡时，我们可能更多听到的是他们的啼哭，但也会引得他们发笑。但也有这样的时候，当孩子的情绪不积极时，拿一把口琴过来，房间里沉闷的气氛会立刻有所改变。按照通常程序给孩子们穿衣时，大人对孩子形成的拖、拉、扭拽，很容易引起孩子啼哭。不过，大家应该注意，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存在，那就是当孩子正在做他必须做的事情时，大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逗他开心，致使很多孩子就那样被大人给宠坏了，而这也往往会让他们经历一些痛苦。我曾经见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就是被大人以那样的方式宠坏的孩子。刚来的一个保姆，被安排为孩子洗澡、穿衣、喂饭，或者把孩子放到床上，当她为孩子做这些事情时，孩子想让她哄逗自己，可是保姆没有那样做，结果，这个小孩子就开始哭了起来。
我得承认，我们的实验结果确实显得不够完整，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足够深入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家庭中引起孩子啼哭的大量情境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可以使它们反过来引发孩子笑，而且可以让孩子笑出声音。从有机体新陈代谢的一般状况来说，有节制的取代没有什么不适合。另外，通过连续观察，如果我们对儿童环境中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充分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为孩子重建环境，从而使那种不利于儿童的结构发展得以被阻止。
3.一定要培养消极反应
当今流行的教育法告诉人们，不应该把消极反应强加到儿童身上。对于这种观点，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某些消极反应科学地植入，这样才能对有机体形成更好的保护。否则，想要找到更好的出路很难。但是，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条件性恐惧反应和消极反应之间要划清界限。根据原始的，即无条件的恐惧刺激而形成的消极条件反应，因其涉及内脏的大量变化，对正常代谢具有破坏性是非常有可能的。条件性的愤怒反应，从其性质上来说，不一定是消极的，比如在打斗和攻击时，它就属于消极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它所具有的破坏作用。从一些非常简单的事实来看，恐惧和愤怒行为会引起食物在胃里的滞留，并在那里进行发酵，使得细菌趁机大量繁殖，释放出对机体有害的物质，也就是说，恐惧和愤怒反应对于机体的消化和吸收是有干扰作用的。对此，坎农已经明白表示过了。因此我们认为，恐惧和愤怒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当然，如果一个种族在失去支持和面对噪音时，不做出消极反应，或者当他们的活动受阻时不进行挣扎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种族未必能继续生存下去。而爱的行为恰恰与以上两种反应不同，根据观察得到的结果是，它对于机体的新陈代谢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在爱的行为中，消化和吸收明显地加快。我们通过对一些夫妻的询问，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夫妻生活之后，胃部会产生饥饿感，或者开始收缩，所以，性爱之后，进食的要求往往更加强烈。
我们现在继续消极反应的话题，在我看来，消极反应的建立很少涉及内脏，它只是通过外在的刺激行为，引起手、腿、身体等退缩。在此，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让大家对其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知。我要说的例子是：我用两种方法，建立起对一条蛇的消极行为。一种方法是，我在向孩子们展示蛇的同时，发出可怕的声响，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孩子们吓得跌倒在地上，并开始哭叫。之后，只要一看到蛇，孩子们就会非常恐惧。另一种方法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将蛇拿给孩子们看，但是，每当孩子想伸手去抓那条蛇的时候，我便用铅笔轻拍他的手指。就这样，在没有震惊的情况下，慢慢地建立起消极反应。不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并没有真的用蛇来做这个试验，而是用了一只蜡烛。孩子们可以通过严重烧伤建立条件反射，也可以通过多次利用蜡烛的火焰，也就是让孩子们每次向火焰处伸出手指，直到手指发热至缩手的程度。如此，消极条件反射便在没有严重的震惊下建立，只是建立这样的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
由此，我可不可以下这样的定论：是那些人为的“不”和许多的清规戒律，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人们不得不遵从这些戒律，比如儿童不能在马路上玩，成人不可以冒着染上性病的危险去生一个私生子等，社会规定了人们许多不能做的事。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社会要求的一切消极反应在道德标准上都是正确的，我在这里说的“道德标准”，指的是今天并不存在的新的实验伦理学。对于今天人们所坚持遵从的许多戒律，我不知道它对机体是否是有益的。但不可否认，社会上的确存在着这些戒律。假如我们所在的社会，其习俗要求我们必须退回去时，我们只能退回去，不然我们的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手非常固执，他们不管那些戒律，干了违禁的事，但很快就遭受到了惩罚。如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这也表明了社会尝试与错误实验正在成为一种可能。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很多妇女都在吸烟，不论在家庭，还是餐馆或者旅馆，人们对于妇女吸烟的问题已经能够容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我们的社会通过它的代理者（例如政治制度、教会、家庭）对每项活动进行统治的话，那么对新的社会反应，人们就不会进行任何学习和任何试验。在这2年间，大家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显著变化都是看在眼里的，婚姻对妇女的约束力显然已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人，也在逐渐摆脱教会的控制，所以教会的控制力也明显减弱了等。当然，控制的迅速减弱，必然会带来危险，而没有经过充分试验就接受了新的方法，也会使得行为新形式过于表面化。
4.建立消极反应就是体罚吗？
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受到体罚是常有的事情，人们也经常会听到或参与到关于儿童遭受体罚的议论。我认为我们的实验算是解决了体罚问题，而且，在我看来，我们的语言中就不应该有惩罚这个词语。
可以说，对肉体的惩罚由来已久。而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对罪犯和犯错的儿童施以惩罚的观点，主要源于教堂中古老的受虐狂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圣经意义上的惩罚，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观点。
我坚决不同意对儿童进行惩罚的行为，我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无论是老师、法官还是父母，在他们看来，只有建立符合团体行为的个人行为才是值得提倡的，才是他们感兴趣或者必须感兴趣的。我们知道，行为心理学家是严格的决定论者，他们的思想是，不管成人还是孩子，都必须做他应该做的事。想要让一个人做出不同的举止，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让他缺乏教养，然后再让他变得有教养。我们知道，很多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和家庭与团体建立的行为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是不相符的，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他们的成长时期，家庭和团体对他们没有进行充分的训练。而人的成长是伴随一生的，所以社会训练也应该一直持续下去。由此我们说，一个正常人误入“歧途”，其行为背离了社会行为准则，那就是家庭、老师和团体中每个成员的过错。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鞭打和殴斗这一话题，在我看来，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首先，我认为父母之所以对孩子进行体罚，是因为孩子的行为偏离了社会常规。也就是说，是孩子的行为在前，父母的体罚在后，条件反应无法通过这种不科学的过程建立起来。有些父母通常认为，孩子在白天犯了错，就应该在晚间狠狠地揍他一顿，这样才会让孩子记住教训，在今后不要做不该做的事。说起来这种想法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愚蠢可笑的。同样可笑的事情，还有我们的司法和一些法律的惩罚方式，那就是为了预防犯罪，允许在一年中犯罪，然后在一年或两年之后，再对其进行惩罚。
其次，对孩子进行鞭打，实际上多半是父母和老师的一种发泄情绪的方法。
再次，当孩子的行为偏离社会的常规后，父母便以殴打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惩罚，想要通过这样的行为让孩子得到教育。然而，其中的体罚分寸是很难掌握的。或者它比较温和，难以达到建立条件化的消极反应的刺激程度；或者它很厉害，对孩子的内脏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或者，为了建立一种消极反应所需的科学条件，并不是就要对每次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都进行惩罚；又或者，经常对孩子进行殴打，结果体罚的效用完全丧失，使孩子形成习惯，导致个体对不愉快刺激形成积极反应中的一种病态反应，即“受虐狂”心理状态。
既然这样，我们如何建立消极反应呢？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相信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正把手指放在嘴里，或者他正在拧开煤气开关，抑或正在打开自来水的龙头，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会走上前去进行阻止，并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敲击孩子的手指头，就像行为心理学家对任何特定的物体，建立一种消极的或退缩的反应时，所实施的电击一样客观。在我们的社会，包括群体和双亲，一般情况下，对比较大一些的孩子就很少再进行体罚，而更多时候会口头告诉他“这样做不可以”。我也知道有必要对孩子说“不”，但我还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另外的一种环境安排，以减少孩子和成人不得不建立的消极反应。
有这样一个不好的兆头，那就是在建立消极反应的系统中，家长卷入了这一情境，这使得消极反应系统成了惩罚制度的一部分。很多孩子在长大以后憎恨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父亲，那是因为在小的时候，经常被父亲打的缘故。所以，我希望将来可以进行这样一项试验：在桌子上安上电线，那样孩子在伸手拿玻璃杯或者玻璃花瓶时，会因为遭遇电击而将手缩回来，不再去触碰那些易碎的东西，这样就不会因毁坏东西而受到大人的惩罚。而孩子拿自己的玩具是不会受到惩罚的，所以也不会遭受电击。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让物体和生活情境建立起自己的消极反应。
5.内在的消极反应与生命的存留
我现在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诸如持续处于饥饿、寒冷状态，被遗弃、被虐待、被误解，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悲伤和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活着？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学是无法回答的，而用积极反应的理由来对此进行合理的说明，显然也是难以做到的，不管这些积极反应是什么，有多少。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活着，是因为无条件的和条件的消极反应，不可能让人们在正常的条件下，采取必要的积极的步骤，来终结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能会将自己伪装起来，用一些我们喜欢的感伤的语言，谈论着生活和爱情的乐趣，让我们沉溺其中。然而事实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人就告诉我们，自杀是有罪的。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远离毒品和利器，也就是说，我们早已树立起了对一切可能伤害到我们身体以及危及我们生命的物体和情境的消极反应。这些是从小就养成的恐惧反应，它与我们讨论的温和的消极反应是不同的。可以说，围绕死亡建立的条件反应非常多，所以看到或听到“死亡”这个词，就会使我们对待死亡的任何一种积极反应都难以运作起来。因此说，任何一个正常人，不论他身处什么情境之中，都不可能选择自杀。当个体处于病患状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会使机体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发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这种概率很高。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自杀始终是病理性的，是个体组织生活的崩溃。不过也有例外，对于日本人来说，我们的这种观点就不够准确了。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的荣誉，因此，一旦丧失了荣誉，他们就可能会立刻自杀。虽然人们一直说“自我保护”是出于人的本能，但事实上，使人类产生“自我保护”定律的，并不是情绪、本能或其他非习得反应。虽然人们从出生起就产生了消极反应，但那只是极少数情况，对于人们而言，这些本能的消极反应太少，不会对保护个体方面起太大作用。至于其他一切反应，它们都是通过社会建立起来的。不过，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保证的，源于许多无条件反应的存在，形成了消极的条件反应的过程。也就是说，是这些内在的消极反应，让人类在身处逆境、遭受痛苦时，依然继续生存下去。
6.面对“词语”的反应
迄今为止，出现了很多关于词语反应方法的著述，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其根本来自这样的假设：通常我们能够以迅速流畅的言语反应来对待言语刺激。就像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是我说出一个词语后，让你用另一个词语（可以是任何词）并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假如我说“猫”，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老鼠”；我说“父亲”，你马上会说“母亲”。不过，假如我早就知道你上次去巴尔的摩旅行被情人拒绝这件事，所以我就把“巴尔的摩”这个词填到了刺激词的表格中，那么，当你看到这个词语时，你的反应可能不一定会那么迅速和流畅，你的反应可能会有以下几种：（1）什么也不说，也就是不做任何反应。（2）延长反应时间。（3）做出反应，可能会声音很低，但也可能会大声回应。（4）迅速做出反应。（5）反应的同时，可能还会带有其他反应，比如脸红、低下头、哈哈大笑等。
对这种方法，我们不必过多探究，因为它有着太多复杂性，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及它在精神分析中的用途。我们已经尝试过将它运用于警察的工作中，主要是为了确定情绪紊乱的嫌疑犯——当时，他正在对那些与罪行有关的词语做出反应。应该说，这种方法有助于让罪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实上，嫌疑犯对这种方法是比较忌惮的，而且，他认为这种测试能够证明他有罪。
这种方法并不是对任何领域都适用，人们对此也越来越深信不疑。而在我看来，是我们对那些言辞的组织，培养了我们对言辞做出反应的习惯。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好理解，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我是一名工人，在工场里工作，工场里的许多工具，我都可以拿过来使用，而且能够迅速上手，不需要进行任何摸索和尝试。但可能有一件很普通的工具，比如一把弯头凿子，我之前没使用过，那我可能就要琢磨一下该怎样使用它。不过没关系，它们都是木制工具，我对它们很熟悉。其实，词语和工具没什么差别，如果在决定使用哪些反应词方面还需要摸索的话，那只能说明你并不经常使用刺激词。
在心理学方面，人们会运用这种方法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现在我把6个人和我的一名助手送出房间，我的助手会随机给这其中的一位一张卡片，然后让他到对面的图书馆，向那里的一位姑娘求婚。之后，我们对他们6人进行测试，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那个求婚者。在这之前，助手会告诉拿到卡片的那个人，让他对自己的求婚行为进行隐瞒。在这一测试中，我想我能猜到剩下的5个人中，会有几个人表示见到过那张带有指示性的卡片，有几个表示没有见到过。
在这里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刑事案件侦破中，或是对精神病例的研究中，如果依据并不准确可靠的知识进行推理和判断的话，肯定会遭遇失败。因为对于罪犯曾经的情绪情境，我们可能没法做到全面了解，所以就很难形成一组关键的刺激词。基于此，我认为这种方法在精神病学和犯罪学方面的实用价值并不大。
另外，关于情绪研究，还有别的一些方法，但由于它们的技术性质和所得到的并不能让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对它们的作用就不予以考虑了。
我们对人类情绪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在这里向大家阐释了我们的论点，即人类的情绪生活建立在环境对人的折磨之上。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然充满着偶然性，人类的各种行为形式没有经过社会的审视就发展起来了。我想，我和大家都会相信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就是我们的情绪反应，可以用有序的方式来建立，只要社会找到建立的方式，便可以使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就算不能全部了解其建立起来的过程，至少也可以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另外我认为，当我说我们正在开始理解它，而且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将如何顺利地将其消除，相信你们也会同意。事实上，这些方法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们大家都很感兴趣，也就是说，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希望将我们身上孩子般的爱、怒或恐惧予以废除。这些方法将使得我们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情绪疾病，从而替代令人怀疑的和正在消逝的非科学方法——精神分析法。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句话，行为心理学家是否对自己提出的观点，需要在用词上谨慎对待呢？行为心理学家是通过很少的案例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实验资料也的确非常少，但这些可以在将来找寻到各种办法进行弥补。我想，现在的人们只要还心智健全，就不会再使用那些陈旧的内省方法了。
7.行为与情绪的微妙关系
德国的贝努西，哈佛大学的伯特和马斯顿，伯克利警察学院的J.A.拉森，在过去的几年里，展开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对罪犯在说谎时所呈现的一些特征做了细致研究和观察，结果显示，当罪犯试图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加以掩盖时，也就是当他说谎时，其血液循环和呼吸会发生变化。无疑，这项研究成果，对侦办各类案件的法院和警察工作者有相当大的帮助。尽管这些学者不会将他们的测试结果介绍到法庭，作为认定罪犯是否犯罪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这些研究者认为，他们为罪犯坦白认罪铺平了道路。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在医院测量血压的经历，所以对医生的操作应该并不陌生。医生在为我们测量血压时，先将一条中空的带子围在我们的手臂上，然后打气量血压。现在不仅有测量血压的仪器，还有测量心跳形式、心率变化，以及其他情况的仪器。伯克利警察学院的拉森，在近年的研究中就使用了在黑皮纸上记录血液循环变化的仪器。
在测谎研究中，拉森还使用了呼吸描记器，它能够让实验者记录呼吸变化。呼吸描记器能够将实验者的呼吸曲线形状显示出来，其中包括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振幅的变化等。
那么对于一个说谎的人，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这些仪器测量到的数据来断定他说谎了呢？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答案，我们接下来展开了研究。在对此项研究进行测试前，我们先用仪器对被测试者进行了测量，拿到了一组正常的呼吸记录和循环记录。稍事休息后，我们对他们展开了询问，所询问的问题都非常枯燥，要求被测试者的回答也很简单——只要求他们回答“是”或“不是”。如果问到一些简单的问题，而且被测试者的“意识”比较清醒时，他们的血压和呼吸曲线都没有大的起伏，也就是说，没有特殊变化。可是，在另一种情形下的测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如果在讲课前，我把一袋珠宝放在了讲台上，课后，你们中间有6个人围拢过来向我提问题，等到他们离开后，讲台上的珠宝袋也不见了。于是，我派人把那6个人找回来，并向他们询问珠宝袋的事情，6个人都说自己不知道，没拿过那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运用仪器将这6个人的呼吸和循环记录下来。这时，其中有3个人希望尽快进行测试，其目的是通过检测结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另一方面，有3个人不同意这样做。尽管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也不能从表面上加以判断，认为要求检测的3个人就一定是清白的，而另外3个人中必然有人拿了珠宝袋。所以，我决定使用仪器来对这几个人的呼吸和血压进行测量和记录。于是，这几个人被我带进了测试室，然后他们很舒服地就座。准备就绪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对他们进行询问和测量，而是先放了一段时间的唱片，然后才开口。开始时，我并不直入主题，而是问一些无关的事情，偶尔会谈到与偷窃相关的话题。例如，我会问如下问题：（1）你反对测试吗？（2）你吸烟吗？（3）喜欢看电影吗？（4）喜欢演讲吗？（5）那个珠宝袋是不是你拿的？（6）你刚才是不是说了谎？（7）你喜欢赌博吗？（8）是否被警察抓捕过？他们必须对我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回答，而且只能说“是”或“不是”。
毋庸置疑，在上述情形下，说谎的那个人的血压无疑明显地增高了，他的呼吸曲线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但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呼吸方面的记录，血压方面的记录更能让人满意。拉森指出，加利福尼亚警方在侦办刑事案件中，运用这一测验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效。他说：“目前，这种测试的实际运用，使得罪犯在坦白罪行前，从无辜的嫌疑犯的记录中进行重新筛选，很有可能从其中找出犯罪记录。而且，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可以说，有90%的案例通过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成效。剩下的那一部分难以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要么嫌疑犯失踪，不愿坦白，要么另有别的原因。”当然，人们在接受这项研究成果之前，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