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方面的能耐，那么他就一定要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因为只有这样，在面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困难与挫折时，才有能力去面对那些一时一势上的失利。成功与失败往往只差一步，谁的忍耐力更强，谁坚持渡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谁就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或事业上的转折，从而一步步走向成功。而一个人身上的能耐，往往是在忍耐困难时不经意间显现出来的。
1．不张扬，一切从简才是真正的尊贵
——戴维·帕卡德
每一位成功者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往往都有着非同于一般人的人生经历。无论他的出身是高贵还是低微，他们当初选择创业时是富有还是贫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耐得住成功之前的艰辛与煎熬。可以说，每一个黎明到来之前都会有一个漫长的黑夜，而在这段看似暗淡无光的黑夜里，只有那些创业者身上默默散发出来的孜孜求索的精神，以及耐得住贫困与失败的高贵品质，才是他们最后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在品评一个人是否真的富有与尊贵时，不是看他此刻拥有多少金钱，或是拥有多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而是要看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他在锐意进取时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
众所周知，戴维·帕卡德有着“硅谷之父”的美誉。在他与威廉·休利特创立了惠普公司并取得成功后，硅谷也成了闻名世界的高科技园区，它不仅推动了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全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但是，在硅谷最初形成的那段时间里，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区的主干道上，每天都会挤满众多的高级轿车。可是，就是在这众多高级轿车里，却有一辆看起来较破的轿车，而它在这个早已闻名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区里，显得十分不协调。但是，只要是当时在那里开办公司的商业精英们，一看到这辆车驶进来，都会止不住对坐在车里的人肃然起敬。因为那辆破得几乎不能再破的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而是由于他的出现才让这些商业精英们在此成就了非凡业绩的领头人——戴维·帕卡德。
就当时而言，惠普公司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他们的创办者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却对自身所拥有的财富丝毫没有任何优越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包括开着那辆破旧的汽车。可以说，正是这种低调的生活才让他们拥有了闻名全球的惠普公司，同时也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做事从不张扬的个性，使得惠普不仅在后来成为了世界500强企业，也彰显出了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尊贵品质。
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身上所透露出来的这种高贵品质，与他们当初以538美元创办这家后来闻名于世的惠普公司时，一直坚守的坚忍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是在1930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时认识的，更巧的是，不久后他们又同时加入了学校的新生橄榄球队，四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两人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弗雷德·特曼教授从他们身上却没有发现种种因无忧的童年所养成的贵族式的优越感，更多的反而是他们为了得到一项实验成果而持之以恒的不懈钻研和默默实践的精神。另外，又由于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性格上的相似，以及对大自然的共同热爱，所以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两人之间持之一生的友谊。
相同的专业，相同的爱好和性格，让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但是在这期间，两人也曾分开过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威廉·休利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硕士学位，而戴维·帕卡德则去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两个人这一次的分离，其实在事后看来，也是他们在创办惠普公司之后分工上的开始——正是由于威廉·休利特的继续深造，使得他在日后研发新产品时有了更多的理论依据；而戴维·帕卡德在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经历，让他在惠普公司正式成立后拥有了管理和推销公司产品的经验。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不是弗雷德·特曼教授盛情邀请他俩再次回到斯坦福学习并创办一家电气公司，或许惠普就不会出现。
在弗雷德·特曼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当时只有26岁的戴维·帕卡德与25岁的威廉·休利特终于签订了一份合作创业的协议。在公司创立之初，戴维·帕卡德刚刚结婚不久，他和新婚妻子租了一处住房，而即将结婚的威廉·休利特却住在了车库后面的一间简易房中。显然，当时两人的居住环境都十分简陋，而所谓的车库就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切工作都要在这里进行。
简陋的环境并没有削减两位年轻人的斗志，尽管当时可怜的他们为了烘干一个变压器都要跑去戴维·帕卡德家里完成，而且简单窄小的生活环境极大程度地影响到了戴维·帕卡德与他妻子的生活，但他们却都没有在意，只是抱着一个希望——把他们原先只是在实验里得出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工作的产品。在这一梦想的支撑下，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仅仅通过当时他们的工作车间里的物品，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艰苦程度，本就条件简陋的车库里只有一个工作台、一套老虎钳和一台钻床，其余的就是一个烙铁、一把钢锯、锉刀、螺丝刀和那些从外面买回来的元器件。但就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具，却在一点点实现着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的梦想。因为威廉·休利特擅长于电路方面的技术，而戴维·帕卡德精通于生产工艺方面，所以在最初两个人的合作上，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地达到了互补，以致他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电子产品的生产与设计。
在众多后来者的眼里，惠普公司当时的成立多少带些童话故事般的美好——惠普公司的名字“HP”，而并非是“PH”，是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两人在投掷硬币时决定的。但这种有如游戏般的为公司取名的方式，却无法掩盖公司成立之初的艰苦。可是，这种艰苦却被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以近乎狂热的工作态度给淹没了，以至于事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威廉·休利特依然充满激情地说：“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公司毕竟刚刚成立，所以只要什么赚钱我们就做什么。比如，小便池的自动冲水装置、保龄球道上犯规的指示器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当时研究设计出来的。”
对于两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高才生来说，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立志要做电器，但为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不得不放下他们的最高目标，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制作了威廉·休利特所说的指示器，他俩还研制出了一种减肥的仪器。而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坚忍之下，惠普公司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实现了1563美元的纯利润。虽然利润很少，但正是由于两个人坚韧的品质，并且巧妙地运用了他们的科研成果，放下了他们最初的“宏伟”构想，从实际生活出发，生产和制造出了一批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才使得这家从成立第一年就开始赢利的公司，虽然至今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却一直在实现着利润的增长。尽管他们如今已经离开了惠普，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创建并坚守的“惠普之道”不仅存在于惠普公司，还成为了全球很多大公司所借鉴的企业生存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创业之初遇到困难时，还是他们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绩之际，这两位惠普公司的总裁始终都保持着当初在简陋的库房里奋斗时所拥有的那份为人之道与做事之本——从不张扬、一切从简的做事风格与基调。比如，在1957年，惠普公司成功上市时，当时身为公司总裁的戴维·帕卡德，竟然在纽约乘坐地铁赶去证券交易所参加公司上市仪式，他的这一行为直至今日依然被传为美谈。同样，作为惠普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威廉·休利，在退休之后，依然过着同当初戴维·帕卡德在世时一样的简单生活——在湾区垂钓。
可以说，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这种为人低调的作风影响着整个惠普公司，即便是在两位创始人均已离世的今天也不例外。在硅谷内，惠普就像是坐落在路边的一个偌大的庭院，院子里的草坪被修理得整整齐齐，仿佛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两位老人正坐在那里，静静地彰显着一种简约的尊贵。
2．忍一时之辱，成一世之名
——赫伯特·胡佛
提起赫伯特·胡佛，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他美国第31任总统的身份，其次就会想到他是一位采矿工程师。这主要源自于胡佛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时的专业，以及后来他在采矿业所做出的成绩——他不仅在34岁时就获得了众多同行的尊敬与羡慕，同时也拥有了众人望尘莫及的财富。后来，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欧洲儿童及难民的援助，又让他拥有了“慈善家”的称号。胡佛在年轻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与美誉，其实都为他日后入主白宫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然而实际上，胡佛的一生并不是太顺利——无论是在他早年的从政期间，还是他在上任总统之后，都经历了很多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痛苦与挣扎。如果不是他能够耐下性子，忍住一时的屈辱，或许世人根本就不会看到成为总统的胡佛，以及后来以“孤立主义者”著称的胡佛了。
作为斯坦福大学创立之初的第一批学生来说，仅就胡佛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所学到的知识来讲，与现在的斯坦福大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成立之初的斯坦福大学远没有如今雄厚的师资力量，不过，胡佛也一直以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为荣，并且在他成为美国总统后，又对斯坦福大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足以说明胡佛对母校拥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因为斯坦福大学给了他强硬的专业知识，让他在采矿业中获得了非凡的财富与成就。然而，胡佛的仕途之路与他的商业成就比起来，却要艰难很多；不过，这些困难与挫折都被胡佛一一忍耐了下来。
实际上，胡佛步入美国政界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原本在采矿业做得顺风顺水的胡佛，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不中止了这份生意。此时，他发现战争的爆发使不少美国人被困在欧洲，于是他便前往伦敦并担任了美国救济委员会的主席之位。经过多方的努力，胡佛终于成功地让12万名贫困的美国华侨得到了资助，返回了祖国。随后，胡佛又在法国和比利时实施了救济计划，这一举措令胡佛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也让他萌生了弃商从政的念头。
由于胡佛在战争与饥饿救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他早已成为了资产阶级学者眼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所以，胡佛在美国参战后不久，便被召回了华盛顿，由政府任命为美国粮食总署的署长。尽管他从那时开始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政治之路，但在战争年代里，这份差事并不好做——战争本身就造成了粮食的减产，并且当时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粮食短缺。一旦工作做不好，就会给他自身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可以说，仅仅是联邦政府的这一任命，就够胡佛去应对了，不想协约国的首脑又将胡佛任命为救济与复兴署的署长，主要负责解决各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食品短缺问题，这无异于将胡佛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但胡佛却欣然接受了这一切，而在上任后，他即刻在国内实施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他首先鼓励美国人民提高粮食生产，并用自愿的方式，成功削减了美国国内的粮食消费，而这样就可能将节约下来的粮食对各协约国进行协助。为了确保粮食的消耗量被控制在最大的限度内，胡佛还提出了征收超额利润税的政策，借此来促使物价降低。胡佛所采取的这种在有限产量中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消耗的方法，连美国的家族妇女都明白，其实这就是政府在号召全美国的老百姓，从此刻起开始勒紧裤腰带自动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而胡佛的这种做法，也被媒体戏称为“胡佛化的管理”，一时间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议论之声，还有不少人对他的做法有意见。但胡佛并没有被这些褒贬不一的声音吓倒，而是继续一如既往地推行他的这种“胡佛化的管理”。
在忍过一时之“辱”后，随着美国人民对“胡佛化的管理”的习惯，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了美国政府面前，那就是通过胡佛的改革举措，整个美国在保证本土粮食供需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这让胡佛在各协约国首脑面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之后，胡佛又做了一些国际间的募捐与救济活动，这些让他得到了很好的声誉，对他进一步迈向美国权力巅峰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自1921年哈定政府执政时期开始，胡佛因其在商业方面的突出表现，进而被任命为美国的商业部长，而后在柯立芝政府执政时期，胡佛依然担任着这一职务。
可以说，七年的商业部长经历，为他在19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举胜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当初接过美国粮食总署署长这一块烫手的山芋之举，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胡佛稳坐商业部长的机会。尤其是胡佛在任粮食总署署长时推行他的“胡佛化的管理”初期，在媒体与美国民众的一片讥讽之下，胡佛却顶住了谩骂，继续执著地推行着自己当初制定的改革计划，最终用事实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其实，胡佛的这一做法，依然是源自于斯坦福大学特殊化的教育所致——斯坦福大学的教学方式，并不只是注重对学生理论上的教学，而是更为注重学生的能动性。也就是说，所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在理论上获得的经验基础之上，通过实验室或是创业的实践来完成他们的理想。这也就是胡佛为什么会在年仅34岁的时候，便能够在采矿业中以工程师的身份很快跻身成为经理、股东的原因。而从胡佛身上，也可以看出早年的斯坦福大学虽然只属于一般大学，但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却跻身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的原因。固然，斯坦福大学本身的发展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胡佛就任美国总统后对母校的格外关照，也让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从一名成功的工程师，一跃成为入主白宫的总统，胡佛的这一次凌空一跃的确有些突然，但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快速跨越，让胡佛在执政的后半期再次体验到了阻隔，并且这一次政治阻隔十分巨大，这主要源自于胡佛一上台便扑面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一名做过七年商务部长的人来说，胡佛懂得如何更有效地去追求企业的最大利益，也明白自由贸易之下企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只不过，他忽略了这一点事实：经济危机之下的自由贸易是需要进行适当矫正的。于是，在胡佛政府的这种放任自流的执政理念之下，美国的工商业急剧下降，失业人口剧增，一时间，胡佛从最初上台时媒体眼中的“商业总统”，一下子蜕变为了美国人民眼中的“饥饿总统”，这也致使胡佛的声望一落千丈。甚至有些人将大街上流浪汉睡觉用的躺椅戏称为“胡佛椅”，还有诸如“胡佛村”、“胡佛袋”、“胡佛车”等戏称。但是，讥讽也好，污辱也罢，胡佛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而是把心中的怨气统统忍了下去。而在后来的谋求连任中，胡佛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从总统位上退下来的胡佛过起了隐居生活，可是他却没有闲着——经过数年的反思，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死后的1945年，胡佛以共和党元老的身份再次活跃于政坛。此时，他已经到了80多岁的晚年时光，但是还不停地著书立作，写出了好几本颇有影响的书：1958年著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功过》、1964年完成的《美国史诗》（四卷本），加上之前的著作《有关美国道路问题的答辩》（七卷本）、《回忆录》（三卷），以至于到了84岁生日时，他打破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记录，成为了美国最有成就的总统。
在经历了人生的两次挫折和失败后，面对屈辱和人身攻击，胡佛都忍了下来，而这种忍让，让他成就了总统的政治梦想，成就了他在美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世之名。
3．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期待柳暗花明
——史蒂夫·鲍尔默
每个人都有绝望的时刻。天才与蠢材之间的差别是，天才会在绝望的路上努力寻找到一条充满希望的路，让自己重塑信心，在奋斗中重新期待人生中的柳暗花明；而蠢材却往往会被绝望吓倒，从而丧失本属于自己的大好年华。如此来看，天才的成功与蠢材的失败，其产生的人生结果有着十分巨大的悬殊。但是，如果追究起他们失败或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往往只是在于他们在人生路上面对关键时刻所迈出的不同一步而已。比如，一个人在面对创业之初的成功与喜悦时，他是否会继续锐意进取；一个人在面对挫折时，他又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如果稍不留意，最后往往会演变成关乎人生成败的关键，甚至还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情况出现。所以，鲍尔默在进入微软后的用人之道是“雇用最有才华的人，雇用比自己优秀的人”。可以说，除了要头脑聪明、有创新能力外，鲍尔默更为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质。因为鲍尔默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聪明和创新能力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够更好地适应并做好本职工作，而品质却关乎着一个人在遇到困境时是否能寻找到新的希望、新的出路，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人生追求。
提到鲍尔默，相信人们大多熟知他与比尔·盖茨那一段一见如故且无法割舍的友谊。1974年，同在哈佛读书的鲍尔默与比尔·盖茨在学校的电影院相遇，看完电影后，两个人便轻轻哼着电影主题歌走出了电影院，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生都无法割舍的友谊。那一年，鲍尔默仅仅18岁，而比尔·盖茨也才19岁，他们共同观看的电影叫做《雨中情》。在此后的交往中，他们更多的是在一起玩一种数学游戏，或是打桥牌。他们日后对数字的敏感，或许正是上学时对数学游戏和桥牌的热衷所致。
与比尔·盖茨不同的是，鲍尔默则更为热衷于橄榄球。所以，毕业后，在比尔·盖茨力邀鲍尔默参与创办微软时，鲍尔默当即一口回绝了他，理由是他好不容易才当上橄榄球队的“掌门”，不想就此轻易放弃。鲍尔默的拒绝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失望，因为就两个人的关系而言，鲍尔默自然不应当拒绝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两个人早就谈过未来创业的设想，而比尔·盖茨对微软的梦想也不仅仅是空穴来风的漫谈，但那时的鲍尔默太过年轻，并且他的确很难割舍下对橄榄球的不解情缘。就这样，比尔·盖茨便独自去开创他的微软公司了。
其实，鲍尔默拒绝比尔·盖茨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鲍尔默的性格使然——鲍尔默天生待人和蔼，有着他人所无法相比的亲和力，并且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着惊人的凝聚力和煽动性，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社交能力。相反，比尔·盖茨却性格内向，做事稳重，不善交际，有时甚至表现得过于拘谨。也就是说，鲍尔默担心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会在合作导致矛盾，从而影响了彼此的友谊。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在性格上形成鲜明对比的人，却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不过，朋友归朋友，鲍尔默认为自己对商业知识的掌握还不够多，所以拒绝了比尔·盖茨之后，他便毅然报考了斯坦福商学院，攻读MBA。但此时，鲍尔默心里那颗蠢蠢欲动的不甘之心也开始隐隐作怪——比尔·盖茨已经出去创业了，自己却依然在课堂上读书。这种不甘心让鲍尔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推迟去斯坦福大学的入学时间，先到社会上去历练一番。当时的鲍尔默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去社会中检验一下自己这些年学到的知识是否能对自身起到作用。
在出去历练自己之前，鲍尔默先到了新墨西哥州。在阿尔布奎克市的微软公司，鲍尔默首先拜访了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几年不见，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一次，两人的会面也仅仅只是一次纯粹的朋友聚会。比尔·盖茨得知鲍尔默考上了斯坦福大学的消息后，就没再邀请对方与他一起共创微软。告别比尔·盖茨后，鲍尔默心里略有一丝说不出来的失落感，或许是因为看到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正在一点点茁壮成长，心中不自觉产生了一种落差感。但鲍尔默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留，因为他早已为自己做好了规划。于是，他即刻赶到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在宝洁公司做起了一名产品助理经理。这份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宝洁公司相关产品的具体销售。鲍尔默一直做了两年，在此期间，由他负责营销的产品小到一份甜点，大到一个计算机屏幕，甚至可以说，只要是赚钱的产品他几乎都卖。无论是产品的市场营销方案，还是具体的营销策略与方式，鲍尔默这两年的营销经历，都给了他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是对于鲍尔默来说，在这两年的工作中，他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当初他为了橄榄球而拒绝了比尔·盖茨，如今却一个人跑出来做营销，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拒绝是对好友的一种残忍打击，也有些不近人情。出于良心的谴责，同时也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鲍尔默在两年后毅然辞去了宝洁公司的工作，回到了斯坦福大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鲍尔默一直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觉得生活就像是一潭死水，他心里的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无法得到释放。虽然他经历过了两年的社会实践，也明白了一些自身的不足，但重新回到学校之后，却无来由地感觉到了一丝沮丧和绝望。这种绝望不是生命的绝望，而是源于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茫然。直到有一天，鲍尔默翻起了他以前参与编辑的一本文学杂志，重温起那则寓言，心里才顿时开朗了起来。
这则寓言讲述了一个关于蓓蕾的故事。在一座山里曾住着一位天使，她决定着这座山里所有花朵的形状与颜色。有一次，她发现了一朵美丽的蓓蕾，知道它是上帝派到人间的骄子，便决定让它自行选择开花的形状和颜色。这朵蓓蕾决定，一定要以最美丽的姿态和颜色绽放，于是它每天都在思索着。然而，不论是五角形还是六角形，无论是红色、蓝色还是绿色、白色，它觉得每一个形状都好看，每一种颜色也都十分美丽。一天天过去了，这朵蓓蕾思来想去，怎么也无法做出最后的取舍与决定，看着周围的蓓蕾早已开出了各种形状、五颜六色的花朵，它心里既难受又羡慕。有一天，天使就问它：“我既然给了你这种权力，你就快一点做出自己的决定吧，也好让我看看你美丽的样子。”天使说罢，便忙着去照看其他的花朵了，但这朵蓓蕾却仍然没能在花季之末做出决定，于是在花季过后，天使便在山谷间发现了这朵枯死的蓓蕾。
鲍尔默早在哈佛时便读到过这则寓言，如今再读，却让他读出了一种别样的味道。他明白抉择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只是没想到，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面对工作、学习和好朋友比尔·盖茨的邀请，自己一时之间心里充满了矛盾。尽管在这三者之间，鲍尔默已经做出了选择，但对于未来之路，他依然感觉到迷惘，甚至有一丝绝望。然而，正当鲍尔默处于这样一种心境的时候，比尔·盖茨再次向他伸出了手。
在鲍尔默遭遇人生的十字路口之际，成立了五年之久的微软公司也同样遇到了发展瓶颈。这一次，当比尔·盖茨再次提出邀请鲍尔默入主微软，并实施他“拿破仑式”的计划时，鲍尔默就像是遇到了天使的那朵蓓蕾一样；但是，他没有像蓓蕾那般迷失了自我，而是直接提出了一个要求：由于他不懂编程，所以他进入微软后只负责公司的管理。而比尔·盖茨之所以五次三番邀请鲍尔默加入的原因，也正是看中了他的管理才能。由此看来，两个人可谓是一拍即合。
从比尔·盖茨第一次邀请鲍尔默共同创办微软直至鲍尔默正式加入微软，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鲍尔默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虽然看似都很充实，但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人生的徘徊状态，包括后来的返回斯坦福继续深造，也是无奈之中的最好选择。只不过，鲍尔默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懂得在绝望中找寻希望。所以，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未来重塑了信心和希望，最终柳暗花明，再次迎来了比尔·盖茨的召唤，完成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
4．忍耐力决定你能走多远
——埃胡德·巴拉克
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很多时候，自身的忍耐力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忍耐力的大小，直接关乎他在成功路上能走多远。这也是因为，一个人忍耐力的大小，往往决定着这个人是否能够抵挡成功道路上更大的困难与挫折。
作为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各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国际环境，注定了每个国家的首领往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元首更要具备远超于常人的魄力和忍耐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和暴乱中做到临危不惧和指挥有度，从而更好地实现中东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以色列就是这样一个中东国家，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以色列历来的诸位总理都来自于军队，并且大多是受过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埃胡德·巴拉克在17岁时便加入了以色列特遣部队，在他身上，忍耐力与成功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多年的特种兵训练，以及一次次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让埃胡德·巴拉克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忍耐力的重要性——对于一名特种兵来讲，是否具有坚强的忍耐力决定的不仅仅是失败与成功，因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成败的后果往往直接关乎执行任务的所有成员的生死。所以，对于每一位特遣队员来讲，即便是在入伍后已经接受了一系列的特殊集训，平时他们也依然会进行某种特殊的训练。在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埃胡德·巴拉克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比如，1973年，他曾乔装打扮与突击队成员一起潜入贝鲁特行刺巴解组织领导人，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制止恐怖分子劫持比利时航班，还参与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中东战争。这些特殊任务的成功执行，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埃胡德·巴拉克的忍耐力和抗压能力，为他日后步入政坛打败对手奠定了基础。
高强度的特殊忍耐力，让埃胡德·巴拉克从一名普通的特遣队员晋升到了执行特殊任务的指挥官，再到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坦克旅旅长和装甲师的师长等。随着埃胡德·巴拉克身上的忍耐力的一点点增强，他在以色列军队里的职务也在不断晋升，其间还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并得以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这种理论加实践的学习，就如同斯坦福的办学理念，在注重书本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加大了学生动手与动脑的实践活动。回国后，埃胡德·巴拉克先是出任了以色列军队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接着又荣升为中央军区司令和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
埃胡德·巴拉克用他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成为了一位执掌以色列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将军，他一路走来所付出与忍受的努力与困难可想而知。而那时，埃胡德·巴拉克才年仅48岁。作为一位步入中年的人，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埃胡德·巴拉克的政治理想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对战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埃胡德·巴拉克在此之后突然做出了退役的决定。到美国完成短暂的进修之后，他一回国便加入了工党，决定向以色列政权的最高权力进军。就像当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主动放弃五星级上将的年薪，转而去竞选美国总统一样，埃胡德·巴拉克同样面临着心理上的考验。作为一名军队高级将领，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而选择从政，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赌博。作为当事人，埃胡德·巴拉克虽然也深知这样做可能会出现的最坏结果，但他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尽管他已脱下了军装，但当年特遣突击队员坚持完成任务的毅力，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当时，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支持已遇害的前总理拉宾，这些人大多是持温和倾向的左翼，尤其在对待中东和平问题上，基本全数支持拉宾总理，以略为保守的态度倡导和平；而另一些人则支持1969~1974年间的女总理果尔达·梅厄的执政理念，倡导以色列要走“不妥协”的和平之路。埃胡德·巴拉克所选择的是拉宾总理，而恰好支持前总理拉宾的党员占据了多数；但是，依然有很多来自工党内部的反对者，将埃胡德·巴拉克形容成一个“打着拉宾的大旗到处招摇撞骗的政治投机商”，他也遭遇到来自外部的当时的执政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派的利库德集团的政治攻击。尤其是在埃胡德·巴拉克出任工党主席一职后，这种来自于政治敌人的攻击更是一刻也不消停。但是，埃胡德·巴拉克并没有被这些吓倒，在这种内外交加的打击之下，他没有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进行反击，而是以一名政治家的眼光，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提出了团结社会各个党派，重振以色列军事力量，在确保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中东和平的方针。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埃胡德·巴拉克以一种军人应有的强大忍耐力，将所有曾经攻击过自己的政治敌人所发出的一切不同的声音，以及他们对自己实施过的人身攻击，统统咽到了肚子里，以包容和大度的姿态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埃胡德·巴拉克的这一做法，也让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政治梦想——在1999年成功当选为以色列总理。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一年多后的2000年12月9日，由于巴以冲突持续恶化，以色列国内的各种反对声音再一次聚集在一起直指埃胡德。在各方面反对势力的逼迫之下，埃胡德·巴拉克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以色列的总理大选提前举行，同时也不得已辞去总理一职。他的这一举动令很多他的支持者都备感惋惜，这些人纷纷站出来，要求他继续参加下一届总理的竞选。埃胡德·巴拉克虽然在新的总理竞选中使尽了全力，但就像他在总理任上对待巴以之间的和平态度一样；尽管双方经过了多次接洽、会谈，眼看着巴以实现和平的愿望已经不远，但事实总是无法预料，巴以之间的关系却在突然之间再一次出现了僵持、恶化。
可以说，巴以之间关系的僵化，最终导致埃胡德·巴拉克丧失了个人的政治前途。2001年2月，他退出了以色列政坛。之后的几年，很多人都认为埃胡德·巴拉克就这样从此离开了政坛，但这些人这一次又错了——时隔6年后的2007年1月，埃胡德·巴拉克突然又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并且宣布了自己重返政坛的决定。
从17岁参加以色列的特遣部队，到后来的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再到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无论是军队生涯，还是政治生涯，埃胡德·巴拉克从来都没有被困难击败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过，因为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就算再大的困难、再恶劣的环境，他都经受得起、忍耐得下。2001年2月的突然退出政坛，对于埃胡德·巴拉克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当时，巴以关系的突然激化，是因为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沙龙，突然造访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并引发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一流血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巴以关系的再一次破裂，再加上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借机挑起的对埃胡德·巴拉克温和执政理念的质疑，在继续向上无果的情况之下，埃胡德·巴拉克不得不暂时离开了以色列政坛。但是，暂时的离开并不等于就此放弃，因为对于埃胡德·巴拉克来说，和平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梦想。在他的思想意识之中，只要生命还有一息尚存，他就会为了和平而努力奋斗。
重返政坛的埃胡德·巴拉克，很快便在2007年6月13日的选举中，再次当选为以色列工党主席，并于6月5日被时任总理的埃胡德·奥尔默特任命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两年后的2009年3月，当埃胡德·巴拉克往日的竞争对手——利库德集团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复出且再次当选总理后，埃胡德·巴拉克得到了新政府的极力留任，保留着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之位。
埃胡德·巴拉克用他那超乎于一切的忍耐力，在人生的奋斗之路上，不停地向世人验证着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忍耐力决定着他最终能够走多远。
5．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约翰·肯尼迪
一个人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往往和他处事的方式、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若要想取得成功，这就不仅仅需要他具备超强的毅力，还需要他做到“忍别人所不能忍、行别人所不能行”。
据说，在耶稣出生不久后的一天，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把他放到了一个摇篮里，一边哄他睡觉，一边说：“我的乖儿子，你好好睡吧，妈妈去给你摘点草莓回来。一会儿你睡醒了，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好多新鲜的草莓，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在母亲的安抚之下，幼小的耶稣终于睡着了。于是，圣母玛利亚便去往森林之中，很快便找到了一片地方，那里长着很多鲜红的草莓。圣母玛利亚十分高兴，立刻跑了过去，可是，等她弯下腰准备摘草莓时，却发现一条长长的大蛇从一旁爬了出来。见状，圣母玛利亚本来想赶快离开那里，可一想到刚才已经答应了儿子的事，如今两手空空地回去，怎么向儿子交代呢？于是，圣母玛利亚又将刚刚抬起的脚放了下去，而就在这时，那条大蛇竟然一下子爬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脚背上，把她吓坏了，但是为了能够给小耶稣摘到草莓，她没有惊叫，而是尽量克制住自己惊慌的心理，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那条大蛇在她脚边肆无忌惮地爬来爬去。良久之后，那条大蛇不知听到了什么声音，转身爬走了，而这时的圣母玛利亚因长期蹲着，再加上惊吓，两条腿早已麻木了，所以大蛇一爬走，她便跌坐在地上。但是，圣母玛利亚最终为小耶稣摘到了草莓。
这则故事，是约翰·F·肯尼迪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时听到的。尽管他仅仅在那里上了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但这个故事却让他终生受用——这个故事不但支撑着他渡过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同时也为他在日后顺利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打下了精神基础。
1941年，肯尼迪结束了在斯坦福的学习后，转而成为了一名海军少尉。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认识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女记者阿瓦德。两个人一见钟情，所以肯尼迪常常利用自己传达情报的便利，与阿瓦德在旅馆内相会。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是两名坠入爱河的青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因阿瓦德复杂的德国背景和记者身份，引起了FBI的注意，结果两个人相会时所说的话，被FBI特工窃听得一字不漏。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这件事，FBI局长胡佛还动用非常手段，将肯尼迪调往太平洋战场上，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军情外泄。肯尼迪就这样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更不幸的是，他所指挥的鱼雷快艇被日本的鱼雷击沉了。当时，连情报部门都认为他们全艇官兵已经全部牺牲，可是没想到，艇上的人在肯尼迪的指挥下漂到了一个岛上。虽然当时很多士兵都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但肯尼迪凭着自己坚忍的毅力指挥着艇上的士兵，最终奇迹般地回到了基地，并且因祸得福地成为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战争英雄。如果不是肯尼迪有着超人的求生之欲，他们也不会凭借着漂在水面上的鱼雷艇的残骸，在漂浮了14个小时到达一个小岛之后，又通过在椰子壳上留言的方式与部队取得了联系，回到了基地（历经七天，全艇11名士兵竟无一人死亡）。
事实上，肯尼迪的这一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入主白宫的铺垫，从中也能看出肯尼迪性格上的坚忍。可是，这一经历与肯尼迪后来进军白宫路上的经历相比，难免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但正是肯尼迪自身所具有的那种高贵品质，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追求。
在父亲老肯尼迪的强烈要求下，肯尼迪进军政治界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当时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而且他已经连任一届，无法再连任了。那时，呼声最高的是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风度翩翩的肯尼迪很有信心能够打败尼克松，但有一个人却成了肯尼迪最顾忌的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因为，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胡佛曾动用联邦调查局的特权帮助过艾森豪威尔，而更为关键的是，胡佛手里握着一份当年肯尼迪与女记者阿瓦德之间的录音带和照片，这些无疑都成了他竞选总统的一块绊脚石。肯尼迪本想通过当时自己议员的身份向胡佛要回这份资料，可是他试探过几次，发现可能性甚微，于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主动向外夸赞联邦调查局的高效率办事能力，并且向胡佛局长表达出了有如上宾一般的待遇，以致胡佛暗示肯尼迪，对他竞选总统会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并让他放心那些资料只会躺在局长的档案袋里。显然，肯尼迪的政治手腕策略达到了理想的效果。而事实上，胡佛也的确为肯尼迪做了不少事情。
当时很多肯尼迪的好友都知道，他只是在应付胡佛，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肯尼迪必须忍耐着，这种滋味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尤其是到了大选前几日，不知哪家报纸登出了一则消息，称如果肯尼迪竞选总统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政府里清除的人一定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消息一出，胡佛就派人带上一份关于肯尼迪的私人录音来向其证实。肯尼迪对此十分气愤。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作为一名政客，肯尼迪必然不会说出任何幼稚的话来，他即刻向胡佛表达了并不符合内心意愿的意见，声明只要自己一上台，第一个需要重新任命的人就是胡佛。肯尼迪的回答让对方放下心来，但他自己的内心却在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他很想一上台就先将胡佛赶出政府，但很快就想到了自己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服役时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并且想到了当年的女记者阿瓦德，以及圣母玛利亚为小耶稣摘草莓的故事。由此，肯尼迪再次忍耐了下来，因为在这一刻他再次明白了，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如果不能忍受对大蛇的恐惧心理，她就无法履行对儿子小耶稣的承诺。
肯尼迪就像圣母玛利亚忍受草莓地里的大蛇一样，忍受下了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再三的提醒与要挟。虽然在竞选总统的这一时期，肯尼迪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却忍受了很多常人无法忍受、行了很多常人不能行的事情，所以在总统大选中他赢得了胜利，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6．行至穷途末路，方能否极泰来
——谢尔盖·布林
很多人都明白“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因而很多人虽然具备可以取得成功的学识、智慧等条件，但最终却没能在创业的路上笑到最后。很多时候，这种半途而废并不是由于后天环境或是外在条件制约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缺少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以，一旦遇到困难，他们难免就会表现出一副绝望的表情，从而放弃当初自己苦苦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其实，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是相差一小步，而在关键时刻，是向前迈出一小步，还是向后退缩一大步，这往往对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
成功的人之所以能够笑到最后，往往就是他们能够在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而这个中滋味是很多人都无法忍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要做到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往往和一个人的性格及其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在童年时期备受身心煎熬的人，他们常常更懂得如何珍惜机会，也更懂得如何将自己的事业坚持到最后一刻。Google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提起谢尔盖·布林，多数人都会想到他是谷歌的创始人，拥有着不凡的身份——24岁便与朋友创办了Google公司，并高居福布斯富豪榜。殊不知，他在创业初期所面临的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那一时期，不但是谢尔盖·布林的Google公司，就连他本人的日常生活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不是谢尔盖·布林与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也是Google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具备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毅力，将所有的困苦都隐忍了下来，那么，现在人们也就无法看到闻名世界的Google公司了，更不会看到年纪轻轻便挤进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谢尔盖·布林。
谢尔盖·布林之所以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这和他的犹太人的家族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正如以前黑人在美国备受歧视一样，犹太人出身的谢尔盖·布林一家生活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时也备受前苏联共产党的歧视，以至于谢尔盖·布林形成了超于常人的坚韧性格。尽管当时前苏联政府并没有从法律层面及官方上直接表示对犹太人的排挤，但实际上很多大学都拒绝接收犹太人入学，即便是上了大学，也不允许去学物理，只能选择数学，并且只要是犹太人就绝不可能进入到政府高层任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简直是对人权的一种剥夺，是对犹太人的一种排挤。在这种情况下，谢尔盖·布林的父母不得不决定移民到美国。1978年9月，谢尔盖·布林的父母向政府提出了移民申请。然而，就在他们提出这一请求后不久，谢尔盖·布林的母亲却无缘无故地被单位辞退了，而他父亲也因为单位裁员而突然失业。从他们提出移民申请的1978年9月到签证通过的1979年5月，这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谢尔盖·布林的父母不得不靠打零工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而当时，谢尔盖·布林才刚刚6岁。
6岁的谢尔盖·布林对这段惨痛的经历记忆犹新。在他17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到前苏联参加一个关于数学优等生的国际会议，正是这一次短短数天的会议，再一次勾起了谢尔盖·布林心中那段惨痛的回忆。谢尔盖·布林记得十分清楚，他当时甚至冲动到要拿起石头去砸前苏联的警车。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对他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也正是这种童年的深刻记忆，在无意中造就了谢尔盖·布林遇事坚忍的性格和处事态度，从而为他日后开创Google公司奠定了基础。
有了在前苏联的童年时光的经历，加上父亲当年在大学里所受到的对于选择学习科目的不平等的待遇，谢尔盖·布林在美国的学习过程中，更加珍惜自己所获得的每一个机会。中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父亲当时执教的马里兰大学去攻读数学，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又考上了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就像当年比尔·盖茨与史蒂夫·鲍尔默的相识一样，谢尔盖·布林遇到了拉里·佩奇，所不同的是在最初相识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彼此之间竟然十分讨厌对方，几乎在每一个课题上，两人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谢尔盖·布林主动停止学术争执。所以，在过了一段时间后，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最终握手言和，不仅成为了学习上的一对好搭档，还发展成了共创事业的合伙人。
似乎所有从斯坦福出来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在日后的创业中受到了来自于校方或是校友的支持，这几乎成为了那些斯坦福学子创业成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事实上，斯坦福也的确在这方面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所名校在体制上的保障，这使得每一位无论是在校就读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学校及以往毕业生的支持与帮助。当年，戴维·帕卡德与威廉·休利特受到了弗雷德·特曼教授的鼎力相助，才以500美元之资创办了一家后来成为世界500强的惠普公司。当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在学习期间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明了Google搜索引擎时，斯坦福大学不但将两人的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在学校的内部网站上进行了尝试与实验，供学校的老师学生以及管理人员们来使用，同时还以学校技术认证中心的名义，为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申请了这项专利。而这时，真正的Google公司还没有成立。
在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大力支持之后，谢尔盖·布林提出了休学，暂时停止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与拉里·佩奇一起申请成立注册了Google公司。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顺利，但此刻他们却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困难：没有资金。因为他们以前只是学生，并没有工作经历，所以没有资金，以致他们不得不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寻求帮助，而让公司在短时间内运转了起来。然而，他们的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运行需要一定的资金消耗，市场需要去开拓，而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两个人还要生活。亲戚和朋友为他们提供的金钱帮助已经到了极限，而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又无法在短期内让Google公司获得利润，所以他们在金钱上的缺口很大，以至于到了节衣缩食甚至不吃不喝也无法解决的地步。可以说，这一期间是他们最为困难的时期——没有资金，一切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先进的技术无法在第一时间之内转化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这对于他们来说，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利益了，它直接关乎着Google公司在发展之初能否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桥梁。
对于经济与实力都不够完善的创业者来说，创业之初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这时，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两个人也曾想到过退出，但谢尔盖·布林不甘心，因为这一研究成果毕竟蕴含着他们无数个日夜的辛苦，到了当时那一阶段，它已经远远不是Google公司是否能存在的问题了。所以，谢尔盖·布林无法放弃，就像童年时他心里对苏联政府的那种痛彻心扉的记忆一样，他与拉里·佩奇咬紧牙关一直坚持着。因为无法进行实验，所以他们就从理论上反复研究，以确保最后结论的准确性。然而，当他们面对困难无计可施的时候，斯坦福大学也在为他们的事情努力，在斯坦福大学的协助下，升阳电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迪·贝托尔斯海姆，为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资助，从而化解了Google公司的困难。
后来，谢尔盖·布林才知道，这位升阳电脑的创始人安迪·贝托尔斯海姆同样是斯坦福的毕业生，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在硅谷比比皆是。对于初创企业者而言，这却是一根救命稻草。然而，如果不是谢尔盖·布林在事业成功前的高度坚忍，也很难说会有今天的Google公司。所以，对于一位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通常行至穷途末路，才能够绝地逢生，否极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