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
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历史上，除俄侨、中俄混血人和汉族外，还有一个小族群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驯鹿鄂温克人。
鄂温克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人口30505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由三个部分（分支）组成，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索伦，其次为通古斯，人口最少的是雅库特。雅库特鄂温克人因饲养驯鹿，所以又称驯鹿鄂温克人。截止到2007年底，驯鹿鄂温克人共有62户，250人。
驯鹿鄂温克人（以下简称“鄂温克人”）是350多年前从俄罗斯勒拿河上游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最初住在黑龙江上游北岸地区，大约距今200年前，他们中的大部分迁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特别是其支流激流河 一带居住。长期以来，他们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西北坡的原始森林中靠狩猎为生，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猎生活。鄂温克人虽然饲养驯鹿，但并不以驯鹿为食，而是将其作为交通和运输的工具。
鄂温克人共分6大氏族，即布列托天（汉姓“布”）、卡尔他昆（汉姓“何”或“葛”）、索罗共（汉姓“索”）、给力克、索罗拖斯和固德林（汉姓“古”）。鄂温克人的游猎单位是“乌力楞”，一个乌力楞一般由三四个至十几个家庭（“柱”）组成。
鄂温克人传统上信仰萨满教。
目前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位于内蒙古根河市中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他们拥有一个民族乡，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属根河市。该乡因一条河，即敖鲁古雅河而得名。
一、早期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
早在俄罗斯境内时，鄂温克人的文化即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1929年，英国人类学家E·J·林德格尔到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并写有3篇论文，其中一篇为《一个没有冲突的文化接触：满洲西北部的使鹿通古斯与哥萨克》（以下简称《接触》）。据该文称，1603年和1615年，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与沙俄军队战斗，但最终失败了。从1623年起鄂温克人开始向沙俄政府纳税。这一时期鄂温克人从俄罗斯人那里接受了一些东西，据说他们制作铁制工具的技术是从相邻的雅库特人那里学来的，而原料却是从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废铁。
1957年人类学家吕光天等人在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时，曾记录到亚格鲁其千乌力楞伊那肯齐老人的家谱。据伊那肯齐老人讲，到他这一代其家庭移民中国已是第六代，前五代祖先的名字分别是马克辛（马克西姆）、尼格来（尼古拉）、牙可夫（亚科夫）、瓦西里和伊万。这五个人的名字都是俄语名，由此可知至少在200多年前鄂温克人即已采用俄语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二、19世纪中叶—20世纪50年代初俄罗斯人与鄂温克人的贸易
鄂温克人移民中国后，其文化是否仍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果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后来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接触》一文中，林氏认为鄂温克文化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已经将近一个世纪。 以林氏调查和该文发表的时间推算，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起始时间当是19世纪40～50年代。
林氏在《接触》一文中分析了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方式和途径，认为最主要方式和途径就是贸易。
另据吕光天等人的调查，1906年之前与鄂温克人交易的俄罗斯人都是农民，并无职业的商人，交换的商品主要是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那个时候鄂温克人带着兽肉和桦皮桶来到对岸俄罗斯人的村庄，从当地农民手中换取黑面、列巴、盐、茶、酒、烟、火柴等生活用品。
从1906年开始，鞑靼商人从欧洲来到额尔古纳河沿岸收购野生动物的毛皮。但鞑靼商人并不与鄂温克猎民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当地俄罗斯人作为中介，于是有许多俄罗斯农民转为职业和半职业的毛皮商人，而对他们来说，交换的商品已不再是兽肉和桦皮桶，而是野生动物的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灰鼠皮。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赵春芳奉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的命令调查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在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乌启罗夫村，当问及俄罗斯商人与鄂温克人之间的贸易时，该村村长回答说：“距此东南行三百余俄里有一山名波克周尔，为贸易会集场所。以俄历冬十月二十、二十五等日为期，弊国商人用马驮运粮、酒、衣服等物，往售鄂伦春人（指驯鹿鄂温克人——作者注，下同）。亦届期齐集，平时猎获皮张等，均携至场所，彼此交易。否则暂行赊欠，定某日在某处会算账目，再行归还，如是者以为常。又东行百五十俄里有木房一所，亦为贸易聚处，但无一定集期。原鄂伦春人有事常出山赴屯，觅熟识俄商约买某货，并约定某月、某日将货物运至某某山中，届期俄商如约前往。倘鄂伦春人不至，则商或在山中守候，或将货物堆存山上，迳行回屯坐家以待经久，鄂伦春人携皮张来，则某山堆存之货已为所用，彼此结算，尚无差错。”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赵春芳奉令调查额尔古纳河的同时，宋小濂也亲自沿额尔古纳河考察呼伦贝尔“边务”，并写成《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在书中宋小濂曾谈到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毛皮交易：“（貂皮）每年皆由俄商收买，华商向无贩运者。捕貂之人，亦唯鄂伦春一种，所得之貂，售与俄屯乌溪罗普者，每年约三四百张，卖与博格罗夫者，每年约三百余张。”
1907（清光绪三十三年）至1909年（清宣统二年），徐世昌（徐曦）任东三省总督期间曾主持编撰大型政书《东三省政略》，该书在多处谈及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贸易，比如：“其在额尔古讷河右岸山内者，日用所需及猎得皮张，率入俄境，购取销售，往来既稔。”又如：“今查奇勒口，在额尔古讷河口，东南距河口约十里，沿黑龙江南岸，为鄂伦春与俄人来往交易之区。”再如：“一珠尔干河，并额尔古讷河口，为鄂伦春人等出入之区，皮张最为大宗，向归俄商收买，以皮易货，不论价值，一任俄商愚弄，俄商将皮张运至俄京，或运至外洋商埠，得利数倍，由此致富者甚多。”
林氏在《接触》一文中认为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俄罗斯商人深入到鄂温克人中并与其交易。这种方式主要发生在冬季，每年大约2～3次。“当通古斯人（指驯鹿鄂温克人——作者注，下同）忙于猎松鼠，哥萨克人乘着马拉雪橇，行走在冰冻的河上，在一个森林的集会地与通古斯人见面，这里就形成一个市场”。另一种方式是鄂温克人到俄罗斯人村庄与俄罗斯商人进行交易。这种方式主要发生在夏季，每年大约也有2～3次。“当哥萨克人忙于耕种，不愿他们的马匹在布满沼泽的针叶林带冒险，这时通古斯人乘着他们的驯鹿来到哥萨克人的住地与他们进行交易”。这种交易一般持续2～5天，此时鄂温克人就住在俄罗斯商人家里。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商人的关系是固定的，他们互相之间称“安达 ”。一般说来，一户鄂温克人只有一个安达，而一个俄罗斯商人却可以有几个安达。1938年冬季，日本人类学家永田珍馨曾对生活在得尔布耳河（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上游地区的鄂温克人进行过调查，并写有《使鹿鄂伦春族》一书。据该书称：“鄂伦春与谙达的关系，不象历来一般商人那样只买卖关系。而它是极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是所谓‘干爹娘’关系。”
作为狩猎民族，鄂温克人所猎获的动物按用途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用，包括作为食物的兽肉和作为衣物、帐篷等原料的兽皮，这类猎获物要在乌力楞内部平均分配。另一类是用于交换，主要是灰鼠皮，归狩猎者个人所有。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交易是以物易物，“在他们的交易中，钱几乎不出现”。 冬天，俄罗斯商人用雪橇拉着鄂温克人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到森林里换取鄂温克人的灰鼠皮。鄂温克人所需要的物品是他们在上一次交易时预订下的。夏天鄂温克人到俄罗斯商人聚居的村庄时，由于是夏季，没有可供交换的松鼠皮，但他们依然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物品，“通古斯人在冬天积累自己的信誉用以在夏天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尽管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十月革命前，鄂温克人主要是同俄罗斯境内的商人进行贸易，一方面俄罗斯商人越界深入到鄂温克人中间，另一方面鄂温克人越界到俄罗斯人村庄。俄罗斯商人聚居的村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额尔古纳河下游左岸的乌启罗夫（乌斯季—乌罗夫，即乌溪罗普），另一个是位于黑龙江上游洛古河对岸的波克罗夫卡（即博格罗夫）。鄂温克人伊那肯奇小时候每年夏季都跟随祖父到俄罗斯的莆克洛夫克村（即波克罗夫卡）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易。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移民额尔古纳地区迅速升温。额尔古纳河下游右岸的珠尔干村与俄境的乌启罗夫村隔河相望。十月革命后从乌启罗夫村逃到珠尔干村的俄罗斯人有50多户，其中就包括鄂温克人的安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珠尔干村的俄罗斯人已达100余户。这些俄罗斯移民仍然沿用对岸乌启罗夫村的村名称珠尔干村为“乌启罗夫”，而“珠尔干”的名称则很少被使用。
十月革命后中俄边界变得紧张起来，生活在界河两岸的人民的越界行为被阻止，从此与鄂温克人进行贸易的俄罗斯商人不再是来自俄境的商人，而是移民到中国的商人，并且俄罗斯商人售与鄂温克人的商品也不再从俄罗斯进货，而是直接从中国内地进货。这一时期俄罗斯商人与鄂温克人最主要的交易地点就是乌启罗夫。1921年，乌启罗夫改称“奇乾”。 除了奇乾，这一时期鄂温克人也同位于额尔古纳地区南部的杜博维村（今上护林村）的俄侨商人进行贸易。杜博维村是十月革命后形成的一个俄侨村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分布在激流河以北至乌玛河的鄂温克人在奇乾与俄侨商人进行贸易，分布在激流河以南的鄂温克人在杜博维与俄侨商人进行贸易。 1929年，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曾编有《呼伦贝尔》一书，据该书称：“雅库特人（指驯鹿鄂温克人——作者注，下同）因生活上与俄国沿岸密切，故大多数均通俄语，必需之一切食物、铅、火药等项，均归俄人供给，而俄人向之大宗购买者，则为捕猎之皮张等。”
十月革命后，除了俄侨商人，在额尔古纳地区又出现了很多汉族商人，他们中有很多人与鄂温克人建立了安达关系，并且在进山收购鄂温克人的毛皮时，汉族商人常常与俄罗斯商人结伴而行。随着毛皮商人的增多，竞争也日趋激烈，过去是一户俄罗斯商人与鄂温克人的一个乌力楞建立安达关系，现在一个毛皮商人只能与一个乌力楞中的一户（“柱”）或几户建立安达关系。而随着毛皮交易的进行，鄂温克人的私有制也逐渐发展起来。
1932年日本人到达额尔古纳地区以后，与鄂温克人的交易被日本官方垄断。1945年日本投降后，俄罗斯商人和汉族商人与鄂温克人的交易得以恢复，而他们之间的安达关系一直维持到1953年。
总之，在同俄罗斯商人的贸易中，鄂温克人获得了大量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物品，其中对鄂温克文化改变最大的是枪支的输入，它改变了鄂温克人传统的狩猎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06年他们首先从俄罗斯人那里获得了一种被称作“别拉弹克”的快枪，这种枪的射程可达150～500米。1910年他们又从俄罗斯人那里获得了一种连珠枪，其射程可达300～1000米。 此外，鄂温克人还从俄罗斯人那里获得了马。同俄罗斯人一样，马由鄂温克男子饲养并乘骑，并且他们还为马准备过冬的草料。相应地，驯鹿由妇女照料并乘骑。
三、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其他途径
除了贸易，林氏在《文化接触》一文中还谈到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其他方式和途径，其中有林中相遇、长期拜访等。
关于林中相遇，林氏写到：“哥萨克和通古斯的猎人很容易分辨出彼此的踪迹，……如果标记是新的，那么，不管是哥萨克人还是通古斯人都急于找到对方的营地并和他们住在一起，可能只是少量的交易，有时会持续一整夜。”
在谈到长期拜访时，林氏在文中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在吕光天等人的《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中也被提及：1892年9月，鄂温克人的驯鹿大部分都得了癣疥病，到12月，驯鹿的毛掉光后被活活冻死，只有生活在漠河境内茂河一家的二十几头驯鹿得以幸免。此时大多数鄂温克人都离开了森林，住进了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乌启罗夫。他们被俄罗斯安达雇佣，男人在田里耕作，女人则从事家务劳动。1897年从满洲里一带迁来一大批貂，于是鄂温克人从安达处借了一冬的口粮，进山捕貂，然后用出售貂皮的钱从漠河对岸阿玛扎尔河流域同族人那里购进足够数量的驯鹿，重返山林。
长期拜访还有一种情况，即个别鄂温克人长期在俄罗斯人家庭生活。林氏在《接触》一文中提到有少数鄂温克人被俄罗斯人家庭收养。一个丧母的鄂温克男孩被一户俄罗斯商人家庭收养，“这个男孩会得到比他的同胞兄弟更多的关照”。 吕光天在其主编的《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一个叫戈利亚的鄂温克人，他小时候曾被寄养在俄罗斯人家里，学会了农业种植技术，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个经营农业的鄂温克人。 林氏提到的这个男孩就是戈利亚。
长期居住也有反向的。一家生活在波克罗夫卡的俄罗斯人为逃避中国政府的惩罚两次逃到森林里，与鄂温克人生活了几个月。“他们养驯鹿，而且学会了很多通古斯人的技能”，其中的一些技能在他们在一个俄侨村庄定居后仍在使用。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还和鄂温克人的一个女萨满成了好朋友，“这个萨满是部落里的重要人物”。
在此期间，曾有鄂温克人的儿童进入当地俄罗斯人的学校学习，由此使鄂温克人在掌握俄语的基础上，又掌握了俄文。林德格尔曾提到一所“泰加学校”，说有几个中年鄂温克人在此学习一段时间后，能阅读和书写俄文。又说有几个年轻人掌握了足够的俄文能看懂俄文日历，“而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各种工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或第一个字母，还有日期。” 1908年赵春芳曾在乌启罗夫村就有关俄罗斯人在鄂温克人中开办学校的传闻询问该村村长：“闻贵国在鄂伦春山中设立学堂，教授俄文、俄语，此事果有之乎？”该村村长回答说：“否否。此传言之谬也。曾记二十年前，鄂伦春岁荒，猎于山，渔于水，均无可获，所蓄之四不象子（指驯鹿——作者注），又多倒毙，彼族度日维艰，遂出山入俄屯谋食，沿额尔古纳河一带无屯无之。当时有鄂伦春幼童在敝国学堂念书者，至在山中设立学堂，实未之前闻也。”
除此之外，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还有一个途径，即族际通婚。林氏在《接触》一文中也谈到族际通婚的问题，“有几个被哥萨克人收养的通古斯儿童，与俄罗斯人结婚了”。吕光天等人在《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两例族际通婚，第一例是伊那肯奇老人的三儿媳是一个中俄混血人， 第二例是娜佳老人的大姐嫁给了一个俄罗斯人。 这位三儿媳就是前面提到的贾淑云。
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之深，以致于在一部分鄂温克人中出现了定居的趋势。他们建造俄式房屋，用于过冬，并尝试务农，在激流河谷种植小麦和燕麦。
四、东正教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人的影响，涉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东正教是一个重要方面。
林德格尔认为，早在19世纪初，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在名义上就已经皈依了东正教。鄂温克人“每年都穿过边界到一所俄罗斯的教堂洗礼或举行婚礼”。一般情况下，鄂温克人的小孩出生后不久即被父母抱到对岸的一所教堂洗礼，同时：第一，为小孩取一个教名，即俄语名；第二，让小孩认一对俄罗斯夫妇为干爹娘。这对俄罗斯夫妇就是小孩父母的安达。
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中提到：“……彼等养生送死，均必至俄屯教寺，请教士诵经，……” 所谓“养生送死”是指东正教七大圣事中的第一个圣事“洗礼”和最后一个圣事“终傅礼”。赵春芳在《珠尔干总卡伦边务报告书》一书中也说：“彼族生子命名，婚嫁死葬等事皆赴俄屯请命于喇嘛（指东正教神职人员——作者注），并请念经从俄俗也。” 另据《呼伦贝尔》一书称：“雅库特崇奉之宗教，为基督教。距今不久，尚向伊格那伸斯克教堂（在额尔古讷河）交纳款项，计每一窝铺年缴卢布三元。遇有孩童之受洗，婚嫁之举行，及追悼死者，靡不在此办理。” 永田珍馨在《使鹿鄂伦春族》一书也曾提到过这座伊格那伸斯克 教堂。据该书称，“封锁国境以前（指1932年日本人封锁中俄东段边界——作者注）”，鄂温克人到位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伊格纳辛斯卡亚东正教会接受洗礼，并举行婚礼和葬礼。
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1915～1917年曾调查包括鄂温克人在内的中国通古斯民族各集团，在其所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除波克罗夫卡外，史禄国还提到位于黑龙江畔作为鄂温克人行政中心的俄化村落雷诺沃，并说他们在这两个村落的东正教堂“举行婚礼，给他们的儿童领洗、登记并进行贸易”。在同一本书的另外两处，史氏也有类似的记录：“他们的婚礼是按希腊正教仪式举行……”“满洲驯鹿通古斯人处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之下，他们全部是基督徒。” 在史氏调查中国通古斯民族期间，他的夫人曾随行，并写有《西北满洲》一文。在该文中，史禄国夫人也证实：“这些通古斯人都具有俄罗斯国籍，都是基督教徒，都接受东正教的仪式，……” 另据吕光天等人1957年的调查，1918年之前，鄂温克人每年的6月10日都到乌启罗夫或波克罗夫卡过斯拖罗衣查节，届时同俄罗斯人进行贸易，并为青年男女订婚。“斯拖罗衣查”俄语的标准发音是“特罗衣查”。这个节日即圣灵降临节，时间在6月份，但不一定是6月10日。
十月革命后，鄂温克人到对岸教堂已不可能，但他们“一直坚持在他们的帐篷里悬挂圣像并在坟墓上放置十字架”。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一部分鄂温克人移民到得尔布耳河上游地区。据《使鹿鄂伦春族》一书称，伪满洲国建立后，这部分鄂温克人每年6月到“德波瓦亚”（即杜博维）的野外设立祭坛，由来自“纳拉木特”（今三河）以东25公里的“格里乔瓦亚”（即各拉乔维，今下护林）东正教堂的司祭为一年中出生的幼儿洗礼、命名，并为一年中去世的人举行安息祈祷仪式。
1934年6月，移民到奇乾的俄侨在阿列克赛·凯卡罗多夫的召集下，在当地兴建了一座东正教堂。此后一部分鄂温克人的东正教活动便改在了这座教堂。1943年这座教堂共有教徒120余人，其掌堂司祭为米海伊尔·凯尔罗多夫。而杜博维村也于1940年建成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该教堂隶属于库力绰维村（今下护林村）的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其司祭1943年以后由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的司祭谢·索斯柯兼任，至1955年关闭前，共有教徒1000余人。鄂温克人沃洛佳（已去世）小时候就是在这座教堂洗的礼，他的母亲玛利亚·布（100多岁）至今仍记得为儿子洗礼的那个俄国司祭的摸样和洗礼时的情景。她说那个俄国司祭长得非常白，胡子很长，从远处看象一个老头，走近了看才知是一个年轻人，年龄也就在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洗礼时，教堂内置一盆水，俄国司祭几次将儿子的头按进水里，还剪下一缕头发，放到了水里。
五、加入俄罗斯国籍并纳税
鄂温克人加入俄罗斯国籍是在1761年。此前鄂温克人属于一个统一的部落，有一个部落酋长，鄂温克语称“基那斯”。部落之下是各个氏族。1761年，部落酋长去世，鄂温克人分化为三个小部落，而每个部落均开始接受俄国地方官的管辖。
赵春芳所著《珠尔干总卡伦边务报告书》一书曾多处记载鄂温克人加入俄罗斯国籍一事。如在乌启罗夫村，该村村长曾对赵春芳说“彼族现已剪发归附俄国”。当进一步问及此事时，该村村长回答说：“剪发之鄂伦春，现归漠河金厂对岸，敝国一各拿士屯总屯长管辖，溯厥由来亦不知其某年、月、日，盖相沿已旧矣。”当向一个鄂温克人询问其头目时，回答说：“有阿大满（阿大满俄语屯长也）是俄国人，……”当询问从什么时候归俄国管辖时，回答说：“不计年岁，由小就归俄国管。”当就此事询问另一鄂温克人时，回答说：“以数辈前即入俄籍，归阿穆尔一格拿士屯长管辖，历年每人纳羌钱三吊。”又说：“凡男子由二十岁至五十岁者，按年纳钱。老少男子及妇女概从宽免。”当问：“何故与俄人岁纳羌钱三吊？”“此钱如不纳可否？”回答说：“相沿已久，亦不知因为何故。”“不纳此钱俄官不任管辖，俄商不供食用，我鄂伦春人困坐荒山奈何？”在另一处，赵春芳又说鄂温克人“每人每年给俄屯羌钱三元”。
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中也曾提到：“彼等已半入俄籍，归依格那绅俄屯长所管。”“鄂伦春之人入俄籍者，分二沃洛特。一为根得及力司克矣沃洛特，其头目名飘得尔格为力勒为池，帮办名国尔大国罗夫；一为婆罗国恩挪司刻矣沃洛特，其头目名飘得尔尼克拉牙为池，帮办名司及班牙克为池。”但宋小濂又说：“虽归俄籍，亦仅割发变服制而已，至俄民所有之权利义务，彼等均无关系。” 宋小濂还对鄂温克人加入俄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入俄籍，因从前彼等牲畜均行倒毙，山兽亦少，贫乏不能自存，遂出山至沿边俄屯佣工，因粗知俄国语言文字，遂由此变服制而入俄籍。”
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一再指出鄂温克人拥有俄罗斯国籍，但“他们对俄国政府不承担任何义务，只交付三卢布左右的少量贡品” 。史禄国夫人也证实鄂温克人“具有俄罗斯国籍，他们每年缴纳三卢布的毛皮税，交给阿穆尔区域的两个负责人” 。
林德格尔也证实：“尽管在驯鹿通古斯人进入之前，满洲已经属于中国政府近两个世纪了，但每个猎人每年都要向穿越阿穆尔地区的哥萨克定居地的‘阿塔曼’交三个卢布直到大战爆发。俄罗斯税有时被称作教会会费，因为通古斯人为洗礼和婚礼来访这些村庄。”
六、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即为鄂温克人在奇乾建立了供销合作社。1957年政府又为他们在奇乾建立了民族乡。同年有八户鄂温克人在奇乾“定居”。1960年秋季又有18户人“定居”。至此，尚未“定居”的鄂温克人只剩下五户。在“定居”的同时鄂温克人也开始经营农业，主要种植燕麦和土豆。
戈利亚成为第一个经营农业的鄂温克人。但当时经营农业的是极个别的人，对于大多数鄂温克人来说，出于游猎和饲养驯鹿的需要，他们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山林里，过着游动的生活，因此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定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定居。
尽管鄂温克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但自新中国成立后，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方式和途径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一部分鄂温克人，主要是那些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其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奇乾这个定居点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当地的俄侨和中俄混血人相处，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俄罗斯文化，成为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中的“早采纳者”和“早随潮流者” 。
同时这些人同生活在山林里的鄂温克人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游动的鄂温克人的管理者，更因为他们与游动的鄂温克人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就生活在山上。由此他们将自己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化又间接传播给那些仍然生活在山林里的鄂温克人，起到了“早采纳者”和“早随潮流者”应起的作用。
其次，对于那些仍然生活在山林里的鄂温克人来说，他们比从前有更多的时间到山下的定居点上生活，因为他们大多数已经“定居”，政府在定居点上为他们建造了固定的房舍，其中一些人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还长期生活在定居点上。
与从前相比，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作为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一个途径，族际通婚多起来。一共有四例族际通婚，其中男方均是鄂温克人，而女方均是中俄混血人。綦瑞梅（70多岁，2010年去世）就是其中的一名中俄混血妇女。她出生在距离额尔古纳河右岸不远的太平村，其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侨。綦瑞梅年轻时经人介绍与一名鄂温克小伙子相识。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奇乾时的情景。当晚有一个萨满给一个病人治病，綦瑞梅还记得那个萨满治病时的唱词。
族际通婚与其他文化接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相比一般要来得更直接和更彻底。与其他鄂温克人相比，与中俄混血妇女通婚的鄂温克男子的身上体现出更多的俄罗斯文化特质，而他们与中俄混血妇女共同生育的后代的身上自然也比其他鄂温克人多出许多俄罗斯文化特质。
1954～1955年生活在奇乾的俄侨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俄侨一道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或者去了西方某个国家。尽管仍有个别俄侨没有走，但此后在奇乾，乃至整个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主体不再是俄侨，而是中俄混血人。
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持续到1965年，这一年鄂温克人离开了奇乾。
1965年鄂温克人从奇乾搬到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北部激流河与敖鲁古雅河的交汇处，建立了新的民族乡。綦瑞梅与其他三名中俄混血妇女随同鄂温克人一道来到了敖鲁古雅河畔。同年35户鄂温克人全部实现“定居”。 同第一次“定居”一样，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次鄂温克人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
七、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性质和特点
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引起鄂温克文化的变迁，林氏在《接触》一文中将这一文化变迁的类型定性为“涵化”（acculturation）。所谓涵化是指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全面而持续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迁。
一般情况下，涵化的过程常伴随着涵化双方一定程度的冲突，在一些情况下，冲突可能还十分激烈。但是林氏在她的田野工作中并没有发现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林氏将它视为涵化的一个特例，并且认为这个特例对于我们对涵化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林氏接下来对这两个群体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首先，在“整个接触时期”，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确保各自的食物供给”。并且“这两个群体一直都很小且规模大体相当，同时也没有突然增大的可能性”。据林氏的调查，当时鄂温克人大概还不到160人，而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俄罗斯人只有20个家庭的大约150人。
其次，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只有市场交易把两个群体每隔一段时间聚在一起”，并且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又非常短暂，“当这些主要的集会结束以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恢复到独立状态。这可能就是对彼此的生活方式没有厌烦的一个原因吧。” 林氏也用这个原因解释俄罗斯人与鄂温克人很少发生通婚的现象，“哥萨克人与通古斯人可能极少通婚仅仅因为两个群体很少见面，即使他们见面时，异性也很少有机会单独在一起”。
再次，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间的接触是两个群体间自然而然的接触，其背后缺少国家和政治的因素。1908年之前，中国政府甚至还不知道鄂温克这个群体的存在，而此前俄罗斯政府对鄂温克人实行的也不过是“最低限度的控制”，主要是每个鄂温克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对岸俄罗斯村庄的村长缴纳三卢布的人头税。林氏认为“有组织的群体间存在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大于无组织的个体构成的群体”，“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动乱往往归因于政客的干预”，而“哥萨克人与通古斯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宣传所困扰”。
第四，林氏从两个族群的性格特点对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都是文化决定论者，而缺少种族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待外来群体的态度完全依赖文化的不同”，“他们对待异族通婚的态度完全以文化为基础”。并且这两个族群也缺少民族偏见，“俄罗斯人通常没有民族偏见”，“同大多数欧洲人比起来，俄罗斯人的民族偏见要少得多”。前面提到的那个被俄罗斯人收养的鄂温克男孩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贾淑云老人回忆，当时收养戈利亚的那对俄罗斯夫妇已有10个子女，但他们对戈利亚的照顾超过了对亲生子女的照顾。相反这两个族群相互尊重和欣赏对方，“通古斯人经常夸赞他的哥萨克朋友的财富和优良的产品，作为回应，哥萨克人也夸赞通古斯猎人的成就”，“当通古斯人来到村子时他就住在他的朋友家，并且被当做宾客招待，同样，到森林的营地时，哥萨克人也受到同样的欢迎”。
最后是相互的需求，“技术和物质财富的交流形成了他们相互尊重和相互感兴趣的基础”，“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化特质间的交流对群体间的友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涵化常常是双方的，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文化接触也是这样。但与鄂温克人从俄罗斯文化中借入的元素相比，俄罗斯人从鄂温克文化中借入的元素要少得多。林氏提到俄罗斯人在收割机上竖起的圆锥型的操作室很象鄂温克人的“斜仁柱”。 在另一篇文章《西北满洲与使鹿通古斯》中，林氏还提到俄罗斯刈草人模仿鄂温克人的“斜仁柱”所搭建的圆锥型帐篷，并且还附有这种帐篷的图片。甚至这种尖顶的小帐篷是以白桦树皮为遮盖物的。还有一种“高脚平台，用来储存食物，狗和野兽都够不着”，而“这无疑也是跟土著人学来的”。林氏还提到冬季俄罗斯人穿的皮制长袍在制作方法上与鄂温克人的很相似，并且很愿意为自己的小孩穿鄂温克人的长靴，“只要他们能穿”。 1930年杜博维村的俄罗斯人为躲避俄罗斯土匪的袭击 曾全村逃到森林里时，一位曾经在鄂温克人中生活过的俄罗斯妇女教其他人如何不使用烤炉而采用鄂温克人的方式烤制面包。
对于鄂温克人的萨满教，俄罗斯人“的态度是暧昧的”。“哥萨克猎人待在通古斯人营地时，有时亲眼目睹了萨满作法，而且经常有机会向萨满征求意见”。“一方面哥萨克知道，作为基督徒，他们不该信仰这样的事，偶尔他们也假装怀疑。另一方面又乐于赞美萨满的洞察力，以及萨满的预见成为现实。”
涵化的结果有四种：1.涵化的过程持续进行下去，直到强势文化将弱势文化彻底涵化掉；2.涵化的过程在某一时间停止，而已经被借用的强势文化的诸元素逐渐退出弱势文化，弱势文化最终复归其自身；3.涵化的过程在某一时间停止，那些已经被借用的强势文化的诸元素逐渐与弱势文化发生整合，成为该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4.涵化的双方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之分，其结果是双方经过充分的涵化，最后产生一种不同于这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
由于1965年鄂温克人离开了作为中俄混血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奇乾，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在这一年基本终止，其结果是那些被借用的俄罗斯文化诸元素最终整合到了鄂温克人固有的文化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八、鄂温克文化中的俄罗斯文化特质：适应与改变
那些被整合进来的俄罗斯文化特质一直很稳定地存在于鄂温克文化中，其中有一些特质经过了鄂温克固有文化的改造，充分适应了鄂温克人的游猎生产和生活。今天我们能从鄂温克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俄罗斯文化特质主要有：
（一）语言
首先，50岁以上的人普遍会讲俄语，个别人还能看懂简单的俄文。
其次，驯鹿鄂温克语中有部分俄语借词，这使驯鹿鄂温克语区别于鄂温克语的另外两种方言——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鄂温克语中的俄语借词大多是一些新名词，它们是同其所代表的新事物被一同借用过来的，比如他们称枪为“别拉弹克”，称果酒为“杂嘎克”，称白糖为“沙合力”等。
（二）姓名
鄂温克人普遍取俄语名。由于俄语名非常有限，因此重名的现象在所难免。为了加以区分，当代鄂温克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年纪较轻的人的名字前面加上汉语词大、中、小以示区分，如大戈里什、大玛妮、中玛妮、小玛妮、中妮浩等，二是在年长者的名字后面加上其氏族名称的汉语简写（汉姓）以示区分，如玛利亚·布、玛利亚·索等。
此外，鄂温克人同俄罗斯人一样，也有姓名全称，即：己名﹢父名﹢氏族名，如匹欧特．彼得罗维奇．布列托托夫。
（三）氏族名称
受俄语姓氏的影响，鄂温克人在其原有氏族名称的后面普遍加上了“基”、“夫”等词尾，如布列托天变为布列托托夫，卡尔他昆变为卡尔他靠了夫，索罗共变为索罗共诺夫，给力克变为给力克夫，索罗拖斯变为索罗拖斯基。
（四）饮食
包括列巴、阿拉基、卡拉巴、果酱、酸蘑菇和驯鹿奶茶等。
列巴即面包，是当代鄂温克人的主食，它之所以为鄂温克人普遍接受，原因在于其易储存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恰好适应了鄂温克社会的游动性。俄罗斯人烤制列巴使用烤炉，烤炉用砖搭砌而成，建于室外或室内，体积较大。显然这种烤炉不能适应鄂温克人频繁的迁徙生活。于是他们就在野外用石头搭成简易的烤炉“别妻”，并从俄罗斯人那里借入了一种平底锅“高瓦拉道克”。这种平底锅直径约六七寸，深约1.5寸。 前面提到，1930年一位俄罗斯妇女教其他俄罗斯人采用这种方法烤制面包，林氏称之为“循环借鉴”。
阿拉基系一种油榨点心，用发好的用于打列巴的面炸制而成。
卡拉巴的外型和制作过程都与列巴十分相似，只是所用的发面十分稀，制作时须用勺子将稀稀的发好的面舀到高瓦拉道克中。
果酱系用大兴安岭中的各种野生浆果熬制而成。熬制时不加水，熬到一定程度时加入适量的糖和淀粉（或面粉）即可。
酸蘑菇是俄罗斯人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食物。鄂温克人生活的大兴安岭西北坡夏秋之际盛产蘑菇，他们效仿俄罗斯人的作法将新鲜的蘑菇淹制成酸蘑菇以备长期食用，淹制酸蘑菇使用一种用桦树皮做成的桶。很显然这不能有效适应其社会的游动性，因为每一次迁徙时运输这些笨重的盛满酸蘑菇的桦树皮桶都十分不便。可是他们又没有从其他文化中学会储存蘑菇的有效办法，比如象汉族那样将新鲜的蘑菇晾制成干蘑菇。
鄂温克人用驯鹿奶和红茶或砖茶制作驯鹿奶茶。这种奶茶是用沏好或熬好的茶汤与驯鹿奶勾兑而成，饮用时可以加糖。这种奶茶无论制作方法和风味都有别于蒙古奶茶，而与俄式奶茶十分接近。当代鄂温克人最典型的日常饮食是用切成条状的列巴蘸果酱，再佐以驯鹿奶茶。
（五）服饰
鄂温克人的传统服装分两种，一种为本族群特有之服装，另一种为俄式服装。但即便是本族群特有之服装也能看到其中所结合俄罗斯元素，比如在鄂温克人的传统女袍上至少能看到四种俄罗斯元素，如翻领、前开襟、掐腰、扣眼和西式扣。而俄式服装则分很多种。
现在这个族群特有之服装在日常生活中已消失，但俄式服装却为老年妇女所保留，其典型者为头戴方巾（俄式戴法），身穿连衣裙，连衣裙外再罩西装。这种打扮与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妇女的装束别无二致。
（六）高脚仓房
鄂温克人有一种高脚仓房叫“靠劳宝”。这种高脚仓房是通古斯民族传统的高脚仓房“奥伦”的变种（“奥伦”在鄂伦春族中还有保留）。首先选择四根高约1.4～1.5丈相互间呈长方形的树，去掉上面的枝桠，然后在四根树干上搭建一座长方形的小“木刻楞”。小“木刻楞”的四壁及底部用较细的圆木搭建，双坡顶用木片搭建，底部留一口，口下竖立一个用一根较粗的圆木制成的梯子。很显然这种高脚仓房是受了俄罗斯人传统的圆木结构民居的影响。
（七）家具与器具
鄂温克人为适应频繁的迁徙生活，多制造和使用一些小型和轻便的家具和器具，其中有些家具和器具来源于俄罗斯，有的则经过了他们的改造。有一种短腿的方型小桌，放在地上，用于吃饭或招待客人喝茶，相当于汉族吃饭用的炕桌和招待客人用的茶几。鄂温克人喝茶使用一种木杯，杯的一侧有一个半圆形的把手。这两样东西都源于俄罗斯。
（八）蹲碱场
蹲碱场是鄂温克人的一种狩猎方式。碱场是指猎场中一块多盐的土地，鹿科动物喜食盐，常到碱场甜食上面的盐，猎人埋伏在碱场附近伏击之。碱场有天然的，但大部分是人造的。据《额尔古纳旗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补充调查》记载，鄂温克人蹲碱场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学来的。最初是利用俄罗斯猎人制造的人工碱场，后来学会自己制造。首先在山阳坡选择一块约三平方米的地方，然后向下挖一尺多深。第三步是用木楔钻坑，大的碱场钻30多坑，小的碱场钻20多坑。第四步是向坑内注盐，每坑大约一斤。最后再在上面盖一层土。
（九）宗教信仰
鄂温克人除信仰萨满教外，也信仰东正教。
鄂温克人的东正教圣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耶稣头像，一种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子像，一种是圣徒尼古拉的头像。与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不同，鄂温克人的圣像上通常缀有各色布条。
圣像悬挂或摆放的位置要视居所的类型而定。1995年7～8月我在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那时候除少数几家住从商店买来的用于野外作业的长方形帐篷外，其他鄂温克人家庭还住传统的“斜仁柱”。玛利亚·索老人（女，1921年生人）的家中有两幅东正教圣像，一幅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子像，一幅是圣徒尼古拉的头像，这两幅圣像悬挂在斜仁柱内与门相对的两根“斜仁”（木杆）上，而这个地方传统上也是悬挂萨满教神像的地方。在它的下方有一个铺位，称“玛路”，玛路的后面则是摆放萨满教神偶的地方。2000年7～8月我再一次到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这时玛利亚·索一家已改住长方形的帐篷，而她的东正教圣像也只剩下一幅了，其悬挂的具体位置是在帐篷西南角的上方。如果是在固定的居室内，东正教圣像一般是摆放在圣像台上，而圣像台的位置与玛利亚·索在长方形帐篷中悬挂圣像的位置是一致的。
鄂温克人过去以狩猎为生，需要不断地迁徙。现在虽然已基本不狩猎了，但出于牧放驯鹿的需要仍需要迁徙，只是迁徙的频率已大不如从前。每一次迁徙时，鄂温克人都将东正教圣像小心地放在一个大的圆形桦树皮盒内。这个大桦皮盒传统上也是放置萨满教神像和神偶的地方。通常他们将东正教圣像和萨满教神像和神偶一同放进这个大桦皮盒内。在迁徙途中，有一头驯鹿专门用来驮这个大桦皮盒，而它要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到达新营地后，当斜仁柱或帐篷已经搭建完毕，在将各种家什搬进去之前，要先将东正教圣像请入其内。
（十）丧葬
鄂温克人在信仰东正教前实行风葬，信仰东正教后改行土葬，并在坟墓前立东正教特有的那种十字架。
送葬时，肩扛木质十字架的那个人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下葬后，人们面向十字架和坟墓伫立，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在心里默默地为死者祈祷。在离开墓地前，人们还要往十字架的七个端点，即两个横杠和一个斜杠的两端、一个竖杠的顶端系一个布条。这个独特的习俗在东正教中找不到，我认为它来源于萨满教。（见第五章第五节）
同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一样，鄂温克人也有两种十字架，即上面不带“人”字形的十字架和上面带“人”字形的十字架。对于上面带“人”字形的十字架，中俄混血人的解释是：这种十字架上面那个“人”字形是为了挡雨，因为在第一个横杠和竖杠所形成的十字的中心点的一面通常悬挂或镶嵌有小型耶稣头像，而在另一面则悬挂或镶嵌有死者的小型头像。但鄂温克人却解释说第一种十字架立在男人的坟墓前，第二种十字架立在女人的坟墓前。
（十一）婚礼
鄂温克人的婚礼也体现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在迎亲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老者要手捧耶稣像。新郎新娘见面后，要先吻耶稣像，然后再相互拥抱接吻。第二天早晨新郎要先回自己的家。当送亲队伍到达新郎家时，新郎及亲属要出来迎接，新郎新娘见面后握手接吻，并吻耶稣像。
（十二）节日
鄂温克人过某些东正教节日，如巴斯克节（复活节）、柳条节（主进圣城日）、上坟节（代亡人祈日）等。
（十三）礼节
鄂温克人在礼节上深受俄罗斯人的影响。见面时，一般行握手礼。平辈之间或长辈对晚辈多行贴面礼和吻腮礼。除恋人外，老人对儿童也行接吻礼。2000年7～8月我在玛利亚·索猎民点参与观察。7月26日有一个香港女青年前来旅游，临走时，女猎民巴拉杰衣和她的女儿柳芭向她行了吻腮礼，先吻左腮，再吻右腮，最后吻额头。
（十四）造型艺术
鄂温克人的造型艺术多体现在服饰和各种器具，包括驯鹿鞍子的装饰上，这些装饰图案除少部分为写实的动物图案外，大多为几何图案和抽象化的植物纹样。对驯鹿鞍子的装饰集中在鞍子两端的鞍桥上。2000年8月4日，我在玛利亚·索猎民点见到一只鞍桥上装饰有十字架图案的驯鹿鞍子。在另一只驯鹿鞍子上，鞍桥上的十字架还结合有被称作“敖豪尔”的弯曲的线条图案。
九、东正教在鄂温克人中的传播与基督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之比较
基督教包括许多教派，其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狭义的基督教）是三个最大的教派。现在让我们把鄂温克人的东正教单独拿出来讨论，并与拉祜族的基督教进行比较。
拉祜族现有人口45.37万人（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西南部的澜沧、孟连、双江、勐海和西盟等县，其中澜沧县和孟连县是拉祜族的两个自治县，分别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拉祜族分拉祜西（黄拉祜）和拉祜纳（黑拉祜）两个支系。
我对拉祜族调查的时间仅限于2009年8月1～6日，地点是上面提到的澜沧县，共涉及五个村落，分别是糯福村及其附近的竹朋寨和联办厂村、班利村及其附近的那德头村。其中班利村、竹朋寨和联办厂村村民全部是拉祜族，且全部信仰基督教。那德头村也是一个纯拉祜族村寨，但除70余户信仰基督教外，尚有10户保留拉祜族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
（一）基督教在拉祜族中传播的过程
拉祜族传统上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有大大小小数十种“神”或“鬼”，其中天神“厄莎”居众神之首。明中叶，一部分与傣族比邻的拉祜族受到小乘佛教的影响。清初，汉传佛教传入拉祜族，并逐渐形成了与拉祜族传统的社会统治形式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的局面。清中叶以后，在拉祜族持续不断的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中，佛教作为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拉祜族群众中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清末，由于拉祜族起义的最终失败，除了一部分拉祜西，在大多教拉祜族地区，佛教丧失了过去政教合一的形式，并逐渐衰落下去。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全境后，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在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景栋等地建立了传教点。1900年前后传教士永伟里等人开始到靠近缅甸边界的拉祜族中传教。1905年永伟里在双江县发展了一批拉祜族信徒。民国初年，永伟里获准在云南境内传教。1919年永伟里在双江县帕结寨建立了拉祜族和佤族的第一座基督教堂。1921年永伟里在澜沧县糯福寨后面的山上建立了一座教堂，该教堂成为浸信会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中心教堂。这一年，出于传播基督教的需要，永伟里用拉丁字母为拉祜族创造了文字。从此以后，基督教在拉祜族中传播迅速，至1950年，仅在澜沧县就建起76座教堂，信教群众达10000人左右（包括佤族在内）。
徐永福，1931年生，拉祜族，澜沧县文东乡人。17岁那年为躲避国民党抓兵，徐永福的父亲带领全家逃到班利村。这一年徐永福在当地建于1927年的基督教堂经一个叫卡宝的牧师（黄拉祜人）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有一年永伟里从糯福村到双江传教途径班利村，徐永福见到了永伟里。
1949年永伟里被中国政府驱逐到缅甸境内。1958年班利村教堂的掌堂牧师卡宝去缅甸，徐永福遂成为该教堂的负责人。1961年徐永福被推荐到南京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一年，成为传道员。“文革”开始后拉祜族地区的教堂被封闭，于是信教群众将活动地点改在了家庭，密密地信奉着基督教，而徐永福也密密地扮演着传道员的角色。
1979年班利村率先恢复了正常的基督教活动。最初是在一户拉祜族的家中。1980年建起一座简易的教堂（原教堂毁于一场火灾），后几经改建，至2001年发展为现在的规模，而徐永福也于1983年晋升为牧师，并经常到糯福大教堂主持那里的活动。
现在澜沧县共有拉祜族牧师三人，长老三人，而传道员则遍布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村寨。三个牧师除徐永福外，另有一个女牧师段三妹（43岁）也住在班利村，她是徐永福一手培养起来的，现在是澜沧县基督教会的会长。
现在基督教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在拉祜族中仍在逐步地向前推进，比如在那德头村，就有2007年才皈依基督教的家庭。
（二）传播方式与类型的比较
为了方便下面的论述，我们不妨称东正教在鄂温克人中的传播为个案Ⅰ，基督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为个案Ⅱ。我们发现个案Ⅰ和个案Ⅱ具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
首先，个案Ⅰ表现为两个相邻族群间长期、持续的接触，这在人类学上称“涵化”。其中被涵化者为鄂温克人，涵化者为俄罗斯人。最初俄罗斯人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左岸的俄罗斯境内，十月革命后移民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成为虽然生活在中国却仍然拥有俄国国籍的俄侨。其实作为涵化者，除俄侨外，尚有中俄混血人。我们不妨在这两个族群之上再冠以一个更大的族群称谓——“俄裔”。
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两个族群仅一河之隔，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两个族群又生活在了同一个地域中，即本书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早在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其后随着鄂温克人迁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他们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以及俄罗斯文化对其文化的影响一度中断了。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这种接触和影响又得以接续，并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离开了中国，但由于中俄混血人的存在，这种接触和影响仍在继续。
与个案Ⅱ相比，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在长期和持续地与俄裔的接触中，鄂温克人从其文化中借用了太多的东西，涉及其文化的一切主要方面，反过来说俄罗斯文化也对鄂温克文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或者说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如前所述，除了宗教信仰外，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在语言、饮食和服饰等三个方面也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
与个案Ⅱ相比，俄罗斯文化与鄂温克文化之间的涵化还具有相互性。林德格尔在《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鄂温克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涵化的相互性，但与鄂温克人从俄罗斯文化中借入的元素相比，俄罗斯人从鄂温克文化中借入的元素要少得多。
与个案Ⅰ相比，个案Ⅱ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首先，在个案Ⅰ中，涵化涉及两个族群，而在个案Ⅱ中，虽然涉及两种文化，即拉祜族文化和英美文化，但不涉及两个族群，只有拉祜一个族群，英美族群只涉及到个别传教士，其中主要包括永伟里及其夫人和子女。并且在1949年，英美族群中的个别人士又退出了这个传播的进程。与个案Ⅰ相比，个案Ⅱ的两种文化在地域上相距遥远，一个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一个远在大洋的彼岸。
与个案Ⅰ所表现出的持续性不同，基督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在“文革”中基本已中断。
与个案Ⅰ所表现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同，英美文化在拉祜族中的传播只涉及宗教信仰一个领域，如果有其他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又都与宗教信仰相关。
与个案Ⅰ中涵化双方的相互性相比，个案Ⅱ中的双方不具有相互性，即只有源自英美文化的基督教在拉祜族中传播，并无拉祜族文化向英美文化的反向传播现象发生。其实永伟里等人也从拉祜文化中借入了一些元素，比如拉祜语，但会讲拉祜族的毕竟只是个别人，而与整个英美族群无关。
尽管只有个别传教士在拉祜族中传播基督教，但在很多地方，基督教完全取代了拉祜族的原有宗教信仰，包括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自清初传入的佛教。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与永伟里等人以及后来的拉祜族基督教领袖的不懈努力有关，而在这种力量的背后则是可以依赖的教会组织，甚至是国家。与个案Ⅱ相比，东正教在鄂温克人中的传播似乎与教会组织无关，更与国家无关，而传播过程似乎表现为一种“无意识”。东正教传入中国始自清康熙年间在雅克萨战役中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被押解到北京，这个时间并不比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晚多少，但与基督教的其他两大教派相比，东正教并不主动在中国人中发展信徒，而一直是一种侨民宗教，其在中国的影响自然比不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大。
（四）传播结果的比较
由于个案I和个案II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因此其传播的结果也必然是不一样的。
在个案I中，1965年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停止了在驯鹿温克人中的传播，作为传播的结果，东正教并没有取代鄂温克人传统的萨满教信仰，而是与后者共处于一个文化子系统中，并且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与萨满教发生整合。就文化的主体而言，鄂温克人既是传统的萨满教的保有者，同时又是东正教信徒。永田珍馨在《使鹿鄂伦春族》一书中说：“他们对希腊正教的信仰就这些。而萨满教的势力也是牢不可拔的。” 林德格尔在《接触》一文中也说：“与这些基督教仪式同时并存的萨满教丝毫不被打扰地执行者它们古老的职责。”林氏称这种现象为“宗教的双重性”。
除了宗教信仰这个子系统，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或子系统中，这种结果也出现了。比如在语言方面，现在50岁以上的鄂温克人既保持了本民族的语言，又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典型的双语人。并且一部分俄语借词已进入鄂温克语，与鄂温克语发生整合，成为鄂温克语雅库特方言词汇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这个方言的特征而与鄂温克语的另外两种方言区别开来。在饮食子系统中，鄂温克人既吃列巴，又没有放弃吃兽肉，特别是在2003年8月政府对其实施“生态移民”前，当狩猎还是一种必要的生计方式，当他们还保有真实的猎民身份的时候。而作为文化整合的结果，驯鹿奶茶再典型不过了。在服饰子系统中，鄂温克妇女既拥有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打扮，这种打扮与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妇女的打扮别无二致，又保持了本族群传统的服饰。
回到东正教上来。现在在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子系统中，既有萨满教的成份，又有东正教的元素。而二者之所以能和谐共处于一个文化子系统中，是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分不开的。首先，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具有一般原始宗教“多神教”的特点，既然是多神，那么再多几个神又有何妨！因此“多神教”的特点总是与开放性和宽容性的特征相伴而生。对鄂温克族萨满教历史的研究表明，鄂温克人庞杂的神灵系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有许多神灵是从其他族群和文化中借用过来的。其次，虽然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具有不宽容的特点，但我们这里所谈的东正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而是具有俄罗斯民族特点，已经充分俄罗斯化的东正教。俄罗斯人在皈依东正教前曾信仰一种原始的多神教，这种多神教具有一般多神教开放性和宽容性的特点。俄罗斯人在皈依东正教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多神教信仰，而是保留了这种多神教的部分元素并与东正教充分整合，从而形成俄罗斯民族东正教的特点。比如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体系中，有一种疯癜但却具有预言能力的人，称“圣愚”。这种人物在正统的东正教中找不到，而是源自俄罗斯人过去的多神教。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他源自蒙古民族的萨满。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徒的崇拜也表明了它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林氏在《接触》一文中说：“哥萨克人特别热衷于庆祝许多基督教节日，但同时也坚定地从事迷信活动，其中的一些与通古斯人的信仰相似。”
还是回到鄂温克人的信仰系统，今天我们能从其中分离出的东正教元素主要有圣像崇拜、东正教教名、东正教节日、丧葬、婚礼等几个方面。
来看个案II。与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影响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同，英美文化在拉祜族中的传播仅限于宗教信仰一个领域。与个案I相比，作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对于已经皈依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来说，基督教已经彻底取代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根据我2009年8月对拉祜族的调查，特别是根据与徐永祥和段三妹两位牧师多次而深入的谈话，我得知，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都是纯正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信仰中并不存在或保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成份。基督教之所以能彻底取代拉祜族的固有信仰，一方面与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的不宽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历届传教士的不懈努力有关。
不过进入到拉祜族固有文化体系中的基督教也存在一个与拉祜族固有文化系统调适和整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拉祜族的基督教活动中结合有拉祜族传统的歌舞形式，并且拉祜族传统的民族服装在基督教活动中得以保留和展示。在对拉祜族调查中，我发现，在拉祜族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男子穿民族服装，而女子所着民族服装也十分简单，不外是简裙、斜襟或对襟小衫、大包头等，但这种打扮与当地傣族女子的装束很难区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标识的活，就是无论男女外出时身上斜挎的那种缀有五颜六色绒球的挎包。8月2日是星期天，在竹朋寨，我有幸参与观察到了晚饭后在当地小教堂内举行的一个活动。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除个别老者和小孩外，参加活动的几乎所有拉祜族群众都穿上了华丽的民族眼饰，这也使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拉祜族传统民族服装以及它与傣族服装的区别。使我更感惊讶的是，唱诗班在唱诗时没有采取典型的基督教的形式，而是将拉祜族传统的民族歌舞形式结合进来，边歌边舞。为什么上述拉祜族的传统文化元素能被基督教所接纳和吸收，原因就在于这些元素乃世俗之元素，不涉及信仰。
其次，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取代了拉祜族固有信仰之后，也存在与拉祜族传统文化中其他元素和其他子系统相互协调和整合的问题。据我的观察，这一层面的协调和整合似乎也做得“天衣无缝”，仿佛拉祜族是一个久已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四）东正教在鄂温克社会的作用和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的作用之比较
1965年，鄂温克人离开额尔古纳河畔而迁居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在这个族群中的传播也宣告结束。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涵化过程，即被汉族涵化的过程在鄂温克人身上也宣告开始。汉族文化不但取代和改造着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取代和改造着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被逐渐整合到鄂温克文化系统中的俄罗斯文化元素。至2011年6～7月我最后一次到鄂温克人中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时，在鄂温克人的文化中，不但其传统文化，就是被整合进来的俄罗斯文化元素也已所剩无已。拿东正教来说，现在只有部分老年人还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仰，年轻人不但不信东正教，甚至连他们传统的萨满教也不再信奉。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很难说东正教在鄂温克人社会中还在发挥着什么作用。
与个案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作用。基督教能使拉祜族脱贫致富，这话听起来有点悬乎，但事实确定如此。在去云南调查前，我从网上下载过一个资料，该资料说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自己种菜吃，而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花钱买菜吃。这种说法在我的调查中被证实，但不发生在我所调查的糯福和班利地区，而是发生在位于澜沧县北部的木嘎地区。
在班利附近的那德头村尚有10户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据说这10户人家有人得病不去医院看医生，而是请“摩巴”烧香驱鬼。摩巴一开始是杀鸡，如果不灵就杀猪，再不灵就杀牛，总之会有很多家禽和牲畜被杀掉，他们从不将它们拿到集市上出售。而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有人得病就去医院看医生，从不杀家禽和牧畜，于是便有许多消费不掉的家禽和牲畜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从而为他们赢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个例子不但是一个经济学的例证，也说明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医疗卫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按基督教的教规要在星期六这一天搞卫生，包括家庭和个人卫生。所谓个人卫生就是要在星期六这一天洗澡，有的人甚至能做到天天洗澡。一般说来，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大都住在用竹席搭成的棚屋内，这种棚屋直接建在地面上，阴冷潮湿。而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则住在干燥温暖的干栏式建筑里。竹朋寨是一个新建的寨子，寨子规划整齐，所有房屋均为干栏式，尽管仍然采用传统的火塘取暖和炊事，但干栏式房屋的整洁程度足以让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惊叹不已。
在我的印象中，少数民族群众大都喜欢饮酒，甚至有一些民族因饮酒过度而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个案Ⅰ中的鄂温克人。但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已基本杜绝了饮酒现象。2009年8月4日，我住在班利村段三妹牧师的家中。那一天是段牧师家的打谷日，她的丈夫——班利村唯一的傣族人率领七八个年轻的拉祜族小伙子在场院上打了一整天于不久前刚刚收割下来的稻谷。傍晚这一行人等回到段家已是筋疲力尽。我想这些人晚饭一定要喝许多酒以解除一天的劳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不但没有喝酒，饭前还在段牧师的率领下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餐前祈祷仪式。
澜沧县地处中缅边界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吸食毒品的不在少数，但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没有吸食毒品的。现在当地政府在禁毒、禁酒乃至发展经济上都十分依靠基督教会。如果有人吸毒了，政府就与教会沟通，希望教会出面做工作，一方面是劝说吸毒者戒掉毒瘾，但最根本的还是劝说他皈依基督教。有一种说法，说那些至今不肯皈依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是不想放弃饮酒的习惯。
2009年8月2日我在竹棚寨，当晚饭后的那场基督教活动结束后，让我没想到的是，所有参加活动的妇女，足有三四十人，在教堂门口站成一排，一一与我握手告别。8月3日在班利村，这是拉祜族第一大村庄，规模大到像一个镇。我在一位拉祜族少女的引领下去见段牧师。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道路十分泥泞。我让这个女孩在前面引路，我跟在她后面走，但女孩执意让我走在前面，在需要拐弯的时候，她会十分有礼貌地将我叫住，然后告诉我朝哪个方向拐。
联办厂村的李亚八长老告诉我：信仰基督教前，拉祜族群众不团结，经常打架斗殴。信仰基督教后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偷盗和抢劫的事情也没有了。
总之，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方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无论是拉祜族，还是鄂温克族，历史上都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作为56个民族大家庭的两个重要成员，他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运动中被“识别”出来的。尤其是鄂温克族，直到今天构成它的三个支系之间还缺少足够的认同。很显然，拉祜族和鄂温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族体发展的形式上，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层面。这与建立过自己的国家而且拥有本民族文字的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不能相比。
但与鄂温克族不同的是，拉祜族自从信仰基督教以后，其族体的发展较从前已有了很大进步。首先是拉祜文的创立。这是一个民族步入现代民族行列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为拉祜族新创制了一种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字在拉祜族群众中没有推广开来。现在不但信教群众在从事基督教活动中仍在使用永伟里创制的老拉祜文，并且在当地学校的拉祜语文教学中也在使用这种文字。拉祜族语言之所以保存得这么好，之所以仍在为广大拉祜族群众所普遍使用，与这种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推广是不分开的。相比之下，鄂温克族直到现在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鄂温克语雅库特方言之逐步消亡不能说与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无关。
其次，基督教进入拉祜族文化后使拉祜族有了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而基督教是一种现代宗教。尽管现在仍有部分拉祜族群众没有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新的认同符号。在澜沧县，如何区分拉祜族和傣族呢？除了语言，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告诉我：拉祜族是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而傣族是信仰佛教的民族。
总之，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表层作用外，基督教还在当代拉祜族的族群认同和族体层次的提高上发挥着深层作用。更进一步，这种深层次的作用还表现在已经进入到拉祜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已经和正在有效地抵制着来自主流族群的涵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和民族认同的消亡。回到鄂温克人，尽管东正教也是一种现代宗教，但由于它没有取代萨满教，而萨满教又是一种原始宗教，因而东正教在鄂温克人抵制主流族群涵化和全球化浪潮的袭挠上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目前正在迅速地消失。
东正教在中国
第一节
东正教的历史和特点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目前全世界共有东正教徒近两亿人，其中俄罗斯有东正教徒7000多万人，占全俄人口的二分之一。
一、东正教的产生
东正教的产生与古罗马帝国的分裂有关。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原本是一个统一的宗教。公元4世纪，基督教出现了分裂的趋势，产生了种种所谓的“异端”教派。公元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位于原罗马帝国版图的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作为帝国国教的基督教也分裂为东、西方两个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想获得普世基督教会的领导权，加之为争夺势力范围和世俗的经济利益以及在教义上的分歧，从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最终于公元1054年正式分裂为两个教派：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
二、东正教的特点
东正教，简称正教，以基督教的正统自居，故名。在宗教经典上，天主教的经典主要是《圣经》，东正教除《圣经》外，还包括《圣传》和《信经》。在教义上，天主教主张圣灵既来自圣父，也来自圣子，而东正教则主张圣灵只来自圣父。除耶稣外，东正教还特别崇拜圣母玛利亚。
相比天主教以及后来产生的基督教第三大教派——新教（狭义的基督教），东正教较为保守、落后。在历法上，东正教使用儒略历，而天主教和新教则使用格列高利历，即公历。儒略历在公历之前产生，所以又称旧历。在仪式和教堂内部的陈设方面，东正教具有繁复、华丽和形式化的特点。但东正教也有较为自由和宽松的一面，主要是在婚姻方面，除主教以外，其他神职人员均可结婚、离婚以及再婚，而天主教则不允许任何神职人员结婚。
东正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多中心，不像天主教那样拥有全世界统一的教会中心和最高的领袖——罗马教皇。不包括中国东正教会，目前全世界共有包括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希腊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内的15个自主的教会和两个自治教会。
三、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
（一）罗斯受洗
公元10世纪初，统一的国家“罗斯”在东欧出现，因其首都为基辅（今乌克兰首都基辅），故又称“基辅罗斯”。
罗斯建立之后，由于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交往，其人民，特别是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接触到了东正教。伊戈尔王在位时，一些上层人士开始信奉东正教，这其中包括伊戈尔王的妻子奥丽加。
公元988年，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攻占拜占廷赫尔松城。回到罗斯后，让一位希腊东正教神甫为自己举行了洗礼，并宣布东正教为罗斯的国教，下令全体罗斯人民接受洗礼。据记载，当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将所有罗斯人民一群一群地赶到第聂伯河里，让请来的希腊神甫为他们洗礼。如果有人胆敢违抗，则会受到处罚。许多人出于害怕，被迫接受了洗礼。
（二）尼康改革
罗斯人民虽然皈依了东正教，但直到16世纪末其教会的领导权仍然属于君士坦丁堡教区的牧首。13世纪，莫斯科公国出现并逐渐强大起来。16世纪末，俄罗斯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教区中分离出来，设立属于自己的牧首，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1653年，俄罗斯沙皇阿列克斯?米哈依洛维奇命令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牧首尼康对俄罗斯东正教进行改革。尼康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统一俄罗斯各地东正教会在经书上的分歧和仪式上的差别。尼康改革遭到一部分神职人员和人民的反对，他们从教会中分离出来，因为坚持东正教旧有的礼仪，称“旧礼仪派”或“旧教”。
三、东正教传入中国
早在元代，东正教即已传入中国。
元朝，在中国本土生活有一定数量的俄罗斯人。那时俄罗斯人已皈依东正教，俄罗斯人进入中国，自然就把东正教带入中国。这些俄罗斯人最后融入到了蒙古族或汉族中，自然东正教在中国也就消失了。
东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清康熙年间。在著名的中俄雅克萨战役中，中国军队共俘虏了三批俄罗斯士兵，他们当中有59人被送往北京，编入八旗兵中的镶黄旗，驻地在北京东直门内的胡家园胡同。在这59名俄罗斯俘虏中，有一名东正教司祭，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由于这些俄罗斯俘虏都是东正教徒，康熙皇帝于是将胡家园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的祈祷所。于是这些俄罗斯俘虏便在列昂节夫的主持下在北京过上了正常的东正教生活。他们称这座关帝庙为圣索菲亚教堂。又由于其内有一幅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系他们从雅克萨（阿尔巴津）城带来，所以又称圣尼古拉教堂。
从此东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