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正教现状
尽管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比基督教其他两大教派晚，但与新教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当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以后，东正教在中国似乎走到了绝境。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所有的宗教一样，东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绝。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落实，东正教在各地陆续恢复了活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俄罗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外东正教会对中国东正教的影响，东正教在中国又出现了种种复兴的迹象。
目前中国有东正教徒数万人， 分布在东北、新疆、内地某些城市以及台港地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俄混血人。
一、东北地区
（一）黑龙江哈尔滨
哈尔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东正教的中心之一。这座城市最多时拥有俄侨15.5万人（1922年），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的数字。 最多时拥有东正教堂24座（1931年）。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落实，这座城市率先恢复了东正教活动。10月14日是圣母帡幪教堂的命名日，1984年的这一天，尘封已久的圣母帡幪教堂重新对外开放。自此以后的17年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东正教徒过着最为“正宗”的东正教生活，令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东正教徒钦羡不已。所谓“正宗”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圣母帡幪教堂拥有一位坐堂司祭，即朱世朴（格列高利）。朱司祭是北京人，满族。20世纪50年代在俄罗斯东正教驻中国传道团所在地北馆，即圣尼古拉教堂移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前以及中国东正教会独立前，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总会曾突击培养了一批中国籍神职人员，朱司祭即是其中的一位。其二该教堂还拥有一个由3～5人组成的小型唱诗班。
2000年朱司祭和唱诗班中的核心人物姆娅托夫（米沙）去世后，圣母帡幪教堂开始是没有活动，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一位信徒的主持下又恢复了活动。这位信徒是第二代中俄混血人，俄语名（教名）叫维佳。由于维佳不懂俄语，于是哈尔滨东正教仪式用语由斯拉夫语改为现代汉语。我认为这是中国东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长期以来中国东正教一直使用斯拉夫语，东正教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新教和天主教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它所使用的语言有一定关系。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分散在哈尔滨各个街区的东正教徒会赶往位于东大直街的圣母帡幪教堂。上午10时维佳开始用汉语主持仪式，11时许仪式结束。
除了星期天上午的仪式，圣母帡幪教堂内的活动还包括各东正教节日、东正教徒的丧礼和婚礼等。东正教有十二大节日，即：圣母升天节、圣母圣诞节、圣母进殿节、圣母领报节、圣母行洁净礼日、主显节、圣诞节、主升天节、举荣圣架节、主显容节、棕枝主日和圣三一主日等。除此之外，东正教的重要节日还包括复活节、圣灵降临节、耶稣受割礼日、东正教节等。
东正教的最大节日是复活节，哈尔滨的东正教徒称“巴斯克”（俄语）节。其次是圣诞节，时间是公历1月7日（儒略历12月25日）。哈尔滨东正教的第三大节是圣母帡幪教堂的命名日，时间是10月14日。这三个节日是哈尔滨东正教的三大节，之所以称三大节是因为只有在这三个节日，当地的东正教会才会以一次丰盛的酒宴招待众信徒。
当然最大的节日还是巴斯克节，时间是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巴斯克节的前一个星期日是棕枝主日，哈尔滨的东正教徒叫“柳绒节”，届时他们会到郊外采来含苞待放的柳花用以“装饰”教堂和自家的圣像台。
巴斯克节的活动从星期四晚上即已开始。星期五是主受难日，星期四的晚上信徒用黑布蒙住教堂内的所有圣像和圣物。星期六晚上的活动是巴斯克节的高峰，信徒们要在教堂内守岁直到天明。当午夜零点的钟声响起时，信徒们会迅速撤掉所有蒙在圣像和圣物上的黑布，然后每人手持一幅圣像或一件圣物，没有得到圣像或圣物的人则手持点燃的蜡烛，然后列队绕教堂游行一周。
除了圣母帡幪教堂，哈尔滨东正教徒另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是位于东郊皇山的东正教徒墓地（一般称俄侨墓地）。墓地内有一座小教堂，称圣母安息堂。
巴斯克节后第九天是东正教的清明节，即代亡人祈日，这一天哈尔滨的东正教徒会举家赶往皇山墓地，为故去的亲人扫墓。届时还要从家中带来丰盛的食物，与故去的亲人共进一顿野餐。
2010年的巴斯克节是4月4日。与过去10年不同的是，生活在上海的中国最后一位东正教司祭、87岁的王泉生（圣名米哈依尔）老神甫将于一个星期后，即巴斯克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前来哈尔滨，为生活在这里的东正教徒主持正规的复活节瞻礼。哈尔滨东正教会在巴斯克节正日将圣母帡幪教堂借给了外籍教徒，由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东正教司祭为生活在这里的外籍教徒主持了复活节瞻礼。
之前，哈尔滨东正教管理委员会在得到国家宗教局的批准后，向生活在上海的王泉生司祭和富锡亮副辅祭发出了邀请。4月9日中午12时许，王泉生司祭和富锡亮副辅祭在上海市宗教局修副处长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哈尔滨，受到了黑龙江省宗教局和哈尔滨市民族宗教局有关领导以及哈尔滨东正教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接待。4月10日，王泉生司祭和富锡亮副辅祭到圣母帡幪教堂整理教堂内的圣物，布置复活节瞻礼的现场，为明天即将举行的仪式做准备。
2010年4月11日，东正教巴斯克节后的第一个主日，生活在哈尔滨这座大都市各个角落的东正教徒吃过早饭后便早早地赶往位于南岗区东大直街的圣母帡幪教堂。
上午9时整，悬挂在圣母帡幪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响起，位于教堂圣像壁上的天门打开，王泉生司祭手执只用于巴斯克节期的三岔灯走出圣所，复活节瞻礼正式开始。在王司祭走出圣所的同时，富锡亮副辅祭则从圣像壁的左侧门走出，来到位于大厅右前方的颂经台前，开始颂唱复活节赞词。这种赞词为巴斯克节所特有，从巴斯克节当天一直到巴斯克节后第40天的耶稣升天瞻礼，每一个主日都要吟唱这种赞词。
复活节瞻礼开始时，大厅内共有东正教徒41人，其中包括外籍信徒10人左右。其后又有信徒陆续进来，当日前来参加东正教复活节瞻礼的信徒超过了60人。
10时以后行圣餐礼。王泉生司祭站在天门前，众信徒列队从哈尔滨东正教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李金玉（柳芭）的手中领取未经发酵的圣饼，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然后上前从王司祭手中领饮圣餐。
10时30分，众信徒在大厅内列队站好，其中第一排是一名手举圣灯的外籍青年男信徒，第二排是两名手举金属制十字架的中国籍青年男信徒，第三排是四名手捧圣像的中国籍青年女信徒。之后是手持蜡烛的众信徒，大约每四人一排。列队站好后，众信徒按队形走出教堂，在教堂正门的台阶处站好。这时王泉生司祭和富锡亮副辅祭从队伍中间穿过，来到台阶下，王司祭开始将圣水掸向众信徒。然后众信徒按队形沿逆时针方向环绕教堂巡游一周，于20分钟后回到教堂。
最后，王泉生司祭又一次站在天门前，众信徒列队上前，王司祭将圣水一一掸向他们的头，整个复活节瞻礼到此结束。复活节瞻礼应当在耶稣复活后，即巴斯克节当天零时开始举行。瞻礼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行敷圣油礼，但按东正教的教规，敷圣油礼必须在晚间进行，2010年哈尔滨的东正教复活节瞻礼是在白天进行的，因此改为行注圣水礼。
复活节瞻礼结束后，信徒们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到位于教堂大厅左侧的临时设置的供桌处领取曾被供奉在那里的面包吃。
吃过午饭后，4月11日下午，王泉生司祭和富锡亮副辅祭不顾疲劳，在哈尔滨东正教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又乘车赶往位于东郊皇山的东正教徒墓地。王司祭到达墓地后即在圣母安息堂中，为所有安葬在这里的东正教徒举行了亡人祈祷仪式。这个仪式应当在巴斯克节后第九天的代亡人祈日，即4月13日进行，但那一天王司祭一行将乘飞机由哈尔滨飞回上海，故将其提前至4月11日的下午进行。富锡亮副辅祭说：哈尔滨的东正教徒事先并不知道王司祭要到墓地为他们故去的亲人的灵魂祈祷，否则会有很多人到墓地，东正教的另一个重要节日——代亡人祈日说不定会提前两天进行。
（二）内蒙古额尔古纳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本书称额尔古纳地区）位于中俄两国界河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县级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额尔古纳地区都是中国东正教徒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关这一地区东正教的现状我们将在本章的第四 ～ 第八节中探讨。
（三）内蒙古呼伦贝尔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一个地级市，驻地在海拉尔区，前面提到的额尔古纳市即是呼伦贝尔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除了额尔古纳，在呼伦贝尔市其他市旗也有东正教徒的分布，但相对比较分散，而且人数也少。比较集中的是位于原中东铁路沿线的各市镇，比如作为中东铁路西线起点的满洲里市、海拉尔区、海拉尔以东的哈克镇、札罗木得村、牙克石市等等。
这些地方普遍没有教堂，平日没有集体活动，只有遇有重大节日，比如巴斯克节，信徒们才会聚集到某一信徒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或者在代亡人祈日聚集到墓地举行活动。但无一例外的是，在这些信徒家中都设有东正教圣像台，他们会一天数次面对圣像台进行祷告。
（四）辽宁大连
大连是中东铁路南线的南部起点，但今天生活在大连的东正教徒并非历史上居住在这里的俄侨的后代，而是20世纪50年代因建设大连造船厂而从黑龙江省黑河市调入的中俄混血人及其后代。
目前大连共有东正教家庭10余户，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东正教徒一样，他们均在家中设有东正教圣像台，每天要数次面对圣像台祈祷，遇有重大节日，会往某一位信徒的家中聚集。
大连市区目前没有开放的东正教堂， 有一位教徒每个星期天上午到当地一家基督教（新教）堂，参加那里的活动。
（五）驯鹿鄂温克人
驯鹿鄂温克人是鄂温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最初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1965年迁到内蒙古根河市。由于长期以来与当地俄侨和中俄混血人生活在一起，受他们的影响，驯鹿鄂温克人从俄罗斯文化中借用了太多的东西，其中包括东正教信仰。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萨满教与东正教已经发生结合。
驯鹿鄂温克人的东正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奉东正教圣像，他们会把这些圣像放置在供奉萨满教神像或神偶的位置；二是受东正教影响，其丧葬已由传统的风葬改为土葬，并且同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一样，在坟墓前立东正教十字架。有关驯鹿鄂温克人的东正教信仰，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已有详细的论述。
（六）通古斯鄂温克人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十月革命后从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移入中国的，如今他们生活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 ，人口2000余人。
通古斯鄂温克人早在俄罗斯境内时即受到俄罗斯文化，包括东正教的影响，移民中国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如今通古斯鄂温克人中的东正教徒大多具有俄罗斯血统，比如妮卡一家。妮卡，女，55岁，其母亲是俄侨。目前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东正教与位于其北部的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的东正教的情形大体相似。2008年8月，我在妮卡母亲薇拉（71岁）的蒙古包内只看到一幅东正教圣像，悬挂在蒙古包与门相对靠右一点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蒙古族供奉佛像的位置。妮卡的弟弟尤拉告诉我，他们家的圣像大多都在冬营地，那里有一处固定的房屋。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夏营地，由于居住时间短，所以只带过来一幅圣像。与母亲和弟弟一家不同，妮卡一家夏季也住固定的居所，她家的圣像台有两层，共供有六幅圣像，其中上层供两幅，下层供四幅。
东北地区，除上述地区外，中俄混血人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是黑龙江沿岸，一是乌苏里江沿岸，但我在这两个地区尚未找到有关东正教的任何蛛丝马迹。与此相合，在这两个地区，当地中俄混血人的俄语几乎已丧失殆尽。
二、新疆
俄罗斯人移入新疆早于移入东北。早在清道光年间，作为东正教旧教徒的吉尔加克人（俄罗斯人的一支）即移入新疆阿勒泰地区。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俄罗斯人开始大规模移民新疆。今天生活在新疆的俄罗斯族绝大多数也是中俄混血人。但是与东北地区的中俄混血人不同，新疆中俄混血人的法定民族成分都是俄罗斯族。
（一）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是新疆东正教徒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他们拥有一座教堂。该教堂建于1985年，政府投资了10万元人民币，刚建成时只是一两间平房。1988年政府又投资30000余元重建，1991年建成，为一座二层小楼。 但尽管如此，乌鲁木齐的这座东正教堂与中国其他地区，包括新疆伊宁的东正教堂相比，显得多少有些寒酸。有一次，一批俄罗斯客人到该教堂参观，他们为乌鲁木齐的东正教徒拥有这样一座教堂而感到心酸。为此当地的东正教徒已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打算另选新址，重建东正教堂。
乌鲁木齐东正教堂自1985年刚一建成时即没有神职人员，为此信徒们举行仪式只能听来自录音磁带里的神职人员的声音的指挥，这些磁带录自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是当地信徒赠送给乌鲁木齐东正教会的。
东正教堂的入口及过道的上部一般为钟楼。乌鲁木齐东正教堂过道左侧的上层与钟楼同处一个平面，为一间较宽敞的房间，内置一张很大的长条形桌子。乌鲁木齐的东正教徒来教堂集会时，为表达其虔诚的心情，一般不食用任何食物。仪式结束后，教徒们会围坐在这张大桌子的四周，吃一些简单的食物，包括茶水（红茶或奶茶）、糖果、面包和点心等。
乌鲁木齐东正教堂平时只有数十人在此活动。巴斯克节除夕之夜，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几乎所有俄罗斯族人都会赶到这里，由于教堂的容量有限，大多数人只好站在教堂的外面，场面十分壮观。
（二）伊宁
伊宁是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首府。该市的东正教徒比乌鲁木齐略少，其教堂位于俄罗斯墓地，2001年始建，2002年建成，奉显圣者尼古拉为主保。据该市东正教会负责人、教堂的法人代表、中俄混血人卡利娅说，为修建这座教堂，一共挖掘了118具无主棺木。
同乌鲁木齐市的东正教堂一样，伊宁的这座东正教堂也没有神职人员，教徒们集会也只能听录音磁带。
（三）塔城
塔城是新疆东正教徒最多和最集中的城市。该市原有一座东正教堂，“文革”期间被政府没收，后交与该市第三小学使用。1990年该市一位市长以教堂不能与学校并为一处为由，下令拆除了该教堂。校方未与该市东正教徒协商，单方作价4200元，信徒认为作价太低一直未予接受。另外该市信徒曾多次要求重建东正教堂，人大代表在自治区乃至全国人大会上曾多次提出重建该教堂的议案。 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该教堂有望重建。
除乌鲁木齐、伊宁、塔城三座城市外，在新疆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分布着许多东正教徒，特别是塔城地区。但与额尔古纳地区不同，生活在新疆农村地区的东正教徒一般居住较为分散，最多的村庄不过10余户东正教家庭，最少的村庄往往只有一户。
三、内地某些城市
（一）北京
尽管历史上生活在北京的东正教徒从来就不是很多，但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东正教的中心。
生活在北京的东正教徒大多数都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北京目前尚有两座东正教堂，均位于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内，其中一座现在被用作车库，另一座是一座中式建筑，仍用于东正教活动，叫圣英诺肯提乙堂（或圣卓杰士堂，俗称红房子）。北京原有一座属于民间的东正教堂，位于俄罗斯墓地，叫圣母堂。1987年俄罗斯墓地改造成青年湖公园，圣母堂被拆除。
北京东正教徒聚会一般是在信徒的家中，2003年前由大司祭杜立福（阿列克桑德尔?杜比宁）主持。2003年12月杜立福大司祭去世。然而就在杜司祭去世后不久，北京的东正教却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趋势。
2004年北京的一位东正教女教友来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与当地东正教领袖及教友进行交流。
2005年5月2日，是东正教复活节，这一天北京的东正教徒在一家天主教堂内公开举行复活节仪式，这是40年来北京首次公开举行东正教活动。
同年6月，由17位（一说16位）阿尔巴津人后裔组成的中国东正教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为此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还特别为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们为中国东正教的复兴做出努力。
2007年6月24日，北京的东正教徒在俄罗斯大使馆内举行了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222位东正教信徒的追思仪式，仪式由季奥尼西?波兹尼夫神甫主持，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该仪式。
目前北京的东正教徒正在积极争取在北京重开东正教堂。
（二）上海
上海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东正教的重要之地。从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期间曾有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的东正教徒生活在上海，上海曾建有七座东正教堂。
如今生活在上海的正式东正教徒共有48人（不包括近期在海外和国内受洗的新教徒），其中有两人为东正教神职人员，分别是王泉生司祭（88岁）和卢亚夫辅祭。另有一位准神职人员，即富锡亮副辅祭（75岁）。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是中国拥有东正教神职人员最多的城市。此外上海目前还有两座东正教堂，其中一座位于新乐路，叫圣母大堂，是当年上海大主教的座堂，另一座比圣母大堂小，位于皋兰路，叫圣尼古拉斯教堂。这两座教堂的属权均归上海市宗教局，但它们此前都曾被改建为西餐厅，其中圣母大堂被改建为阿罗哈西餐厅，由一位年轻的台湾人经营。尼古拉斯教堂曾经为两位女同性恋者举行婚礼，这一事件遭到中国及国外东正教徒的指责。圣母大堂也因为它的别种用途而引起中外东正教徒的不满，他们曾通过多种途径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提出意见。2005年1月上海市宗教局“为了尊重国内外东正教徒的宗教感情”，提出中止与台商的租赁关系。 而在此之前，尼古拉斯教堂也停止了其作为西餐厅的用途。目前这两座教堂有望被重新用于东正教活动。
从2005年6月18日起，上海已恢复举行东正教仪式。6月18日的活动地点位于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内，仪式由来自莫斯科主教区的阿雷克斯?基塞雷维奇司祭主持。这一天是圣伊望?马克西莫维奇纪念日。
伊望?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35～1949年间曾在上海工作和生活，1994年7月2日被封为圣人。在纪念日这一天，教徒们举行了晨课、侍奉圣礼和祝圣水等仪式。
2008年圣伊望的一小部分圣髑被安放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东正教堂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俄罗斯国外教会西美国教区行政主管提奥多西主教在给中国教徒的信中说：“愿他的圣髑留在中国能加强中国国土内所有正教信徒们的灵性，以及让中华自治正教会得以复兴。”
2010年5～10月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经国家宗教局批准，世博会期间，圣尼古拉斯教堂对前来参观的外籍教徒开放。
（三）天津
天津历史上也曾是中国东正教的重要之地，曾拥有五座东正教堂，其中最后一座教堂是1982年拆除的。
现在生活在天津的东正教徒很少，并且大都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阿尔巴津人原居于北京东直门内的北馆，20世纪50年代北馆被改建成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他们中的一部分遂迁来天津生活。
2003年我曾到过天津一位阿尔巴津人的家中。这位阿尔巴津人的父亲生前曾是东正教神职人员，当我与他谈及东正教时，他把一枚珍藏多年的东正教十字架展示给我看。这枚十字架为他父亲生前所佩带，金属制，镀金，上面镶有各种宝石，极为珍贵。据他说，现在生活在天津的阿尔巴津人平常很少来往，他本人已多年没有从事东正教活动，甚至连巴斯克节也不过。后来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他的儿子现在在俄罗斯工作和生活，并且已成了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他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四）武汉
武汉历史上是东正教徒分布较少的城市，因此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而一直归北京方面领导。
目前中国境内尚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新建的东正教堂20余座，其中位于武汉的东正教堂是最古老的一座，建于1885年，叫亚历山大?涅甫斯基（阿列克桑德）教堂。该教堂位于汉口原俄罗斯租界内，是武汉唯一一座东正教堂。此前该教堂归武汉市房管局所有并使用，后被房管局租赁给一位商人用于举行西式婚礼。武汉历史上的东正教徒本来就少，现在恐怕是少之又少，但尽管如此，这座教堂被用作他途，也遭到武汉当地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国外东正教徒的反对，他们要求该教堂被重新用于东正教活动。
（五）深圳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目前有一处东正教祈祷所。该祈祷所开设于2003年，奉谢尔盖为主保，现在每月举行1～2次的彻夜祈祷和圣体血礼仪，但目前仅向在深圳的外国人开放。
关于这座祈祷所的所属系统，是属于希腊的，还是属于俄罗斯的，抑或是属于中国的，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三、台港地区
（一）台湾
东正教传入台湾的时间较晚，直到2001年9月，希腊籍神甫李亮才在台湾台北市天母地区忠诚路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会——圣三一教会，该教会隶属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到2004年，台湾的东正教徒已发展到70余人，他们来自中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据说台湾的东正教徒现在每天举行感恩礼。星期天的礼拜，信徒们则从台湾各地赶到位于台北的这处圣三一教会。
目前台湾东正教圣三一教会拥有一份会刊，叫《正教心语》。该刊创办于2004年10月，采用繁体中文。
（二）香港
东正教传入香港的时间比传入台湾的时间稍早，1996年东正教普世宗主教在香港设立了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由聂基道都主教管理。
但是到了2004年5月，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外务部季奥尼西?波兹尼夫神甫在香港又设立了一个新的东正教会，教堂的名字叫“圣彼德圣保罗堂”或“圣使徒彼德保罗教堂”。平时参加该教会活动的教徒约20人左右，他们来自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爱尔兰和美国等国家。
季奥尼西?波兹尼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目前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中国开展工作，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复兴中国东正教的身体力行者，中国东正教在当代的复兴与他的工作和努力紧密相关。据称他除主持香港的东正教事务外，还“牧养”北京、深圳和哈尔滨的东正教，并返回莫斯科主持当地的东正教工作。
附：五旬教
除了东正教，生活在中国的一小部分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信仰五旬教。
五旬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支，因视五旬节为第一大节而得名。五旬节即圣灵降临节，时间是复活节后第50天，故名五旬节。按基督教《新约》的说法，耶稣复活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人间。
中国的五旬教徒集中分布在新疆伊宁市，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俄罗斯迁入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移民澳大利亚或回到俄罗斯。目前只有八家共二三十位五旬教徒生活在伊宁市，其中有四家住在同一个院落中。这个院落位于该市俄罗斯墓地附近，有两扇淡蓝色的木质大门，但木门上方却装饰有东正教特有的那种十字架。
与东正教不一样，五旬教的信徒都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组织，一般是在某一位信徒的家中举行集会。他们反对偶像崇拜，家中不悬挂或摆放东正教圣像，胸前也不佩戴十字架，更不准许在家中摆放鲜花一类的东西。平时他们过着古板而简单的生活，一般很少与外界交往。
五旬教徒不与东正教信徒来往。伊宁市东正教会负责人卡利娅对我说：“他们（指五旬教徒）与我们一点儿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