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个问题的人文地理学研究
一、“南满”和“北满”
如前所述，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三大地区：东北、新疆和内地。内地主要是某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 、青岛、烟台、张家口、厦门、宁波、北戴河等。城市以外的地区也涉及到了，如经由武汉俄罗斯文化一度传播到湖北沔阳、天门一带。 但主要还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新疆和东北的传播，城市和乡村都涉及到了。与内地比，应以乡村为主并最具特色。
谈到东北，我认为不应当局限于黑、吉、辽三省，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东北部即承德地区也应包括在内。这是历史—文化的东北，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东北。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早就想把东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但《马关条约》的最初条款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对俄国十分不利，于是它联合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
1898年继德国强租胶州湾后，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将辽东半岛南端辟为租借地。俄罗斯把中国东北变为其势力范围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修建那条著名的大铁路——中东铁路。铁路的南线一直抵达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并最终把那里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港口城市。
但随后不久，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东北而展开的战争，即日俄战争爆发。俄罗斯在战争中失败，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重新划定，俄罗斯保持它在东北地区北部的势力不变，称“北满”，日本据有它的南部，称“南满”。
南、北满的分界点在中东铁路南线离铁路中心枢纽哈尔滨不远的宽城子。根据《朴茨茅斯条约》，宽城子归属俄罗斯。为同俄罗斯对抗，日本在紧临宽城子的地方修建了另一座城市——长春。现在这两座城市早已融为一体，都叫长春，而宽城子仅仅作为长春一个区的名称被保留至今。日本苦心经营长春（如同俄罗斯人苦心经营哈尔滨），并最终把它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
于是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于1905年之后主要局限在了东北地区北部，即“北满”地区。而在东北地区南部，即“南满”，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几乎中止下来。
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侨重又出现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一些城市。但由于这一地区已属日本势力范围，俄罗斯文化的传播缺少官方的支持，因此其传播的力度无法与东北地区北部相比。作为一个结果，今天我们能从东北地区南部分离出的俄罗斯文化特质比之东北地区北部要少得多。因此我下面的论述仅仅限于东北地区北部，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二、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首先发生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条约第二款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 此后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迅速，在这两条江的中国一侧经常能见到俄罗斯商人的身影，特别是作为条约签署地的黑龙江黑河。
19世纪80年代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中国一侧的金矿被发现后，俄罗斯人越界的规模骤增，但这些人最后均被清政府分期分批遣送回国。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于俄罗斯在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问题上“有功”，中俄关系突然变得“亲密”起来，两国边界的管理遂又变得松弛起来。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在中俄东段边界上的防御体系几被摧毁，于是始有越界淘金的俄罗斯人在中国一侧定居、繁衍，至今不断。据统计，到1907年，越过额尔古纳河到中国一侧定居的俄罗斯人已达1000余户4000～5000人。
俄罗斯人进入中国即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了中国，同时又通过多种渠道把俄罗斯文化传播给予他们发生接触的中国人。在中俄边界中国一侧，有许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杂居的村庄。在这些村庄里，中国人与俄罗斯人朝夕相处，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至少是一种洋泾浜的俄语），并接受了部分俄罗斯人的习俗，包括着装打扮、住房的外部特点和室内布置、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礼节等等。中国人一般不会接受俄罗斯人的信仰——东正教，但东正教的一些重大节日，比如巴斯克节（复活节），中国人也会参与。理论上讲，中俄文化间的涵化应该是互相的，但中国人从俄罗斯文化中汲取的东西要明显多于俄罗斯人从中国文化中吸收的东西。
这一时期生活在中俄边界中国一侧的中国人大部分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闯关东过来的汉族,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单身男子。这部分人中后来有很多与俄罗斯女子结为夫妻，通过家庭这个渠道进一步接受了俄罗斯文化。
除了汉族，在中俄边界中国一侧与俄罗斯人发生接触的还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等。
有一个族群应当特别提出来，即驯鹿鄂温克人。虽然这个族群的规模一直不是很大（自350年前从俄罗斯勒拿河上游迁居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来，人口一直徘徊在100～200人之间），但他们在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前，驯鹿鄂温克人用毛皮同俄罗斯商人进行交易。由于与俄罗斯人接触频繁，其文化受俄罗斯文化影响颇大。许多传播过来的俄罗斯文化特质一直很稳定地存在于他们的文化中，成为他们独具特色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在东北地区，除了中俄混血人，现在保存俄罗斯文化最多的族群，莫过于驯鹿鄂温克人。
三、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第二个重要区域是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
自1897年中东铁路勘测和修筑之日起，即有俄罗斯人分布在未来铁路沿线地区，他们主要是修建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与此同时，作为铁路的真正修筑者，大量的中国苦力也分布于其间。他们是来自山东、河北的破产农民，如今成了铁路建筑工人。文化传播，即俄罗斯文化由来自俄罗斯的铁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向中国工人的传播开始了。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来自俄罗斯的铁路工作人员比以往多了几倍。那些修筑铁路的中国工人一部分转成真正的铁路工人，继续留在铁路工作，另一部分则另谋他路。
前面提到的格罗莫夫老人，其父亲是河北人，19岁那年一个人跑到额尔古纳地区淘金，没淘成，正赶上中东铁路招工，就当了铁路工人，由此开始跟俄罗斯人打交道，学说俄语，喝牛奶吃面包，后来又娶了一名俄罗斯女子为妻，就是老人的母亲。
中东铁路沿线，西线、东线、南线加起来一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站点。从一等大站到五等小站，每一个站点都是一个居民点，都是一个社区，都发生和演绎着俄罗斯文化向外传播的故事。在很多社区，俄罗斯人都远远多于中国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受雇于俄罗斯人的铁路工人，其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化一般都多于生活在中俄边界中国一侧的中国农民，至少他们到后来都能说一口较流利的俄语。
这些站点一部分为新设，一部分乃利用中国原有的社区。铁路西线的二等大站海拉尔修建之初，在它的东面原有一座中国城市叫呼伦贝尔城，是当时黑龙江将军下属的呼伦贝尔副督统的驻地。海拉尔后来的发展超过了呼伦贝尔城，并最终在名称上取而代之。
哈尔滨市区范围内据说原来分布有五个互不连属的村庄。中东铁路在这里设立一等大站“哈尔滨”，它的发展最终使这五个村庄连为一体，成为哈尔滨这座东北亚著名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传播的俄罗斯文化主要是一种农牧业文明外，那么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传播的俄罗斯文化则更具工商业文明的色彩，这在哈尔滨表现得尤为突出。1898年，作为中东铁路总公司下属的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在哈尔滨建成。1900年，秋林洋行（秋林公司）正式开业，它不仅在哈尔滨设有总部，而且在中东铁路南线城市沈阳、大连以及中东铁路西线小城扎兰屯还设有分部。
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流亡哈尔滨，在这座城市聚集并向外传播的俄罗斯文化具有了新的内容，即俄罗斯精英文化。
与此同时，大批俄罗斯农牧民也开始出现在中东铁路沿线。他们利用铁路原有的站点，或建立新的村庄，种植小麦，饲养奶牛，使俄罗斯农牧业文明的传播又多了一个渠道。
海拉尔以东铁路沿线的哈克村和札罗木得村是中国著名的奶牛饲养和繁殖基地，1959年内蒙古牧业工作会议曾在扎罗木得村召开，1960年哈克乡（包括扎罗木得村）被内蒙古农牧学院定为三河牛育种基地。追溯历史，1898年即有俄侨在这一带养奶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撤走时把奶牛廉价卖给了当地的中国农民，今天这一地区的奶牛大都是当年那批奶牛的后代。
我认为东北地区奶牛饲养业和牛奶加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俄罗斯人有直接关系。又比如黑龙江省著名的奶牛基地安达，原是中东铁路西线海拉尔至哈尔滨之间最大的站点，生活在那里的俄侨有数千人。三河牛虽是在中国培育的优良奶牛品种，但其祖先却在俄罗斯，是被俄侨带入中国的。
四、呼伦贝尔草原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区域是呼伦贝尔草原，具体地说是海拉尔以南锡尼河两岸和海拉尔以北莫勒格尔河两岸的草原。
中东铁路西线一部分（满洲里～牙克石）从呼伦贝尔草原穿过，十月革命后大量俄罗斯农牧民聚集在铁路沿线，他们把俄罗斯文化，尤其是畜牧业文明向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中国蒙古族牧民传播。
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俄侨之外的两个特殊群体：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
这两部分人原本生活在俄境贝加尔湖南部和东部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17世纪以后，受俄罗斯人统治和影响，其文化融进了相当多的俄罗斯文化特质，特别是畜牧业文明。其中通古斯人还部分接受了东正教。十月革命后，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分几批迁居中国呼伦贝尔草原，由此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包括那些已经整合了的俄罗斯文化带到这里，并向当地的巴尔虎蒙古人和索伦鄂温克人传播。其中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海拉尔以南锡尼河一带，通古斯人则主要在海拉尔以北莫勒格尔河两岸的草原上放牧。另外随这两部分人移民中国的也有部分俄罗斯人，他们在此前和此后都和这两个族群有婚姻关系。
俄罗斯文化对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最大影响是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传统的游牧走向了半游牧半定居状态。现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多数牧民都是夏季游牧，冬季定居饲养牲畜。为此，他们要在秋季为牲畜准备下足够量的冬季食用的草料。他们打草或用那种俄式大钐刀，或用俄式马拉打草机和搂草机（现在用拖拉机作牵引动力）。另外他们还普遍使用从俄罗斯传入的手摇牛奶分离器，这种器具能分离出一种介于牛奶和奶油之间的黏稠的奶制品，俄语叫“西米旦”。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都吃列巴。布里亚特人也喝红茶，喝俄式奶茶，当地人叫布里亚特奶茶，以区别于蒙古奶茶。布里亚特语和通古斯语都混有一定量的俄语借词。
五、间接传播区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区域外，俄罗斯文化也传播到了东北北部其他地区。如果说前三个地区是俄罗斯文化的直接传播区的话，那么其他地区就是俄罗斯文化的间接传播区。与直接传播区相比，间接传播区所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要小得多。
间接传播区几乎遍及直接传播区以外的东北北部所有地区。比如在大兴安岭地区，圆木结构的民居（木刻楞）是当地最主要的民居形式。这种民居系将去皮后的圆木一根一根垒叠上去，纵向上圆木与圆木之间垫以带泥土的苔藓类植物，横向上相互咬合，顶部为双坡“木瓦”顶。木瓦又称雨淋板（鱼鳞板）、灯笼板，系用樟子松（海拉尔松）劈成的长条形薄片。这种民居源于俄罗斯，主要是从中俄两国界河中国一侧间接传播过来的。
又如东北北部汉满农耕区的发达地区，现在主要的民居形式是红砖房。这种红砖房也源于俄罗斯，主要是从中东铁路沿线地区间接传播过来的。过去东北地区的砖房均为中国传统的青砖房，这种房屋构木为架，青砖不起承重作用。俄式红砖房乃直接在石砌的地基上层层垒砖，砖墙之上搭建屋顶，没有木构架作为支撑。
另外现在在东北地区北部的汉语方言中还夹杂有部分俄语借词。在这一地区人们还普遍用“洋铁片”（白铁皮）打制各种器具。这里的人们喜欢吃冷饮，在衣料的选择上更重视呢料和皮革制品。
总之，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北部的传播区域可分为直接传播区和间接传播区两类：间接传播区面积广大，呈片状分布；直接传播区面积小，呈带状分布，其中一个直接传播带位于中俄两国边界中国一侧，另一个直接传播带位于中东铁路南北两侧。
六、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
综合以上两类地区，即直接传播区和间接传播区，我们发现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北部地区的传播有一个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即西部、北部地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化特质较多，东部和南部地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小，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化特质较少，特别是南部地区。
拿第一个直接传播带来说，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力度就比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区大。
2002年国庆节期间，我偶然到过黑龙江边一个叫雪水温的村庄。那里还有二十几户中俄混血家庭，但除了第一代中俄混血人外，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均不会讲俄语。即使是第一代中俄混血人，除了语言，俄罗斯文化在他们身上也很少得到体现，包括东正教信仰。而在额尔古纳地区，尽管有些文化特质有弱化的趋势，但俄罗斯文化的诸多特质在中俄混血人中没有一样丢失。
又比如同样是林区，在小兴安岭地区就很难见到木刻楞这种民居形式，偶有几座，也找不到我在上面提到的俄式木刻楞的那些特点。
再如第二个直接传播带，即中东铁路沿线，其西段，特别是内蒙古境内一段，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力度要远远大于东段和南段。拿位于中东铁路东西两端的满洲里和绥芬河两座城市来说，满洲里的俄罗斯文化色彩要明显重于绥芬河。
还拿民居来说，虽然现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民居均为红砖房，但西段民居更具俄罗斯民居的特点：1. 房门开在阴面，即北面，房门外另接建门斗（dǒu）儿，因此房屋平面呈“T”形；2. 普遍接建有木板结构的太阳房（又称阳光室）；3. 内部格局根据实际需要划分为客厅、卧室、厨房等几个部分。而东部地区的民居虽然在外部结构和建筑材料上受俄罗斯建筑影响较大，但内部格局依然按中国传统分为三大间。
在整个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和黑龙江省西部，当地人普遍饮用红茶，而生活在东部地区的人们要么没有饮茶的习惯，要么饮茉莉花茶，这是他们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的传统。在内蒙古，人们饮红茶时常加入适量的牛奶和糖，就成了奶茶，这是俄式而非蒙古式奶茶。
甚至在西部地区的某些间接传播区，其文化所包含的俄罗斯文化特质也要多于东部地区的某些直接传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