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登顶第一座真正的雪山开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如今，中国的登山运动无论从登山理念还是攀登的技术和装备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往日那种为了荣誉而登山的年代已经过去，而纯粹享受攀登的快乐已成为一部分人的休闲方式。十几年间，我依然不停地攀登雪山，穿越高原荒漠，有过超越自我的辉煌，也经受过失去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的悲痛。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谈及户外运动，聊起登山，我便会抑制不住地说起1998年登顶博格达峰的经历。因为，博格达峰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是一次令我刻骨铭心的攀登，至今难以忘怀。
背着两顶自己做的帐篷走向雪山
一座冰峰和一座城市伴随着我的成长。这座冰峰就是东天山的博格达峰，这座城市就是我生长的地方——乌鲁木齐。从小仰望着这座冰峰长大，成年之后与它彼此的对望，令我走进这座冰峰怀抱的欲望越发强烈。
1989年我终于开始向攀登博格达峰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户外运动”这一说，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旅游专用帐篷。为了实现走向雪山的梦想，我从一本上世纪60年代刊载有攀登珠穆朗玛峰内容的画报上看到了一顶“人”字型帐篷之后，挖空心思研究了好久，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终于做出了一大一小两顶属于自己的帐篷。当年8月，我和单位的两个同事便背着它们来到了天池。
当时我只知道天池对面的雪山就是博格达峰，就是凭这样一个朦胧的认识，我们绕过天池海子第一次向博格达峰方向走去。一路上碰到了许多牧民，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去博格达峰时，个个都伸出了大拇指。我们顺着大冬沟的河道向上攀登，后来鞋子、裤子都湿透了，河道中高低交错的巨石消耗着我们的体力。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我回头张望时，发现我们才前进了几百米。我的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大冬沟到博格达峰少说也有25公里，照这个速度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博格达峰呀！
这时，在河道山坡上骑马行走的牧民看到了我们，大声招呼我们上坡。原来大冬沟左侧的山坡上有一条直通博格达峰的马道。
经过一天的攀爬，我们终于穿过了茂密的丛林，进入了高山草甸。此时我们又犯愁了，开阔的草甸上除了矮小的高山植被外，没有树林，也没有灌木，我们用什么来做燃料烧水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得返回林带，每人捡了一捆柴火，背着继续向上攀登。
两天后，我们终于登上了三个岔山口，博格达峰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是那样的近，似乎就在咫尺之间，雪山上的冰瀑、裂缝清晰地映入了我的眼帘。环视四周，金黄色的野罂粟在山风中摇曳着，包包菜似的雪莲花在乱石缝隙中绽放，真美呵！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印刻下了博格达静谧的山间景色。
我们到达了海拔3550米的登山大本营，在那里除了白水小姐的墓碑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堆。我们几个像拾荒的孩子，在里面一阵翻腾，多想找到一两件能用的户外用品呀。在那个年代，如果能有一两件正规的户外用品，对我们这些背着柴火登山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幸运。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博格达峰，激动、兴奋压倒了一切，让我们早已把风险置之度外。在大本营的南边有一个山口，我们翻过山口，沿着河道一路狂奔，第二天上午到达了三个岔村。终于看到了人家，我们几个以为顺着河道就能到达柴窝堡公路，也没多想就吃完了所带的干粮，喝光了所带的水。可谁也没想到，湍急的三个岔河流出村子不远就消失了。我们头顶烈日，在炎热的戈壁滩上无助地向前走着，就这样从天亮走到天黑，一直走了三十多公里，直到第二天的凌晨终于走到了柴窝堡公路。那次行军令我终身难忘，当时真正尝到了弹尽粮绝、口渴难忍的滋味。
从那以后，我亲手做的这两顶帐篷便伴随着我走进天山，穿越沙漠荒原。我爱上了户外运动，把它当做一种生活，心态也不那么浮躁了，但隐藏在内心深处攀登雪山的欲望却变得越来越强烈……
两个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救了我
1997年，我和几个喜欢登山的朋友不谋而合，将攀登雪山的第一个目标锁定在博格达峰。当年8月，我们一行7人从天山南坡的柴窝堡出发，计划用9天时间翻越天山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对博格达峰进山路线和攀登线路进行侦察。这条线路我在1990年时走过，但时隔7年之后，冰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冰川的消融，以前3～4米深的冰崖，变成了几十米的深涧，给我们的翻越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经过7天的攀登，我们穿过了天山南坡的冰湖，翻过了4300米的冰雪山涧。在到达以肯起达坂下3700米处时，天气突变，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气温瞬间降到了零度以下。由于我做的帐篷防雨性能差，加之选址不当，半夜时，雨水顺着山坡流进帐篷，我们的睡袋、衣服都湿透了，夜里我不得不出去挖排水沟。
第二天我出现了感冒症状，全身乏力，但还是硬着头皮，背着近35公斤的背包翻过了3950米的以肯起达坂，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当晚我的病情开始加重，我趴在帐篷里不停地咳出粉红色的痰。当时我以为只是得了重感冒，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第二天早晨病情开始恶化，我已经不能站立、行走。到下午时，我呼吸急促，身体开始浮肿，渐渐进入了昏迷状态。
当时新疆登山协会在大本营设有营地，管理大本营的老胡是个职业登山运动员，他对高山病有所了解，断定我得的是致命的高山肺水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也许是博格达有意挽留我，恰巧碰到了两个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他们把我绑在马上，在我的队友护送下连夜赶往天池，然后送我搭车回到了乌鲁木齐。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医生告诉我的妻子，说我的心脏已经衰竭，如果再晚来一小时我就没救了。妻子看着我浮肿而紫青的脸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守护在病床前，想等我完全苏醒后好好劝劝我，但我醒来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失败主要是我的身体原因，等治好病，我一定要好好锻炼几个月，明年再登这座雪山。”
因为得的是高山肺水肿，医生对我的登山活动判了“死刑”，说得过这种病的人只要再上到同样高度极有可能再次发病。我的全家老小，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劝阻我，想让我从此死了这份心。但有了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其实使我变得沉稳了，我开始理性地对待登山。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恢复、登山技能和高山医学的学习，我登上博格达峰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了。
为了能实现站在博格达峰之巅的梦想，1997年10月1日，在我们几个朋友的策划下成立了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并在当天组织了近100名登山爱好者登上了海拔4480米的天格尔峰。我们也深知，要想实现登顶博格达峰的梦想难度实在太大了。博格达峰虽然海拔只有5445米，但它的攀登难度绝非一般。到目前为止，登山圈里的人都把它看做是登山高手才会去挑战的对象。但我们决心已定，决不回头。
博格达峰是典型的技术性山峰，陡峭的大雪坡、巨石林立的冰岩混合地带对攀登装备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主席英刚专程前往中国登山协会寻求帮助。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看了我们的登山计划后，劝我们还是先放弃攀登这座山峰，等条件成熟后再做考虑。
被热情冲昏头脑的我们哪里能听进去，一个劲儿地让他帮我们解决登山装备。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户外用品店，中国登协受体制的制约也不能无偿赞助装备，我们不得不花很多钱买回了现在看来都是垃圾的旧装备，如当年攀登珠峰时使用的狗毛靴子、无前齿的冰爪、防辐射的“人”字型军用帐篷、根本不能用的半导体管对讲机等等。
当时新疆工薪阶层的工资也就500元左右，我们哪有足够的钱买冰锥、岩石锥和铁锁？回乌鲁木齐后，我们拿着几件买回来的样品，找铁匠铺进行加工。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的维吾尔族老铁匠，一边抡锤，一边念叨：你们做这东西到底干什么用呀？买不起冰镐，队员就自己动手制作，把没有前齿的冰爪上也焊上了前齿，甚至有的队员没有登山铁锁就用施工钢索，没有冰镐竟然会想到用消防板斧代替。
总之，为了装备自己，大家五花八门什么招儿都使了出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后来再攀登博格达峰时，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自制的东西，它们已牢牢地镶嵌在博格达巨大的岩石之中，成为我们首攀博格达峰的历史见证。
我们选择了博格达峰，时代也给了我们机会。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攀登博格达峰的轰轰烈烈的宣传以及登山队紧锣密鼓的攀登训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许当时的社会就需要这样一种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我们的执著打动了新疆武警总队的领导。出发前几周，武警总队给我们破天荒地赞助了2吨各种罐头，3套汽油炉，10部对讲机，50双大头鞋，50双解放鞋及鞋垫、袜子、棉手套等。紧接着我们便发动全体会员变卖罐头，筹集登山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