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一小时开赛
1998年的那次攀登可谓延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登山的特点——轰轰烈烈的为国争光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宣传造势上。1998年7月18日由我这个攀登队长带领5名先遣队员进入博格达峰后，25日10时，由登山队员和后勤人员三十多人组成的队伍、小羊军团发起人****带领的五十多人的送行队伍在新疆环球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自治区领导和区、市体委主任到会。在出发仪式上，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秘书长张玉芳宣读了挑战博格达峰宣言，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曾曙生主席代表中国登山协会致辞，甚至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也送来了题词。
那天，同时在环球大酒店举行出发仪式的还有国际自行车拉力赛。我们登山探险协会抢先一步，三辆军用卡车拉着队员，在武警指挥车的引导下，穿过人群鼎沸的会场，在乌鲁木齐绕城一周，向博格达峰方向驶去。攀登博格达峰的出发仪式竟然使国际自行车拉力赛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开赛。
山寨版装备让香港队失去了信心
1998年，除了我们这支队伍，还有台湾和香港攀石会两支登山队同时攀登博格达峰。为了弥补我们装备和技术力量的不足，经新疆登山协会金英杰撮合，我们与香港攀石会达成了联合攀登的口头协议。
但当两支队伍在博格达峰大本营汇合后，面对我们这支穿着军用大头鞋、捆绑着没有前齿的冰爪的登山队，攀石会登山队彻底对联合攀登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联合攀登的想法。当时我们对他们的决定感到失望，但现在回想起来，任何一支登山队都不会和用山寨装备武装起来的队伍合作的。
我们的登山装备简陋不说，就连后勤装备也土得掉渣。先遣队到达博格达峰后，由于不熟悉地形，以至大本营搬了一次家。5名先遣队员用了两天时间，抬着大锅等装备从已建的营地搬往一公里外的新营地。
搬家途中，北京队员大熊风趣地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抬着一米口径的大锅来登山的。
抢先修通通往C2的道路
1981年日本登山队为了首登博格达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白水小姐在登山下撤途中不幸掉入冰缝遇难。之后又有几支外国登山队试图登顶该峰，均以失败告终。十几年过去了，遗憾的是没有一支中国登山队前来攀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创造中国人首登记录的渴望远远超过了登山本身。
从攀登一开始，我们就和职业登山运动员老胡率领的队伍暗中飙上了劲。为了首登的荣耀，他率领5人的小队伍提前一周进驻了博格达大本营，开始适应性攀登。当我们建好海拔4300米的C1营地时，老胡的队伍已经在4500米的位置建营驻扎。
为了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抢先打通4300米C1营地到4700米C2营地的线路，7月26日天还没亮，我就和队友杨立群就打着头灯出发了。C1营地以上是一个“V”型谷，谷的左边是通向4800米处的山脊，脊上布满了刀刃般的岩石；谷的右侧是通往主峰的陡峭山体；谷底巨大的冰瀑一直向上延伸到4700米的鞍部，冰瀑上犬牙交错，裂缝深不可测。
我俩背了一顶帐篷，带上所有个人装备、足够的食品和燃料，借助一根30米的结组绳，采取交替保护的方法向上攀登。路过老胡队伍的营地时，我们关掉了头灯，悄悄地绕了过去，生怕被他们发现。到了中午，强烈的阳光晒得人透不过气来，冰面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脚下的冰爪也粘成了一个大雪球，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清理冰爪上的积雪。
经六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抢先将两顶帐篷牢牢地扎在了4700米的C2营地。
连续的负重攀登，我俩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在下撤途中，杨立群在横切一段陡峭的冰壁时，他穿的那双军用皮靴和捆绑的无前齿冰爪根本无法在冰坡上站稳，他瞬间从我眼前滑了下去！结组绳顷刻被绷紧，发出了琴弦般的响声，剧烈的冲击几乎使他失去了知觉……
事后他在登山日记中写道：“……由于坡度接近70度，下滑速度非常快，头向下滑坠使我无法制动，直向山下的巨石冲去，当时我闭上了眼睛……”后来我们还常谈起这段经历，常常问自己，我们究竟靠什么力量来完成这艰难的生与死攀登，靠登山者的信念？靠团队协作精神？还是靠彼此把生命托付给对方的一种信任？
受阻“魔鬼5080”，我们谁也不说话，但都哭了
8月2日，我们和老胡这两支队伍同时从C2营地出发向顶峰发起突击。我们原计划一鼓作气登上顶峰。经过5个小时的攀登通过了博格达峰最险要的“魔鬼5080”台阶后，随风飘来一团乌云，顷刻间狂风夹着雪花向我们席卷而来。这时对讲机一遍遍传来了大本营的命令：“天气不可能好转，请你们立即下撤。”
望着近在咫尺的顶峰，我们谁也不愿意下撤。对有的队员来说，下撤意味着登顶博格达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再也没有体力上来了。我关掉了对讲机，带领队伍继续向主峰攀登。一个小时后当我重新打开了对讲机时，听到了从大本营传来总指挥张玉芳和周岚医生一遍又一遍的带着哭腔的呼叫声。这时雪越下越大，积雪没过了队员的膝盖，湿透的裤子和手套都结成了冰。我们互相凝视着，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我们谁也不说话，但都哭了，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我们下撤了，但老胡的队伍继续冒雪攀登……
8月2日晚上的一场大雪使C2营地的积雪足有40～50厘米厚。早晨起来一看，云层仍然很低，尽管空中不时地飘落着雪花，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叫起了昨天在营地待命的杨立志和张东，想抓住大雪后的好天气周期突击主峰。我们吸取了第一次突击失败的教训，三人分别带上了帐篷、气罐和两天的食品，做好了在5080台阶建突击营地的准备。直到12点我们才接到大本营“天气要好转，可以突击”的命令。
出发不一会儿，杨立志与我和张东的距离越拉越大，他不时地将身子附在冰镐上休息。由于大雾弥漫，杨立志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为此我很着急，拼命地大声呼喊，他似乎听不到似的，还是走走停停。杨立志当过侦察兵，身体素质在我们这支队伍中也算好的，在高山运输过程中他背的东西最多。他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警觉，当我转身向他靠拢时，他大声地呼喊“老王，不要下来，等着我”，说完又低下头。我迅速地向他靠拢，他看到我下来就拼命地往上爬。在我们相距几米时，他又停了下来，低下了头，猛然间，我看到了杨立志吐出的鲜血染红了冰壁。我们彼此什么也没说，但他的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气罐和气炉，望着他在云雾中下撤的背影，又一次流泪了。
博格达寄托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当我和张东趁着暮色登上“魔鬼5080”的大雪包时，遇上了正要下撤的老胡一行人。望着一个个疲惫不堪的队员，特别是看着几近绝望的女队员丁昱，我的心彻底软了。
原来，我们从“魔鬼5080”下撤后，老胡带领3名队员继续攀登，到达5200米的冰岩混合地带时，已是风雪交加，能见度不足几米，无奈，他们在风雪中站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继续攀登，当登上了海拔5400米的大雪包时，由于浓雾弥漫，误将这个大雪包当成顶峰。其实，真正的顶峰就在前方100米处。他们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我。为了同一个梦想他们冒了极大的风险，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差点儿把生命都搭了进去。
风不停地刮着，气温降到了-20℃，我们6人蹲在一顶两人帐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博格达峰让我们再次走到了一起，消融了我们之间为“首登”所结下的恩恩怨怨。
8月4日，我和队友张东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在离顶峰还有十几米时，对讲机中传来了大本营激动的欢呼：“我们看到你们了！加油呀！”我拿着对讲机，结结巴巴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一下就涌出了眼眶。
8月6日，英刚等6名队员也成功登上顶峰。至此，我们以8人登顶的记录开创了中国人首登博格达峰的记录。
事后在许多场合，人们问我登顶博格达峰的感受时，我都坦诚地说，“那是我们两支队伍的共同胜利。”如果非要说出点什么来，也许那些“眼泪”就是最好的答案，它饱含着队友之间的情感、生死相依的寄托和我们共同的梦想。
博格达峰以她那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把荣耀留给了她养育的儿子。自那之后，我对登山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也能平静地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事物。同时，我更深深地感到，登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我这一生都离不开大山，离不开与山为伍的伙伴，因为这一切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