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5445米的博格达峰是天山山脉东段的著名高峰，对国内登山者而言它是典型的技术型山峰，简单地说，就是攀登博格达峰不能只凭勇气和体能，它那陡峭的冰壁，危机四伏的冰瀑区，复杂的冰岩石混合地带，对攀登者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要想攀登它必须具备较好的冰雪攀登技术。
只要说起攀登博格达峰，海拔5080米处的台阶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对博格达峰登山者而言，它既是通向顶峰的最后驿站，又是危机四伏的地狱之门，一旦登山者忽视了它的存在，从4700米营地直接跨越它突击顶峰，那必定是凶多吉少。因而这个台阶也被攀登博格达峰的人们称作“魔鬼5080”。
1998年8月1日，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登山队首登博格达峰时，在5080米处突遇暴风雪，第一次突击顶峰失败，8月4日再次突击，顺利登顶。
1998年8月14日，香港攀石会登山队3名登山队员，从4700米二号营地出发，跨过5080米后，向顶峰突击时失踪。
2004年8月10日，王滨带领的博格达峰登山队，3名队员在5080米处遭遇暴风雪，下撤时发生集体滑坠。
2005年8月10日，美国阿拉斯加登山学校两名职业高山向导在5080米处遇暴风雪被迫下撤。
“魔鬼5080”赐予我们幸运，却让香港队员永远留在博格达峰
1998年8月4日，也就是在创造中国人首登博格达峰纪录的那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和队友张东从5080米出发，我们选择了最短的山脊线路向上攀登，当到达海拔5200米时，进入了冰岩混合地带。层出不穷的巨石仿佛镶嵌在冰川之中。我俩用一根绳子交替保护，爬上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岩石，当到达山脊顶部时，一处断崖挡在我们面前，3米以外的下方便是通向主峰的雪檐，我们没有犹豫就跳了过去。
下午4点30分，我们登上了顶峰，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站在博格达峰之巅。兴奋过后我俩害怕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按原路返回了，那个3米的断崖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跳上去。焦急之中，我们沿着主峰的大雪包摸索着向下撤。当到达海拔5300米处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80年代初日本登山队留下的绳索，顺着绳索的方向，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冰槽，下到其底部，横切过一个大雪壁后，就到达了我们上来时的冰岩混合地带。
当我们回到5080米时，太阳刚刚回到了地平线。暮色中，望着清晰可辨的下撤路线，我俩感慨万分。假如我们没有发现残留在冰雪之中的绳索，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下撤的线路，也许就永远留在了博格达峰之巅。
11天后，香港队员在登顶博格达峰时失踪了。8月17日，正当我们从博格达峰登顶回来，刚踏进家门，就接到了新疆登山协会的求助电话。说是3名香港攀石会登山队员从8月15日起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至今下落不明，要求火速上山营救。
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根本没多考虑，带着杨立群、杨立志、张东连夜出发，第二天就赶到了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8月中下旬的博格达峰早已进入了冬季，大本营积雪达一尺厚，河流已全部封冻。我们四人踏着没过膝盖的积雪，连续攀登12个小时到达4700米的二号营地时，除了一顶被雪压塌的高山帐篷外，没有发现人员的踪迹。在清理帐篷里的遗物时，除了三个防潮垫、一套炉具和一些杂物外，没有发现睡袋。
当时我们分析，三位香港队员既然带走了睡袋，一定也带走了一顶帐篷，他们想从4700米直接登顶，如果登顶不成就在5080米露营。
站在5080米向顶峰望去，似乎近在咫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登上去。实际上这是博格达峰登山者最容易产生的一种错觉。从5080米到顶峰的路线极其危险，不但要横切100多米陡峭的雪坡，通过漫长的冰岩混合地段，还要攀上50多米长、坡度70度的大冰槽。
香港三名队员忽视了5080米这一“魔鬼”台阶，只是把帐篷留在了5080米后，直接向顶峰突击，遭遇了灭顶之灾。关于他们的失踪说法不一。我和张东分析，他们也许犯了同样的错误，选择了山脊路线，有可能结组通过冰岩混合地带时，集体滑坠掉入南坡的万丈深渊，也有可能登顶后没有找到下的线路。我们的下撤线路是攀登博格达峰的传统线路，而山脊线路自我们那次走过后，至今无人问津。
仅为一顶帐篷再次登上了“魔鬼5080”
“魔鬼5080”破灭了许多登山者的梦想，也把想和它亲密接触的人们挡在了门外，它无疑成了“恐惧”和“灾难”的象征。但对我和杨春风来说，“魔鬼5080”却是一个温暖的驿站，它不但一次次接纳了我们，还让我们成了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
1998年我们攀登博格达峰的成功，对刚起步的新疆户外运动来说是莫大的推动。众多的媒体宣传，引来了许多对登山和户外运动感兴趣的人，杨春风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和他第一次接触是在当年的10月。当时我们组织了天山车师古道探路活动，杨春风通过电话第一个报了名，可出发的时候他却迟迟不到，我们一直等了30分钟还没来。当时我很生气地对大家说：“这样不守时的人我们不能吸纳进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出发半个小时后，他竟然搭出租车追了上来。
杨春风原本是一个名中医，经营着一个效益不错的诊所，但那次徒步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回来后，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说关闭了诊所，卖掉了药柜，坚定地投入到登山探险运动之中。十几年过去了，他的执著为他赢得了一个个辉煌的成就。目前他已经成功登上了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7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成为中国民间高海拔攀登第一人。
2001年8月，我和杨春风带了几个北京的登山爱好者再次来到了博格达峰。由于这支队伍对博格达峰的难度认识不足，物资准备不够充分，当攀登到海拔4700米的二号营地时，线路绳索都用完了。出于安全考虑，北京队员放弃了继续攀登。按常规，我和杨春风应该护送队员们下撤，可偏偏在这时候，杨春风告诉我，在5080米突击营地有一顶名牌高山帐篷，2000年他和陈骏池登顶时还用过，在下撤时将它埋在了雪里。
这顶名牌高山帐篷是香港攀石会博格达峰登山队的遗物。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户外产业还没有起步，即使有钱在国内也买不到户外装备。对于登山装备奇缺的我们，品牌高山帐篷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我和杨春风一拍即合，决定让队员们慢慢下撤，我们快速登上5080米，拿回帐篷后再返回大本营。
从4700米到5080米的突击营地是攀登博格达峰过程中最危险的线路，首先要攀登一段长300米、坡度达60度的大雪坡，然后进入坡度更陡峭的冰岩混合地带。为了减轻重量，出发时我俩只带了两个冰锥、一把工兵铲和一根结组绳。
当时正是8月初，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使得300米的雪坡变成了大冰壁。为了节约时间，我俩也没有结组，肩并肩地攀冰而上，2个小时后到达了冰岩混合地带。由于长时间的前脚踢冰，我们的脚尖又痛又木几乎失去了感觉。进入冰岩混合地带后，坡度急剧加大，局部地区甚至达到了80度。更可怕的是，岩石上覆盖了一层薄冰，不小心一脚踢下去立刻就被弹了回来。不得已我俩放慢了速度，开始用交替保护的方式往上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