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力量十分弱小，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包括全民族大多数在内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实现了统一战线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努力实现包括两个联盟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首先的解放是民族解放。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工人阶级拥有最广大的同盟军，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广泛的联盟。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是一个庞大、复杂、力量发展又不平衡的队伍，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时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这一统一战线形成了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工农联盟是基础。第二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中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两个联盟的人员状况、政治态度和社会基础，制定了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力量的正确方针，强调把一切赞成反帝爱国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都联合起来，并“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2]。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问题，是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着能否调动千军万马投入中国革命的事业。两个联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第一个联盟是基础和依靠力量，只有巩固和加强第一个联盟才能保证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第二个联盟是辅助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第二个联盟工作，才能保证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始终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国统一战线最显著的特点。
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正确把握和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探索团结同盟军和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经过党的努力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且改组了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各革命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和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共两党合作愿望的产生
宋庆龄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是先进中国人的共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观察、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中国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探索、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以革命思想、革命方法的巨大启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1920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李达、李汉俊、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党的任务，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委员，陈独秀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书记。
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4]。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与当时中国其他政党迥然不同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这是一大的历史功绩。但在中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尚缺乏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了解和理论上的准备，特别是提出要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联系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幼稚。这预示着，此后的革命道路既是光明的，也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事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示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中华民族决定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国民革命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列宁接见中共代表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但当时中共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仍同共产国际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并未立即实行这一策略。为此，马林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请示工作。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共产国际，陈述了六条理由，表明不同意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派马林参加。马林建议陈独秀召集参加上述会议的领导干部讨论研究莫斯科远东革命团体大会的精神，讨论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经过认真讨论，与会者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有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变化，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历史进化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对封建式军阀的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后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5]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是否联合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2年7月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内容有如下几方面：
1.阐明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议认为，中国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终了”。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民主政治”。
2.规定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其一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自身组建方面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是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其二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所应承担的政治任务，这就是：“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3.确定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第一，联合对敌的原则。决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独立自主的原则。决议指出，这种联合决不是投降与合并，而是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第三，将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当前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决议一方面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又指明：“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的急需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
4.阐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活动方式和有关政策。应采取通过代表会议的办法，商讨如何联络真正民主派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在全国联合工、农、商、学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无产阶级参加议会的目的，是要“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共产党员参加议会，由中央委员会提出名单，受中央执行委员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个人和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否则立即撤销其资格，并开除出党”。
5.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战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统战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会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思想，为尔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这次大会对于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作用。
从中共杭州西湖会议到三大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所设想的民主联合战线，本想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但后来却发展为“党内合作”的形式。导致这一策略转变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只允许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拒绝接受“党外合作”的方式。这是最基本的原因。二是共产国际希望尽快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倡导此种合作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为尽快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谋求加速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步伐，在“党外合作”方式无法实施之时，转而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实现上述策略转变有一个过程。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接受“党外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根据他在印尼爪哇的工作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起初，中共中央拒绝这个建议。于是，马林就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该报告中，马林肯定国民党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分析了国民党组织成分复杂性，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支持。共产国际很快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威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签署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中共中央将所在地址由上海迁往广州，并同马林加强工作联系。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马林带着上述指示回到中国，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