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面，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人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我。——题记
我家门前的晒谷场大约有两千来平方米，是王林施村最开阔的地方，除了农事需要、放映露天电影以外，也是村民们夏季纳凉的好去处。但是，这片晒谷场恐怕不能被称之为广场。在我的头脑里，广场除了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四周还需有一些或现代或古老的建筑，其本身的质地也应该是水泥的或砖头的，而不能是泥土的。
一般来说，广场是公共集会的场所，是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正因为如此，广场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平时游人如织，人们来此观光或约会。很显然，广场和都市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乡村无缘。这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因为乡村土地相对充裕，不需要让房子相互毗邻。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宗教普遍存在的国度，教堂在乡村起到了广场的作用，例如公众集会、婚礼或哀悼仪式。说到哀悼仪式，在未实行火葬的中国乡村，尚没有开辟公共墓地，一个人去世以后，一般与自己已故亲人毗邻下葬。也就是说，死后他们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乡邻之间甚至比生前更为疏离。
无论如何，王林施村既没有广场，也没有教堂，王林乡也没有，这对我的童年来说无疑是个遗憾。广场是观察人类社会的最佳地点，我甚至认为，这种观察是一个人成长必读的教课书，以至于长大以后我每次出游，总要被广场上的风景和人物所吸引，那里还有自由自在的风。我喜欢要一杯本地产的啤酒，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广场上无动于衷，有时也会带上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张纸。当然了，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成了广场的一个分子、一处景色。
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以前我发现，即将建成的甬台温铁路刚好穿过我童年生活的王林乡，并在王林村设有一个车站，站名就叫台州，大概因为那儿离开黄岩和海门都不算远，而那两处地方的人口密度大，不容易拆迁。虽然我认为，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土地资源稀缺的东南沿海，没有必要再建新铁路（美国的铁路线几乎被废弃便是个教训），但我仍将乐意看到，迟来的火车文明如何给故乡人民带来（些许）精神上的变化。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就读初中的王林村将会拥有一个广场，即车站广场。那是我童年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因为那时候村里只有两个轮子的手扶拖拉机，连汽车都不通。可是，这个广场将如何建造呢？这是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很可能是高楼林立，除了铁道线一侧，另外三面全是商厦和饭店。那样的话，就失去了广场的意义，而变成一个商业点，一处停车场。同样让我无法想象的是，从那一片橘树林里传来汽笛的鸣响是一种什么感觉。
广场最早出现在希腊，称为agora。在古希腊，广场是城市公民从事各种活动的露天聚会场所，通常是在市中心，至少在主要街道经过的地方。广场中央一般耸立着某座纪念碑，四周则围绕着一些庄严的建筑物。据说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广场就分两类了，一类为古典式，一类为爱奥尼亚式。前者柱廊和其他部分不协调，给人散乱的印象。后者则较为对称，常将柱廊建在长方形的三条边上或围成正方形空间。
广场的用途随着时代而变迁。即使在古典时期，广场已有商业广场和仪式广场之分。在雅典，每个行业各有其特定的区域。贵妇人很少出现在广场上，被控有杀人或其他罪行的男人在未受审以前也不准进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作为给某一公民的最高荣誉，可允许他在广场上建墓。喜剧诗人常提到的一种习惯是：自由民不仅到广场上处理事务、进行陪审，而且也去那里闲谈游逛。
上个世纪末我游历雅典时，曾到访过两个古老的广场——辛达格玛和奥摩尼亚，前者的意思是“宪法”，后者的意思是“五道口”。此外，我还游历过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罗马的纳沃那广场、巴黎的协和广场、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马德里的大广场、伊斯法罕的皇家大广场，等等，当然还有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圣彼得广场依然保存肃穆的宗教气氛以外，其余的广场都平民化了，可以说终日被游人占据。在有些国家里，广场甚至失去了个性而成为市中心的一个代名词，例如西班牙每座城市都有哥伦布广场，而哥伦比亚的玻利瓦尔广场也遍布每座城镇。
在欧洲所有的广场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罗马的圆形广场。这个知名度不算特别高的小广场其实并不圆，它得名于一侧万神殿后部的大圆顶。万神殿是罗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殿内有意大利第一个国王维托里奥·埃马纽埃尔二世和王后的陵墓。虽然这位国王率先统一了亚平宁半岛，但游客最感兴趣的却是画家拉斐尔的墓碑，他于1520年去世时年仅37岁。
拉斐尔开创了一种“秀美”的风格，成为后来古典主义者不可企及的典范。他与比他多活几十年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列，成为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在我看来，即便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也不适宜于在广场建墓，因为人们更愿意与艺术家相处，而大人物的墓应该远离市井，就像他活着时那样。
20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地价的迅速攀升，不会再建设奢侈的大广场了。更有甚者，有些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十字路口，例如伦敦的莱斯特广场、纽约的时报广场。这类广场虽然知名度很高，却局促得可怜，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它才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例如时报广场，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一个闪闪发光的巨型球体从摩天大楼顶上坠落，簇拥在附近街道上的百万民众齐声呐喊，人们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有名。
除了庆典和观光以外，广场还被用作惩罚警示。在欧洲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审判和行刑都是在广场上举行的。1430年，法国的民族英雄少女贞德在鲁昂广场被处以火刑，罪名居然是女扮男装、蛊惑人心。而实际上，正是不到20岁的贞德率兵把英国军队赶出了法国领土，她是结束“百年战争”的首席功臣。
160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33年以后，他的同胞物理学家伽利略也因为支持“日心说”，再次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幸好他还比较灵活，避免了灭顶之灾。四年以后，法国人笛卡尔出版革命性的著作《几何学》时，也以此为戒①。
在20世纪的中国，广场曾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八次接见红卫兵。当然，广场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或曰痛楚的记忆。之所以要说“痛楚的记忆”，是因为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并没有亲身遭受苦难，而是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遭受苦难。即使这个亲眼目睹，也因为年代久远模糊不清。多年以后，通过当时在场长辈的提醒我才慢慢地忆起，得以证实。
如此看来，我就是那种踩在悬崖边不知危险的人，那可能是单亲家庭长大孩子的共性。现在，我就来说说我在广场上的遭遇。那时候我和母亲还在委羽山村，每逢暑假，教师们都要集中到黄岩县城开会，不是提高业务，而是所谓的政治学习，无非是毛主席语录、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教师们不会被安排住旅馆，而是住在县城某所中学的大教室里，自带蚊帐、被褥和碗筷，几张高低不平的课桌拼成床铺。
因为无人可以托管，我只好跟着母亲去城里开会，经常是女教师宿舍里惟一的男性。不过，那时候的蚊帐大多不怎么透明，加上我年纪小情窦未开，因此没觉得有什么难为情。要是同样年纪的女孩，和父亲一起住男教师宿舍的话，那就有可能比较尴尬了。
1970年夏天，也是未名去东北插队落户后的第一个夏天，我跟着母亲到县城参加政治学习。一天中午，母亲突然流泪把我托付给另一位老师。原来，当天上午，教育局召开了全体教师参加的紧急会议，有人在厕所里发现了印有毛主席像的学习资料。一位领导厉声斥问，哪位老师把毛主席像当擦手纸了？请自觉交代！
母亲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件事可能是她干的，因为被我用来“折子弹”遗留下来的一张学习资料里有毛主席像。说到“折子弹”，它是用（来）橡皮筋来发射的，是男孩子们玩的一种游戏，射中了非常疼，可我从来没用它射过人。想到尽人皆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母亲连忙站起来承认了。
从那天起，那年暑假的政治学习便掉转了方向，改为专门批斗我母亲。教育局领导一定为此感到庆幸，他们终于从教师队伍里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也算是他们取得的一项革命成果吧。针对我母亲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共有20余次，有一天下午，批斗会在黄岩县城主要的十字路口举行，也就是青年路和劳动路的交界处，论面积不小于纽约的时报广场。记得西南角有一座八层楼的塔楼，是当年全城的最高建筑物，也是消防队的观察哨，值班的警卫居高临下。
因为这次批斗大会，县城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全县教师都聚集在那里，包括被母亲托付照顾我的那位老师。我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面，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人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有的是我的老师，更多的老师和市民与我素不相识。
幸运的是，母亲平日里别无所求，没有一个冤家。她低着头，平静地站在主席台上，接受大家的轮流批判，那都是领导事先安排好的。没有人殴打或辱骂母亲，整个批斗大会井然有序，只有大会结束时有人领头喊起“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大家才跟着吆喝了几声。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段故事。记得王林施村有一家四兄弟，从大到小分别叫定中、定华、泽民、爱国，老三泽民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他们四兄弟最后一个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华民国”。这还了得，一查果然起名的是爷爷，于是，这个妄图复辟的反动地主被游行批斗，他的孙子们也被勒令改名。
说起黄岩十字路口的那场批斗，后来教我初中数学的陈老师当时也在场。多年以后，当她主动和我谈起这件往事时，我问及自己的表现，她回答说并没有看见我流泪，但大家都觉得我非常可怜。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不简单，她是个十分坚强的女性。据说也是在文革期间，黄中一位老师母的前夫，因为误将一滴红墨水滴在报纸上毛主席像的脸部，吓得上吊自尽。
①伽利略在表白书里表示“诅咒并痛恨自己的过错”，因而只被判监禁，实施时又改软禁。笛卡尔将《几何学》以其哲学著作《方法论》附录三的形式发表，避免了引人瞩目而招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