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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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父亲

此后不久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了王林施村。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正面看见他。——题记

我幼年时代对父亲的记忆荡然无存。据说父亲给我取名的那天,曾不无得意地向十岁的未名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就是《出生》一文里所提及的杜甫之诗《丽人行》开头一句,那时父亲正值壮年。这个记忆在未名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我不止一次地听他和人叙述。而我本人意识里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则是在十岁前后。

有一次,我被从内蒙建设兵团回黄岩探亲的子鹏哥接进县城里玩,正好父亲走在我们前面,那天街上行人特别多,可能遇上了集市。在子鹏哥的指点下,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背影,心头突然缩紧,很快父亲便消失不见了。这个背影是如此模糊,以至于没过多久,连轮廓也不复存在了。

此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父亲突然来到了王林施村。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正面看见他。虽然穿着打扮还算精神,毕竟已50多岁了,早年的英俊已不复存在。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具体季节我已经记不得了,父亲一路打听着找到施老太太的家,刚好我和母亲都在。寒暄了几句以后,母亲便打发我到外面去玩。好奇的邻居大妈和孩子们纷纷围拢到窗前,在那里东张西望,我却远远地躲开了。

那次我没叫父亲,母亲也没有要求我那样做,我只是冲他点点头,父亲没有留下来吃午饭,便回城里去了。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的心情忐忑不安。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有一次我回家过暑假,母亲才告诉我,那次父亲来王林施村是和她谈离婚的事。虽说他们分居将近十年了,但母亲似乎对父亲还很有感情,她没有答应。或许,母亲是为了我和未名才那样。

母亲为人大度,一向独立自主,但在这件事上,和那个年代的其他中国妇女没什么两样。而只要母亲不同意,父亲想离婚就不成了,尤其他还是个摘帽右派。果然,父亲后来再也没提过此事,而我对他十几年来的生活了解甚少。等到我上大学以后,在未名的撮合下,他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父亲病故以后,母亲每每说起父亲,仍称赞他是个好同志,无论作为一个领导、一个教师或一个农民、一个技工。在母亲眼里,父亲近乎完美,只是在个人问题上曾处理不当。

在母亲的心目中,总认为有了母爱(尤其她是一个如此坚强的母亲)我便拥有了一切,不再有别的需要了。而我竟然也从来不问她有关父亲的事,更不像有些故事或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哭天喊地地问母亲要父亲。看来一个人的习惯大多是后天养成的,从小没和父亲一起生活,自然对父亲也没什么依赖性。

在人类社会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此类事情都经常发生。但从生理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孩子都有需要和想念父亲的时刻。写到这里,我突然对童年的自己产生了怜悯之心,再联想到自己一贯独往独来、不甚合群的个性,似乎多少可以自我谅解了。

回想之翼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

怀着兴味,听从幻想的劝告

一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

在白色的窗帘布后出现

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

一片淡紫色的幽远

被一个感觉的鼹鼠丘破坏

像一座石板地的旧式楼房

以此伤害了黑夜的眼睑

一把精心制作的扶手椅

和一个并不丰富的藏书架

回想之翼的两次扑动

多年以后,我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写下了这首悼亡诗,此时父亲去世已经13个年头了。而离开子鹏哥第一次带我去县中看望父亲,更是相隔了23年。这首诗里出现了父亲亲手制作的两件木质家具:藏书架和扶手椅。那时我已经明白,为何子鹏哥要带我去见父亲,他因为那次集市错过让我们父子相见内疚。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三次见到父亲,彼此说了不少话,也合了影,对确认我们父子关系尤为重要。

父亲右派摘帽以后,回到县中教了几年书,等到文革来临,他再次转变成体力劳动者。不过,这回父亲不是去牧场,而是进了校办的模具工厂。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仅善长种田、养牛等农活,做起木工来也很快上路。即使对木匠来说,模具也是要求极高的一个工种,父亲中年以后才开始学做木工,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可以说,他的动手能力为我辈所不及。

让父亲美名远扬的还有他的烹饪技(术),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练就的本领,他与县里最出色的厨师是好朋友。在此以前,无论做一校之长还是被迫下放的右派,他都没有这等闲情逸致。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内心的孤独感愈发明显,做木工活和烹饪,或许能够有所减缓。与此同时,父爱的一面也更多地显示出来。在未名作为知识青年回访团成员即将返回北大荒的头天晚上,他在家里设宴饯行,被邀请的还有未名的几位好友,包括子鹏哥在内。

那时候县城里没有煤气或天然气,甚至电炉也不准用,父亲只有一台煤油炉。就是凭着这样简陋的设施,父亲调理出一桌美味佳肴,我喜欢吃的一道菜是用捣碎的脖荠和白糖做的,香脆可口。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反正此后再也没有品尝过。留存在我记忆里更多的是父亲紧握菜刀的那双手,尤其当他用力切从冰凉的水缸里捞出来的坚硬的年糕。虽然时光流逝,那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仍历历在目。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次难得的晚宴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被在场的客人们牢牢地记住了。

那会儿,在座的几位后生都喝得有点高了,尤其一位叫风沙的未名同学,已经脸红耳赤了。风沙性格活跃,比子鹏爱讲笑话,那天酒喝多了,更是用一种拖腔的北方官话给大家逗乐。突然之间,我拿起酒瓶往他的空杯子里猛倒,这个举动让父亲略显尴尬,也让在场的客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我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风沙想移开酒杯已来不及了,几秒钟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继而哈哈大笑。

原来,拎在我手上的是一只空瓶。或许,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一刻。事实上,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会儿,文革已经临近尾声了。多年以后,因娶了战争遗孤移居日本的风沙邀请我在访美归国途中作客名古屋,多少也与那次晚宴和那只空酒瓶的缘分有关。那是我许多次日本之行的头一回,风沙兄开车来东京成田机场迎候,随后带我游览了富士山和芦之湖。

我成年以后才得知,父亲的本名叫显福,其中“显”是他们兄弟四人所共有的。2007年夏天,我在昆明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曾到西南联大纪念馆查阅过父亲入学注册的名字,果然也是蔡显福。解放以后,父亲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封建,自己把它改为海南。这与那座后来成为省名的岛屿无关,而是因为他自幼在东海的南田岛长大。父亲当然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四年以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启用的国名缩写便是CHN,这与父亲全名的首字母完全一致。

在那次对弈和象棋比赛以后,父亲对我便刮目相看了。之后我曾独自进城看望过他,对此母亲一直鼓励。等我参加完地区棋类运动会,从仙居回到黄岩,又一次住在父亲那里,那时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已经开过。父亲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套木匠工具,等我过完暑假,便教我学做木工,希望将来我能以此养家糊口。没想到的是,由于邓小平的复出,高考制度很快恢复了。

长辈们都说我们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光。事实也是如此,无论与父母相比,还是与年长十岁的未名相比,我都要幸运。我后来想过,我平常做事毛手毛脚的,假如真跟父亲学做木工,恐怕也成不了一个好木匠。我还想过,我的好运是否是父亲本名祈祷的结果和灵验。说到个性,从近年来黄中学生回忆父亲的片言只语里我了解到,即使在反右以前,他也是比较沉稳的。据父亲当年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黄中执教的符老师回忆,父亲留给她最难忘的印象是给全校师生作报告的模样。他不坐,也不带讲稿,背着双手,在台上慢慢地踱步,讲得很动听,台下一片肃静。

在文革的最后几年,父亲已经离开模具工厂重返讲台了。他成为黄中英语教研组的一员,给几个班的高中生授课。这批学生中,有不少在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他们中有的成为我的同学或校友,还有的成了我的同事。而我却终久没有成为他正式的学生,甚至没有听过他的一次课,这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据父亲晚年的两位学生回忆,父亲对那些基础较差(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特别关心,经常给他们开小灶,让他们课后到他的寝室,逐一纠正他们英文英标的发音。因为房间太小,父亲为同学们准备了马扎。

而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父亲可以订阅《参考消息》了,他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节目。在我报名参加高考以后,父亲帮助我突击补习了英语,结果得了49分(录取时只作参考分),那足以让我大学期间英语成绩名列全年级的前茅。

我还记得,父亲曾起草过一份万言书,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誊抄,最后亲自到邮局挂号投寄,收件人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父亲和我讲起过,他信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或许包括恢复高考的祈求,在那时似乎有些超前了,况且那不是一个部长所能决定的。虽然那位新四军出身的部长先生没有任何回复,但时局已经发生变化,父亲再也不会因此而获罪了。

遗憾的是,父亲空有未绸的壮志,不仅如此,在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和政治风波,盼望着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可怕的病魔已经悄悄地潜入他的身体。父亲是在我大二那年,他本人“右派”平反①改进的同一年,查出患有胃癌的。那时他已经年近花甲,恢复党籍、复又担任县中的第一副校长了。接下来自然是要住院、开刀、化疗,好在母亲已退休,在身边全力照料他。那时兄嫂也回家乡工作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十分能干。

由于胃癌是比较容易医治的恶性肿瘤,且发现得较早,因此父亲没有去杭州或上海。台州医院派出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为父亲主刀,刚好也是他早年的学生。可是,也正因为给老校长开刀,主刀医生过于紧张,结果手术没有处理干净,被迫进行了第二次手术。1980年寒假,我从济南回乡探亲,父亲已从医院里返回家中,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因为化疗的缘故,父亲脸色蜡黄,身体非常虚弱。

显然,父亲有了不祥的预兆,他要求在他的卧室里搭一张小床,让我和他同住一室。那时父亲已搬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是我们父子俩最后的三个星期。可是,我那时年少无知,没有任何预感,天真地相信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因此,我既没有特别悲伤,也没有留意他说的话,甚至告别的时候也比较平静。心里想,既然医生让父亲回家,应该不会有问题,或许父亲只是想和我亲近一点。

可是,六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数学分析》课,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位姓姜的同学交给我一封家信。熟悉的白底信封,上面有三道细细的浅色的黄线,蓝墨水秀丽的笔迹,是母亲寄来的。我当即拆开来,才知父亲已于5月25日病故,追悼会也已开过了。

母亲之所以未召我回家与父亲诀别,是怕我太过悲痛,身心受到伤害。在上课铃声再度响起的时候,我趴在课桌上泪流满面。父亲被安葬在方山脚下的一块坡地上,面朝着黄岩县城,那儿离地面大约有一百来米高,需要拨开许多荒草和荆棘才能到达。在母亲迁居杭州以后,那片荒草、小路和墓碑也成了我对故乡的主要牵挂。

那年夏天,在母亲的吩咐和安排下,我并没有返回故乡,而是从济南坐火车北上到了北京,在小姑姑家里过了一个暑假。说到小姑,她是家中独女,祖父的掌上明珠,也是蔡家最革命的一位成员。由于祖父在温岭只有少量土地,出租部分没超过全村人均土地一倍,土改时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允许保留土地。

可是,小姑知道后大义灭亲,给组织上写信,揭发蔡家在南田还有大片土地(已充公,且当初是相应号召上岛拓荒),结果祖父被划为地主。虽然如此,小姑和小叔一样,是我父亲兄弟姐妹里与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不幸的是,姑父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会便病故了,那也曾为父亲在相隔多年以后返回京城提供了理由。那时的北京城应是荒凉一片,远远不如父亲读大学的年代。

虽然父亲以一位诗人的诗句命名了我,也因为一位诗人的散文确立我未来的专业和大学。但他恐怕不曾想到,他那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小儿子会成为一名诗人,并游历了整个世界。同样,老人家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孙们最后会落户杭州。当年他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途中,曾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逗留了半年,边打工边复习功课,其时他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正求学浙大外文系。

2007年春节前夕,在父亲故去将近27年以后,由未名作主,将他的遗骸迁移至富春江畔,与母亲合葬一处。那是一座依山而建,毗邻富阳东洲岛的公墓。从那以后,我便卸下了对故乡物质上的最后一丝牵挂。下葬时,有一个细节我难以忘怀。纵然光阴流逝,血肉之躯腐烂,但由于父亲当年是土葬,他的一部分遗骸竟比火葬的母亲多出一倍。

①据后来的官方统计数据,当年55万多“右派分子”中,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