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悲哀受到抑制时的哭泣，患者日日夜夜忧心如焚，一生得不到解脱。——皮埃尔·卡尔丰
虽说我的童年比较不幸，但也不能算大不幸。理由之一是，我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没得过严重的疾病，比如肝炎、肺炎、脑膜炎、支气管炎之类的。这些疾病在那个年代的儿童身上并不少见，而我甚至阑尾炎也没得过。不过，我的器官也有得过炎症的，且是慢性的，那就是鼻窦炎。这可能是某一次落水事故引起的。说起来，鼻窦炎不算什么大毛病，且我患的程度比较轻，丝毫无损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或发育。可是，它却影响了我的语言表达，甚至性格。我小时候，一到大冬天，如果在户外站久了，鼻子就会堵塞。久而久之，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晰。
记得17岁那年暑假，因为父亲去世，我被小姑邀请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喜悦。那时候大学生很少，甚至有了“天之娇子”的雅号。小姑的一位同事听说她家来了个很聪明的大学生侄儿，特意过来看望。结果呢，这位阿姨（她家似乎有一个宝贝女儿）非常失望，因为她操一口流利的京腔，而我那时的南方口音比较重，加上本来就口齿不清，交流起来颇有困难。
其实，那是我初到京城，人际交往较少的缘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丰富，我和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北方人交流不存在任何问题。话说回来，假如我那时口齿伶俐，而这位阿姨的女儿又讨人喜欢的话，或许能发展出一段故事，那样的话我后来的命运就要改变了，或许不会返回南方了。
说到发音，的确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外语学习。我在江中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但老师都是非常年轻的民办教师，结果我们连音标都没有学会，更不要说分清卷舌音了，所有的单词发音都用汉字注音。比如，我们会在comrade旁边注上“康姆莱特”，在revolution旁边注上“兰佛鲁迅”，在proletariat旁边注上“普罗勒泰利亚”，等等。
那时的英语与数学一样泛政治化，课本内容与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老师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发音极不准确。幸好高中毕业后，与父亲同住的那些日子里，他把我的发音纠正了一遍。我还发现，与外国人交流最重要的是说话的语调，发音的准确性倒属其次。
可是，鼻子问题还是困扰了我，除了影响交流以外，还降低了我的表演才能，使我的性格变得内向。事实上，每个孩子天生都有表演的欲望，出生时的第一声哭喊便吸引了大人们的注意力。很快，他或她就发现，哭的音量越大，大人越是关注。这以后，唱歌跳舞取代了哭泣，幼儿园的小朋友，大人让唱就唱，让跳就跳。
如果一个孩子被老师招进某支合唱队或舞蹈队，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见谁都要报告。再后来，随着身体的不断发育，又多了一种表演方式，那就是体育运动。虽然患有慢性鼻窦炎，幸运的是，我曾被选进学校“批林批孔”文艺宣传队，演出三句半。可是，终究还是有些五音不全。
除了鼻窦炎，我小时候还得过面部甲状腺肿大，那一度使我感到难堪甚至恐惧。不过，很快我便发现，只要抹点碘酒，吃些海带，脸肿就可以消退了。说到吃，我的消化功能一直很不错，这都亏了有一副好牙齿，也因此得以周游世界。不仅如此，我和未名的牙齿非常整齐，在同龄人中间并不多见，这应该感谢母亲。她懂得牙科方面的许多知识，能很好地把握儿童拔牙和换牙的时机。
同样幸运的是，我母亲的身体也基本无恙。因此，虽然她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冲击，婚姻也较为不幸，仍然活到了高龄。那年她因为连续刻写钢板，导致一只眼视网膜剥离时，我还处于襁褓之中。后来她在海门医院做了眼科手术，靠另一只眼睛过了下半辈子。那次手术非常成功，旁人居然分辨不出她几近失明的眼睛。而自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只住过一次医院。那时我在江口中学读高中，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这是妇女的常见病，尤其到了她这个年龄。
手术在黄岩第一医院，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家医院进行，那里有母亲早年认识的医生。在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前，母亲一直在县文化馆工作。她的人缘一向很好，且有社交能力，有三位终生的好友在县城颇有社会地位。其中一位是百货公司的经理，她的儿子晓明在黄岩中学读高中，是个班长，和我恰好同一年级。
母亲是个有想法的人，她竟然借着住院治疗的机会，让我跟晓明插班听课，名义上怕我拉下功课，实际上是想我和父亲多接触亲近。于是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旁听生，在父亲的学校。这一个星期里，吃饭睡觉都和父亲在一起。回想起来，那可谓是母亲的“手术外交”。
母亲患子宫肌瘤的第二年，父亲也生了一场大病。他得的是支气管炎，且较为严重，并引发了哮喘。这种病是慢性的，遇到身体虚弱、天气潮湿就会发作，那一年尤其严重。我不知道父亲几时开始患这个病，反正他那时住的石板地房屋肯定不利于健康。父亲没有住院，一来他是“摘帽右派”，二来可能住院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被召来照顾他。
俗话说，哮喘不算病，犯起来真要命，我目睹了一幕幕痛苦不堪的场景。每当哮喘发作时，父亲的呼吸非常急促，然后吐出很浓很浓的痰。有时，父亲不停地咳嗽，甚至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眠，严重的时候，他被迫靠在那张自制的可以调节高度的扶手椅上。
每次父亲发病，我都感到害怕，尤其到了夜里。父亲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睡里边，他睡外头，我和邻居常常在下半夜被他的咳嗽声惊醒。第二天早上起来，痰盂总是满满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倒掉，冲洗干净。有了这样的经验，当我后来考上研究生，遇到导师生病，和师兄弟们轮流看护时，一点也不觉得紧张。那是在省级医院里，通宵有医生值班。幸好不久，雨季结束了。父亲的身体恢复如常，我也返回了山下廊村。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有些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幼年时患有哮喘病。例如，写作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国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浪迹天涯并在南美游荡了18年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后者经常被家人请来的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折磨，被迫待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接受治疗，那会儿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开篇提到的切·格瓦拉，他出生在湿润的潘帕斯草原上，又被父母放任在寒冷的天气里长时间地戏水，两岁时就成了哮喘病人。
格瓦拉的传记作家皮埃尔·卡尔丰认为，“（哮喘）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悲哀受到抑制时的哭泣，患者日日夜夜忧心如焚，一生得不到解脱。”不过这样一来，他或她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人。因为有了比旁人更多的时间沉思冥想，他们中一些资质较高的成为了作家。
显而易见，切是一个具有特殊资质的人，除了参加革命以外，他也迷恋写作，不仅有诗集出版，还有短篇小说被收入古巴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尽管切最后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可是作为游击战争的理论家，他拥有的读者并不少于毛泽东。遗憾的是，我父亲的哮喘病来得太晚了，错过了激发他灵感的最好时光，仅仅是被年少的我记在心里。
孤独之王
一只铁皮罐头在空地上
闪烁，金属的岛屿
在一片汪洋之中漂浮
远离了屋顶
一只海鸥飞越其上
它返回，衔着一根羽毛
犹如一次爱情
照亮了我的身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西子湖畔，写下了这首诗，试图浓缩我整个童年的孤独。的确，相比前面提到的种种疾病，我童年的孤独是对我最大的威胁。在王林施村的那四年还算好，我有很多同龄人可以一起玩耍。但在委羽山村和山下廊村，学校或是一幢孤立的高楼，或被围墙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上课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校园里白天人口密度很大，到了晚上还有老师的灯光。即使是周末，也容易度过，因为那时只放一天半假，甚至周六下午教师们还经常留下来政治学习，而到了周日下午或晚上，陆续有回家的老师返回学校。
可是，寒暑假就不同了，经常是诺大的校园只有我们母子两人，最多有一两个值班的老师或工友。而到了除夕那天，校园里必定不再有其他生灵了，除了偶尔飞临屋檐的几只燕子。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邮递员来，春节那个星期无疑是最难熬过的。尤其我们到江口中学的第二年，新校舍竣工，我和母亲搬到三里外一处叫石板窟的田间，属于附近的山头金村。除了稻田和池塘以外，新校舍周围还有的就是橘林。
因为太过寂寞，秋天到来，有几个周末黄昏，我瞒着母亲，独自悄悄地溜出大门，偷摘了一些橘子。那时橘子五毛钱可以买好几公斤，偷摘多少是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在可是我在王林施村从未干过的事。第二年初夏，我接受同学的邀请去山上，在他自家的果树上采摘杨梅，后者的喜悦无与伦比。久而久之，这种孤独感很容易导致忧郁症的产生，前文提到的堂侄丹青就是一个例子。
我在南美回忆录《南方的博尔赫斯》里，曾详细地描述了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短暂的一生。36岁那年，她因为不堪长期失眠和忧郁症的困扰，服下了过量的司可巴比妥身亡。可是在文革期间，人们不知道有忧郁症这种疾病，更不可能接受心理医生或药物治疗。那时在大众心目中，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无比幸福，甚至不需要发展经济，怎么可能孤独无援呢。不仅如此，将来我们还要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给解放了，让全世界的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也曾是像我这类懵懂少年的理想。
偷窥
我看见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胴体，那从未见过的灰暗的曲线呈现在眼前。——题记
江口中学搬迁到新址后，方圆好几里地没有一户村民，只有一座路廊，正好处在新旧校舍之间。与山下廊码头边的路廊不同，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路廊，即建于偏僻乡间用来供过往行人避风、挡雨或休憩的去处。黑瓦的平房，旁边搭建了一间茅坑，一条可走拖拉机的大路从屋檐下穿行而过，路的一边有几条木头的长凳，固定在廊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