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路廊没有名字,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一个领养来的哑女。他们是我惟一的近邻了,但彼此从来没有说过话,即使目光遇见了也不打招呼。我注意到,只要天气不是太冷,老两口都会放一些凉茶在小方桌上,过往行人扔下一两分钱便可喝上一杯,但我从没有喝过他们的茶水。
有一个夏日,我独自路过那座路廊,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哑女突然跑到过道里,在我面前脱光了衣服。惊愕之余,我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哑女还是一个傻子。那无疑是我第一次看见少女的胴体,虽然是在如此荒谬的情景下。不过,就在此前不久,我自己已经做过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这得先从曹雪芹的《红楼梦》说起。
文革期间除了八部样板戏以外,还有被奉为“四大名著”的四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小人书版本我在王林施村便陆续看过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原著则是在山下廊看的,江中图书馆有借。相比之下,我更偏爱《水浒传》,可以说看过不下十遍。每次看到最后几章,梁山好汉被赶尽杀绝,我总会鼻子酸酸的,黯然泪下。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和政治斗争均较为复杂,在我那个年纪,尚无法把握。
说到“四大名著”,它的前身应该是“四大奇书”,最早提出的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冯梦龙,只不过那时有《西厢记》而无《西游记》,有《金瓶梅》而无《红楼梦》。至于另外两部,也并非雷打不动,比如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所列的“六大奇书”里只收《水浒传》,另一部被他评点的小说是《西厢记》。而比金圣叹仅晚三年出生的李渔则重提冯梦龙的旧论,并把《三国演义》列为第一奇书,那不仅是按写作时间排列,恐怕与书商的利益和要求也有关系。
《红楼梦》的首次出版是在1791年,因此“四大名著”的说法最早也要到19世纪了。对此我们不必细究,反正到了毛泽东时代,老人家说了一句,“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①,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这下可好,这四部小说被捧上了天,而《西厢记》和《金瓶梅》则被打入冷宫。
幸好,毛主席笔下留情,亿万人民还有一部爱情小说可看,那就是《红楼梦》。可是,在母亲看来,《红楼梦》这部小说不适合我这样年龄的人阅读,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到图书馆借阅(或许那部小说原本就不借给学生)。不过,人是奇怪的动物,越是不让你看的书,你越想找来看。
有一天,我在一位语文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四卷本的小说,软泡硬缠,悉数问他借回家里,还请他不要告诉我母亲。于是便有故事发生了。先是心中有了矛盾,既想一口气看个过瘾,又不想让母亲发现。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其中的三卷放在床底下,拿着另外一卷在被子下面悄悄地用手电筒照着看。
说实话,《红楼梦》里的人物比《三国演义》还要错综复杂,光是姓贾且单名的就有十几个,加上那时我情窦未开,只能看一些皮毛故事。印象深刻的有,第五回写到宁国府梅花盛开,贾珍妻尤氏请荣国父的贾母等来赏玩。贾宝玉跟随前去,在尤氏儿媳秦可卿的卧房里睡午觉,结果梦游太虚幻境,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听演红楼梦曲,并与仙女可卿云雨,因梦遗而醒来,被他的丫环袭人发现,二人遂发生了关系。
这段故事让我看得心跳加速。说到尤氏的丈夫贾珍,可谓《红楼梦》里的浪荡公子典型。他和贾宝玉的关系其实蛮远的,他们的曾祖父才是亲兄弟。但把两人放在一起,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与贾宝玉的单纯和痴情相反,贾珍的生活极度放纵,虽有一妻二妾,仍与儿媳秦可卿,妻妹尤二姐关系暧昧。
那时候我和母亲还住在山下廊,说来也巧,那段时间我刚开始加快发育,虽然还没有腋毛、胡须,却已经长出阴毛。虽然还没有过遗精,但对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已经有所关注。校园里有一个老戏台,我和母亲就住在戏台后面的台阶上方,那里过去是戏子们的后台,面积大约有30多平米。其中的一半用木版隔了起来,装上了门,我和母亲住在里面。外面还有一个空间,除了拐弯的过道以外,还用三夹板隔出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住着一位代课女教师。
那位女教师只有二十几岁,青春靓丽,模样挺周正的。她是在初中部,从来没给我上过课。女教师和我母亲相处很好,时常到我们家来借日用品,有时也与母亲和我聊天。可是,那会儿我已经是少年,不再是原先那个跟着母亲去县城参加政治学习,住在大教室的女教师宿舍里那个不怕羞的小男孩了。尤其我已经偷偷看完了《红楼梦》,知道一些包括遗精在内的男女之事了。
终于有一次,乘着全校老师们在开会,我摸了摸挂在外面过道上的一只胸罩,并把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甚至胆大地用嘴唇亲吻了一口。当天夜里,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尤其听到外面熄灯以后,拧毛巾和擦洗身体的声音。那会儿我已经和母亲分床,一个人睡在一张钢丝床上,因此才能够躲在被窝里看书。第二天下午放学以后,乘着母亲和女教师还没回来,我悄悄地用手指将糊在墙壁上的旧报纸捅出一条缝,就在两张直立的木板之间,位置离地面不到一尺半。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照例先上床睡觉,那位女教师备课比较迟。和头天晚上一样,我一直等到她熄灯还没睡着,而那时母亲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此后不久,我又听到了那悉悉簌簌的响声,便蹑手蹑脚地下床,走到那条缝隙旁边蹲下。借着窗外昏黄的街灯,我看见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胴体,那从未见过的灰暗的曲线呈现在眼前。不一会,她穿上一件宽松的背心,除下内裤,我在她提腿弯腰的那一瞬间,看见了她的臀部。那是继五岁那年在新岙金橘家里以后,我第二次看见成熟女人的身体。
那天夜里,我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梦遗,大概因为身体尚未足够发育。第二天下课回家,我发现那道捅破的缝隙已经被一张新报纸覆盖住了,心头不由一阵紧张。我不知道这是谁贴的,是母亲,还是那女教师?是有所察觉,还是无意中看到?反正我不敢问母亲,更不敢问女教师,我也不敢再把那报纸捅破。
那以后,每次遇到那女教师,我总有些不安,表情不那么自然,眼睛却在偷偷地观察她。还好,女教师没有什么异样的反应,可我还是有些尴尬。好在不久以后,石板窟的新校舍启用,高中部全部搬离山下廊,我和母亲离开了戏台后面的那间屋子。
事过境迁,我没有再见到那位女教师,甚至想不起她的容貌和名字。我从没有和其他人谈论此事,因此不知道有多少男孩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或许他们偷窥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或姐姐。可是,母亲比我年长40岁,我惟一的姐姐又早夭亡。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一则逸事,内心才比较释然了。
故事发生在雨果成名以后。有一次,巴黎一家剧院的女老板邀请他写一出新戏,他应允下来,可是却找不到灵感。于是,女老板想出一条妙计,把他安排在剧院的一间客房里,自己则住在隔壁,两个客房之间有一道缝隙……果然,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剧本写好了。多年以后,当我参观巴黎的先贤祠,却遗憾地发现,与雨果同葬一室的是两个大男人,巴尔扎克和左拉。
讲完龌龊的偷窥,我现在该说说“牌九”了。虽然是在文革的禁锢岁月里,毕竟我们生活在古老的中国,加上那时候没什么追求或理想,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我和一部分同学身上得以延续,我们竟然染上了用纸牌赌博的坏习性。
先来聊聊扑克的历史。相传在楚汉相争时期,大将军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乡愁,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因牌面呈长方形,好似树叶,又被称为“叶子戏”。12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把这种纸牌游戏带回了欧洲,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一开始,它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随着造纸工艺的普及,加上玩法多样,又容易学,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印刷精美的扑克牌又传回了中国,那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扑克牌。
众所周知,扑克牌有四种花色,分别是黑桃、方块、梅花和红桃。可是,这些只是中国人的称呼,它们的含意在欧洲各国有所不同。比如黑桃,英国人认为是铲子,法国人认为是矛,德国人认为是树叶,而意大利人认为是宝剑。又如梅花,英国人看作是三叶草,法国看作是丁香叶,德国人看作是橡树果,而意大利人看作是拐杖。
再来看这些花色的象征意义,每个国家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古代占卜器皿上的图案,有的认为代表了四种职业,还有的认为代表了四个季节。相比之下,大小王表示太阳和月亮,则比较一致。如此说来,剩下52张牌正好代表了一年里的星期。而如果让大小王合起来表示一点,则所有的牌加起来刚好是365点。
所谓牌九共有32张,除了大、小王以外,Q、J、9、5、2各两张,10、8、7、6、4各四张。基本玩法就是以点数大小分胜负。这个规则各地不同,甚至邻乡也不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一般是大小王组合最大,叫至尊,接下来是两个Q,叫天牌;两个2,叫地牌;两个红8,叫人牌,两个红4,叫和牌,如此等等。不是一对的牌就比较它们和的个位数大小,即取模十同余。换句话说,用到了数论里同余的概念,后者在当时的中学数学课本里并不出现。
牌九通常分为两种,即大牌九与小牌九,大牌九是每人四张牌,分为大小两组,自由搭配,分别与庄家对牌,全胜全败为胜负,一胜一败为和局;小牌九是每人两张牌,胜负立现,由于干脆利落,小牌九流行较广。大牌九则需要运气和智慧,我认为更有趣。牌九与其他扑克游戏一样,一般是两到四个人一起玩,大家轮流坐庄。抓牌前,闲家先下赌注,庄家再开牌。
那时候在江口中学的男生里头,很流行玩牌九,不过不在学校,而是在山下廊村民家里。那些外乡的住宿生,他们一般租住当地村民的房子,而本乡的同学,会在下课后先到同学的住处玩上几圈再回家。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很穷,因此每注只有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虽然如此,赌博的陋习还是埋下了种子。
我长大以后,发现故乡人好胜心特强,好赌豪饮之风盛行。尤其是男子,很好面子,欠缺优雅和对女性的尊敬,这与几千年的环境封闭有关。与此同时,富有进取心,经济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出国以后,我的足迹也包含了那几座著名的赌城,例如拉斯韦加斯、大西洋城和蒙特卡诺,不过改玩二十一点了。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一位在卡西诺工作过多年的奥地利作家彼得,他向我披露了一些赌场内幕,终于彻底扼杀了我的赌性。
①仲谋是孙权的字,鲁达即鲁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