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存在了六百多年，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其公民四处逃散，多以国名为姓氏。——题记
1970年初夏的一天，刚过17岁生日的未名离开了委羽山，次日一早，他在黄岩县城坐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车去杭州，从那里再搭乘火车和汽车辗转到松花江畔黑龙江省方正县一个叫富裕的小村庄插队落户。这不是未名第一次去省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个冬天，只读了一年中学的他就和同学“串联”到了西子湖畔。
可是，就在未名准备继续北上，去首都觐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却遭到一位同学父亲的老战友的质疑和训斥，因为他的学生证上写着家庭成分——地主。显而易见，那位老革命不能容忍未名和他战友的儿子享受同等的待遇。虽然此前未名被迫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但家庭出身如同肤色一样是不能改变的。性格刚烈的未名为此郁闷不已，掉头回到了故乡。
其实，那位老革命并非杭州火车站工作人员，未名也只是陪同学去看他。那时大串联的学生除了进京朝拜以外，还有许多可以选择的目的地，邻近的就有江西的南昌、瑞金，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和嘉兴南胡，南京的雨花台、中山陵和新落成的长江大桥，等等。如果少年未名冷静和理智一些，他就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免费旅行机会。
这方面我们哥俩似乎个性有别，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初次出访归来，上海虹桥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要求我去旁边的医务室进行HIV检测（这类侵犯人权的做法不久就被取消了了，而前后几位高鼻梁或持绿卡的乘客却一并放行。愤慨之余，我观察到旁边还有一支（总共两支）通过海关的队伍，便悄悄绕到后面重新排了一次队，结果这回没有被要求检测。
未名和我虽说是同胞兄弟，却从小不在一起生活，因为我一生下来，他就到了父亲那里，这就像扳机和子弹的关系一样。他倔强的个性无疑是在长期的父子对峙中形成的，同时也培养了他的生活能力和才干。不过，那时候我们兄弟之间也不乏亲情。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深处保留下来，一次，我们从县城步行回委羽山，那是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当我说走不动了，他便用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将我拽到前方，等到他赶上并超过以后，再拽。
成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类周而复始的运动方式是每个儿童所喜爱的，当我把它用在自己的女儿们身上，效果同样显著。而聪敏的母亲也自有妙招，她把石板比喻成黄岩的特产——馍士（一种糯米做的年糕），谁先踩上就相当于吃掉一块，结果就有了母子间的吃馍士虚拟竞赛。
未名留给我的还有他在澄中操场打篮球汗流浃背的形象，以及他出发远行去东北支边那天早晨我醒来时的空虚，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是否有归期。头天晚上，不懂事的我还嚷嚷着说巴不得他早走，声称以后再也没人和我挣抢好吃的东西了。
正因为串联遇阻，未名终生不喜欢旅行。虽然他后来进了中文系并熟读西方文学经典和现代派作品，能把许多外国电影对白倒背如流（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写作的欲望和实践），并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却发誓永不迈出国门一步（即便国内也极少出门）。对此他自己有一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因为不会任何外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未名最后定居的城市竟然是他少年时的伤心之地——杭州，并在那里饶有滋味地生活着。
未名去东北插队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也永远离开了委羽山，离开了澄江中学。母亲被调往黄岩城东北方向十公里处的王林乡，在一个叫王林施的小村庄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关于那次工作调动的原因非常简单，它甚至与父亲的政治遭遇无关，只因为母亲不小心，把我“折子弹”留下的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纸当成了卫生纸。关于此事的详情细节，我将在后面的《广场》一文里描述。
王林施村在一条一百多米宽的永宁江边，从那里坐船往下游走上20多公里便可以到达东海。对于年仅八岁的我来说，这样的迁移即便不包括从出生地黄岩县城到婴儿时代居留的院桥镇，也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兴岙让我呼吸到田野和牧场的气息，委羽山让我得以亲近树木和山林，而王林施则让我听见大海的呼吸和跳动。
古往今来，民族的迁移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古代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人民往地中海四周的扩散成就了古典希腊的辉煌，伊比利亚人、不列颠人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一部分人则渡过大西洋到达了美洲，揭开了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后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超越欧洲诸强并长期充当世界的霸主，主要是因为它的公民大多是喜好迁移的人的后裔。
虽说美国的人口仅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姓氏却比我们多得多，中国号称有百家姓，但美国人的祖先所在的国度就逾百个。只要每个国家贡献十个姓氏，那就不得了。相比之下，他们的名字非常简单，常用的男性和女性名字分别只有五百和八百来个。
我查阅过有关祖先的文献，知道蔡姓有两个来源。其一出自姞姓，居住在燕地（今河北北部）。其二出自姬姓，为商朝末年诸侯之长周文王的后裔。姬姓和姞姓均属于黄帝的12个支裔。武王姓姬，名昌，其子武王叫姬发。武王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封其五弟叔度于蔡，即今天的河南上蔡，京广铁路东侧。
春秋时，因受楚国的逼迫，蔡姓的祖先们曾多次迁移。先南迁新蔡（今河南），后东迁州来（今安徽凤台，也称下蔡）。据《史记》记载，州来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周游列国所抵达的最远的地方之一。蔡国（历23代，24君）存在了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其公民四处逃散，多以国名为姓氏，主要定居在楚、秦、晋、齐等国。江浙一带至晚在汉代，已有蔡姓人居住。而姬姓到了唐朝也改为周姓，为避讳唐玄宗李隆基名字的发音。后来虽有人恢复，但属少数，名流中有前副总理兼外长姬鹏飞。
迁移或迁徙本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已经加入）第13条第1款上写道：“人人在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可是在中国，严格管理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那本是封建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创始人是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商鞅，他变法的内容还有，统一度量衡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承认土地私有并准许买卖。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在任用他的秦孝公死后商鞅即遭厄运，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一名“盲流”，在逃亡过程中落入自己发明的圈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全国无人敢收留这位老大臣，他在惊慌失措中被杀，死后遭“车裂之刑”。同样不幸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积极推进“包产到户”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惨遭凌辱、含冤而死。
相比之下，我们母子俩的那次迁移既不属于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也非商鞅那样逃难，毕竟生命安全未受到威胁。实际上，我们的迁移更像是一次搬家。说起搬家，如今居住在城里的人乔迁一般会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各种木质家具和电器、日用品、书籍往往要塞满好几辆卡车，以致于纸板箱和绳索就要耗费掉几十公斤。
可是，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象里，记事以来我们的第一次搬家却轻松自如，全部工具只有一辆两轮手推车。母亲雇了委羽山村的一位农民伯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我在印度，看到过一种四轮手推车。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更为节俭。那时候澄江中学已经开学，本应该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来相送，但既然发生了“肖像事件”，就很难说了，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
同样，那次搬家的准确时间我也记不起来了，有可能是在阳春三月。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早晨有着淡淡的雾气，农民伯伯在前面拉着车，母亲在后面做帮手。我呢，有时坐在车上，有时跳下来助推一把，尤其是过桥的时候。路旁的麦田绿油油的，间或可见金黄的油菜花和锄地的农民，倘若表现在油画或电影里一定很美。
车上的行李少得可怜，一只笨拙的樟木箱是外婆给母亲的嫁妆，球形的小锁至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忆起来。还有两只不大不小的行李包，一只陶瓷的脸盆套在尼龙网里，里面盛放着牙具、饭盒和碗筷。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许多年以后，母亲的全部家当也仅此而已。我们在澄江中学的时候，一切木头的家当，包括床和桌椅都是公家的。
那次迁移需要穿越黄岩县城，我们走向县城，又离开了县城，从乡村来，去到更远的乡村。说起黄岩县城，那时候的主要街道只有两条，也就是南北向的劳动路和东西向的青年路，它们就像一个十字架，顶上是那条弯弯曲曲的永宁江。从青年路一直向东，就是故乡惟一堪称公园的地方——九峰。这个公园坐落在一座拥有九个山峰的方山脚下，确切地说那是个山岙。相比山的高度来说，九峰公园的面积实在太狭小了，我每次走近它总有阴森森的感觉。
事实上，公园附近的居民每天早上十点以前是看不见太阳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带我去过那里，这一次更不会了。过了城关以后，我们走上一条较为宽阔的石子马路。这条马路通向县城以外最主要的城镇——海门，如今已被扩建成为省道。可是，走不了五、六里地，我们就离开了大马路，向北进入到一条宽度不足两米的泥路。这条泥路笔直地延伸，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
我长大之后，才从一幅比例尺较小的地图上发现，那条小路通向一个叫王林洋的村庄。这个村庄三面被永宁江水包围，整个村子的形状犹如一只牛扼，也就是∩型。这一点并不稀罕，从同一幅地图上我还发现，永宁江在黄岩县城附近居然拐了八个∩弯或U弯。走啊走，我们来到了一个渡口，但不是在牛扼的顶端，而是到了右侧那条线段的某一个地方，一片湍急的浑浊不堪的水流拦住了去路，那正是永宁江最宽阔的地方。
“对岸那个村子就是我们的新家”，和我一样从未去过那里的母亲打听了一位渔民以后告诉我说。那会正值中午时分，暖意的阳光从天空笔直照射下来。走了那么多路，我不仅已经出汗，肚子也早就饿了。我用右手搭一个凉棚，眺望江的对岸，没有任何小山或高地，只有一片低矮的橘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