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父原是温州公路运输段的一名机关干部，家庭成份是工人，凭借这个关系小姨得以在瓯江的码头上做临时装卸工。在外婆亲生的四个儿女中，小姨家的经济条件最差，子女却最多（一男三女）。更为不幸的是，姨父刚过40岁，便得了癌症去世，留下没有正式工作的小姨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自那以后，母亲和江苏的四姨每月都要从有限的工资里省出五元十元的寄给小姨。
不过，对小姨帮助最大的要数在香港招商局（其总部在如今摩天大楼林立的上环仍清晰可辨）做远洋轮船船长的小舅，他间或从海外汇来港币或寄食物包裹到温州。外婆去世以后，他就把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转移到三个妹妹身上。我后来想过，亏得小姨父工人阶级出身，否则海外关系这顶帽子就吃不消，包裹和港币也要被没收。我母亲和四姨就受到了冲击，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四姨父和未名身上。
小姨父去世前后，我曾多次随母亲去温州探望小姨。那是我童年时代最远的旅行了，途中的劳顿非今天可以想象。首先，启程就是一桩艰难的事儿，无论我们住在城南的委羽山，还是后来迁到城北的王林施村，我们都需要在头一天步行到黄岩县城，入住车站附近的小旅店。这不仅仅因为路远，更因为母子俩黎明前走过田野不安全。
为了节省开支，我和母亲只能挤在一张小床上，不是那种有浴室的标准间，而是有四到六张床的普通客房。同室的大多是从偏僻的山区来乘车或中转的村妇，行囊中不乏鸡鸭鹅等家禽。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能和她们拉扯上话题。那情景颇有点像多年以后我周游世界时下榻的青年旅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相互交谈，有时甚至男女混住。每天凌晨，总有旅人提着行李悄然告别，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无论我们此前是否留过联系方式，都绝少有再次相逢的可能性。
其实，从黄岩到温州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可是，早晨六点钟就要发车。因为那时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两次轮渡，分别在乐清的清江湾和瓯江。后面那次需要一个多小时，轮船要绕过一座岛屿，它的名字“七里”说明了长度。值得一提的是，那会儿母亲和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手表，却根本不用担心误点，因为天刚蒙蒙亮，车站四周的小贩们就开始吆喝了，以卖橘子的农民和小吃摊居多。
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以来，中央集权的管治模式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统治实践上都占居主导地位。这种模式的产生是由于内陆幅员辽阔同时又交通便利，再加上象形文字形成后较难改变等人文因素。无论哪个朝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能迅速掌握各地信息，以文治武功、威慑怀柔等手段有效地征服不同地方的政治势力，使之归于一统管辖之内。
可是，这种总体上的归一性，并不排斥在局部范围内会出现无法或难于归类的情况，比如西南边陲的某个地方。而在沿海一带，温州就可划入这一例外之中，它与地理、气候、语言等环境因素直接相关。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不仅远离中原腹地，也远离本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杭州。
事实上，温州这座城市被山海河川包围，即使到邻近市县也要翻山越岭，这使它处于相对隔绝的境地，容易免受外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温州是靠近台湾海峡的海防前线。凡此种种使中央确信，温州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事实上，那时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不足全省的二十分之一，省长在五年任期内甚至可以不去温州。这不仅助长了温州人的自治才能，也为后来民营经济的兴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的这种格局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初期。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其获普利策奖的三部曲《美国人》中谈到，美国是先有社会（民间）再有政府，先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再有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只不过，温州的民间自治与美国早期的民间自治存在形态上的差异，后者是纯粹的民间自治，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存在，温州却不是这样。尽管如此，还是为他们后来率先走上一条与主流体制不尽相同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这类抽象的政治概念是成年以后我才了解或领会到的。温州留给我最初的人文记忆是，方言十分独特，非温州人不能听懂。表姐妹们教过我不少温州话，但今天我只记得十以内的阿拉伯数字的发音。这与岭南的粤语境况相似，成为使温州人得以相互认同，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密码，也为温州人独闯天下创造了条件。即使在海外，他们也很容易形成一个个组织或团伙。
这一点，不由让人想起操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后者同样以经商和聚财能力闻名于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仍在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率先与“主流”分道扬镳，走上“大逆不道”的发展道路。而在文化和科学领域，温州人虽不及犹太人那样登峰造极，也出过不少优秀人才（尤以数学方面最为突出）。
作为小型工商业和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温州人向来不大关心政治。抗战时期，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而未遭抵御，解放军进城更是没费一颗子弹。可是在文革期间，温州却是武斗最激烈的地方。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在京城读书的几个红卫兵有关，他们回家乡煽风点火，造反派乘机成立革委会并成为权力中心，即工总司。被赶下台的当权派组织起另一派群众，即温总联，双方血战一场，最后以工总司取胜告终。
那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也是世界史上反叛的年代，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我本人依稀记得曾在羽山听到夜间子弹的呼啸声，次日亲眼目睹了澄中校舍砖墙上弹孔累累。温州的那场血战使得市中心一带的房屋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包括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故居。随后，工总司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烈士陵园，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就达千人，加上伤亡更多的温联总，温州阵亡军民在三千上下，伤者不计其数。
随着一阵清脆的电铃声，去往杭州和宁波方向的汽车首先驶出黄岩站，然后就是去往温州、金华的班车。每座城市每天只发一辆班车，也就是四十来人，且有不少中途就下车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口极少流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我这个手持半票乘客的小脑瓜里，目的地的远近与否成了某种决定性的因素，我内心的感觉要比那些到邻县去的旅人神气得多。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福。不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的肠胃要经过一段翻江倒海的洗礼，直到抵达乐清境内的小镇白象，才感觉到豁然开朗。那里不仅有美味可口的小白虾（我们在那里用午餐），且从此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
我第一次到达温州是在那场武斗劫难发生一年之后，废墟已经被清理并整修。在我的记忆里，温州乃孩提时代见过的最繁华的都会。虽说五马街还只是石板路，但两侧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让人兴奋，感觉就像十年后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或者20多年后我走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一样。
可是，就历史渊源来说，五马街却非南京路或百老汇可比。早在1600多年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出任永嘉（温州）太守时就有了五马坊，不过那时的马路宽六米，仅够五匹马通过。七个世纪以后，宋代诗人杨蟠出任温州知府，他留下一首诗，“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踌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此诗写的是王羲之，并用了他书换白鹅的典故。
不过，那会儿我年幼无知，既不知道王羲之、杨蟠，也没听说过谢灵运。说起这位列温州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诗人，他在王羲之死后24年出生，而当他去世时，数学家祖冲之已经在世。谢灵运被认为是我国山水诗的开拓者，但由于其作品尚未完全摆脱玄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均难以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
谢灵运出生在浙江上虞，长在杭州，15岁前往建康（南京）。他在政治上屡有沉浮之后，遂寄情于山水。公元422年，谢灵运被贬任永嘉太守，后几经颠沛，最后流放到广州时被问宰。这一点无意中也提升了他作为诗人的知名度，只是我现在仍有一个疑问。诗人到处漂泊，他在温州只生活了一年，又是失意之人，故居何以能保存1500多年呢？
除了五马街以外，温州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停泊在瓯江码头上的船只，其中的一艘轮渡把我从江北的永嘉县带到了温州。那时我以为，凡是通注入大海的河流都是黄色的。同时还以为，温州就在海边了。这一点直到20年后的一个夏日，我从厦门乘轮船穿过台湾海峡来到温州才得以纠正。
我发现，温州市区的码头离开瓯江的入海口还很远，与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与爱琴海之间的距离相差不多。同时我也发现，五马街在温州已经是一条“小巷”了，仅仅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商业、旅游的需要留存着。也因为如此，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等百年老店也得以重新开张。
第二次到温州正好是我八岁那年的春节，有一天，表姐妹们陪我们母子到中山公园游玩。结果因为我好奇心太重，和她们走散了。母亲和表姐妹们的着急可想而知，苦苦寻找我半天，甚至惊动了警察。待到她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城南家中，却发现我早已安然归来。第一次，我见到向来倔强的母亲破涕为笑，看来我认路的本领从小就有了。
虽然后来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几乎走遍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名城，可温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仍无法替代。最初的也是最美丽的，温州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不仅是我童年惟一造访过的城市，也是惟一有交通岗哨和红绿灯的地方。对穿制服的警察的天然崇拜，一直延续到今天坐惯轿车的孩子，连童车都没有玩过的我更不会例外。
另一方面，尽管温州的经济蒸蒸日上，它在我眼里依旧是清贫之乡，因为小姨一家的悲苦命运。众多亲友的经济援助既帮助她一家度过难关，同时也加害了表姐妹们，她们迟迟未能在生活上自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自由竞争机制的引入，她们甚至遭受了更多的磨难。而我的那位惟一的表哥，也在他父亲死去的年龄，因为相同的疾病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