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当拉曼纽扬觉得自己受了屈辱，他就非常冲动。十年前因为失去了奖学金，那次冲动将他驱赶到千里之外，这次幸亏他口袋里装的钱不多，他没有走得太远。可以说，他的内心仍未成熟，仍属于未成年。对公开受辱的过分敏感，心理学家称之为“羞辱感”。它和罪恶感不一样，罪恶感是因为做了坏事，而羞辱感源于自己的失败或不良习性被人发现，比如手淫或顺手牵羊。虽说被发现是导致羞辱感产生的直接要素，但有的患者只要想到可能被发现就会有羞辱感。拉曼纽扬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两位做客的女士并没有说他做的菜不好吃，但他潜意识里却想当然了。美国心理学家莱奥·维尔姆塞在《羞辱的面具》一书里指出，羞辱感最典型的症状是有逃脱的冲动，“躲开的念头是内在的，与羞辱感无法分开。”
乡愁引发疾病
羞辱感及其事例大概可以说明，拉曼纽扬的青春期较常人长久，他的内心（甚或生理上）始终是一个未成年人。虽说他与哈代和李特伍德在数学方面的合作很有成效（这不需要生活经验的），尤其在整数分拆和无穷级数理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却花费不少时间沉溺于乡愁。拉曼纽扬常常在空气里闻到母亲烹调食物的气味，或者马德拉斯街上飘着的烧牛粪的气味，耳朵里会传来节日期间游行队伍里错落有致的乐声和铃声，眼睛里会浮现出故乡田野里身着白袍的劳动者，还有河边穿纱丽的妇女。有一次，拉曼纽扬写信给母亲，希望妻子佳娜琪能来英国陪他，结果母亲根本没告诉她，就回信说不可能。这件事说明，婆媳之间已经不和了。
到英国的第四年春天，拉曼纽扬终于倒下了，他患上一种无法搞清楚的疾病。起初，他被诊断为胃溃疡，后来医生又坚持认为是癌细胞扩散或血液中毒，后者是基于他爱把铅做的蔬菜罐头直接放在煤气上加热后食用。可是到头来，他还是像大多数印度学生一样，按结核病治疗。由于印度和英国天气的反差，留学生们容易患肺结核和其他胸腔疾病。拉曼纽扬先后被送到五家医院和疗养院，他是一个十分难缠的病人，除了饮食方面特别挑剔以外，总是要和医生唱对台戏。
甚至哈代也写信给马德拉斯大学，告诉他们拉曼纽扬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准备把他送回印度。只是由于当时正值一次大战期间，潜艇使得海上旅行极其危险，加上路上又没有医生陪伴才作罢。
幸运的是，半年以后，拉曼纽扬的身体大为好转。可是，他的头脑却没有好起来。有一天，当他离开疗养院短期外出时，曾企图自杀。拉曼纽扬在伦敦的一条铁路线上，突然朝着迎面开来的火车跳下了轨道。亏得司机眼睛尖，拉下了闸门，火车尖叫着停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人虽然得救了，却流了许多血，胫骨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拉曼纽扬被带到伦敦警察总署，哈代被招来了，没想到，这位向来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居然也荒了神，告诉警察他们抓的是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科学院院士）。警察局很快就查明，拉曼纽扬还不是F.R.S.，不过既然得知他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还是很快就把他放走了。
其实，哈代并没有撒谎，在拉曼纽扬返回疗养院十天以后，他即收到了哈代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已经当选皇家学会会员了。也就是说，在拉曼纽扬自杀以前，皇家学院可能已经投票通过他的增选。虽说妻子长久没有来信让他烦恼，此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也使其深感失望，可是这一次，F.R.S.这个头衔终于洗刷了一切不快和羞辱，他的身体康复得也更快了。不久，拉曼纽扬如愿当选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年轻时的梦想实现了。在1860年以前，担任这个职位必须要独身。同样让人高兴的是，战争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旅途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也排除了，他没有理由再在英国待下去了，故土的气候和饮食更有利于他的健康，况且F.R.S.和三一学院的职位都不需要他在此定居。
重返马德拉斯
1919年3月，拉曼纽扬乘坐“名古屋号”船出发，永远离开了英伦，当轮船返抵孟买，他的母亲和弟弟前往码头迎接。一个星期以后，母子三人乘火车回到了马德拉斯，差不多正好是在他出发去英国五年以后。佳娜琪依然没有出现，因为婆婆没有告诉她，可她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丈夫的归来，并接连收到了他的两封邀请信。当拉曼纽扬最早的资助者、税务官拉奥前往火车站迎接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消瘦憔悴满脸病态的人。“我看到结局了”，他后来回忆说。尽管如此，当地的名流仍排着队去拜见这位天才，富人们争先恐后地要为他支付医疗和其他费用，或者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住。马德拉斯大学为他提供了教授职位和充足的研究经费，一点也不比他去英国访问时的津贴少，足以让他自由自在地去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
事实上，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印度人达到他那时在科学上的地位和名望。可是，拉曼纽扬已经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些旅行和荣誉了，也没有精力去为马德拉斯大学作贡献。在英国，他已经看过很多的医生和医院，但都不能治疗肺结核，现在回到印度，自然更困难了。他曾经幽默地对别人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比你们更爱我，根本不肯离开我，这就是肺结核的高烧。”南印度的夏天很快来临，白天的气温已超过38度。拉曼纽扬如今有机会和财力去山中避暑了，母亲和妻子陪着他，这回在两个女人的矛盾和斗争中他偏向年轻的一方，佳娜琪那时年方18，正值青春年华，两口子多了一份亲昵，或许第一次有了性生活。遗憾的是，她没有怀上身孕。除了发脾气的时候，拉曼纽扬喜欢和她开玩笑，博得她的一笑，他终于有勇气摆脱母亲的控制了。
秋天来临，拉曼纽扬的身体有了起色，他重又开始研究数学，那是被他称之为“仿θ函数”的新伙伴，可以展开成无穷级数，他的“初恋情人”。仿佛是鸳梦重温，他得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成果。以至于让他高兴地提笔给哈代写下了第一封信，在返回印度十个月以后。这一点似乎应验了中国人所说的“回光返照”，当一个肺结核病人快死时，他会被推向创造性的高潮，死亡的临近会使得生命出现最后的灿烂。这些“仿θ函数”的工作非常出色，后来却不幸连同记载它们的笔记本一起丢失了。直到1976年，才由一位名叫乔治·安德鲁斯的美国访问教授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加以整理并发表，至于它如何到的剑桥，就无人知晓了。有人把这件事作了比喻，“好比突然发现了贝多份第十交响曲的全本”。一般认为，安德鲁斯后来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与他的这一发现有着必然的联系。
1920年4月16日早晨，拉曼纽扬返回祖国刚满一年，他陷入昏迷。连续数个小时，佳娜琪坐在他身边，试图用冲淡的牛奶喂他。那天上午刚刚过去一半，拉曼纽扬就去世了，享年32岁。他的妻子、父母和两个弟弟陪伴在他周围。当天下午便安排了火葬，尽管他名声远扬，那些正统的婆罗门亲友都没有来，因为他曾经飘洋过海，回国后又由于身体原因没有举行净化仪式。拉曼纽扬没有留下一个后代，也没有招收过一个弟子，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20世纪后半叶的印度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进展。就我所知，在数论领域，至少在加拿大印度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物理学方面，印度人也有卓越的贡献，仅马德拉斯大学就出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拉曼和钱德拉塞卡，后者在拉曼纽扬去世时才是一个9岁的男孩。
2003年12月，我应印度国立数学研究所的邀请，赴南印度的花园城市班加罗尔为参加庆祝拉马羌德拉（Ramachandra）70周岁生日召开的国际数论会议。拉氏被认为是拉曼纽扬之后印度最伟大的数论学家，他还做了这位前辈未做的事情，即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会议的发起人巴鲁教授便是他的得意弟子。巴鲁是拉曼纽扬的老乡，现任马德拉斯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他肤色黝黑，精力旺盛，与我一见面就谈论数学。在到过欧美的各种学术场所以后，我突然发现，只有南印度的数学家保持了对数学的原始激情，如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回忆几年前巴鲁证明格雷厄姆猜想所使用的巧智，或许他就是现代健康版的拉曼纽扬。本来，马德拉斯（她现在的名字叫夏奈）是我没去过的南亚城市中最渴望一游的，现在无疑又添加了几分好奇之心。或许，我应该寻找时机，谋求第三次印度之旅。
2008年8月，完稿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