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智力的信赖，成书于巴格达的《一千零一夜》（第437夜）里讲到一个传奇，有一位色艺双全的女奴，名叫台瓦杜德，拉希德为了考核她，下令组织了一个考试委员会，主考的不仅有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音乐、哲学、法律、《古兰经》等学科的人文学者，还有数学、天文和医学等方面的专家权威。考试结果，台瓦杜德获得了辉煌的成绩，拉希德于是以十万第纳尔的高价买下了她。
阿拉伯语是一种优美的语言，在文学上以《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潭》，天方是克尔白天房的谐音，指称伊斯兰）最负盛名。可是，阿拉伯语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正如黎巴嫩出生的美国学者希提所指出的，“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穆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十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了一种柔顺的媒介（伊斯兰在阿拉伯语里的原意就是顺从），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
就在欧洲人放弃对高尚的真理追求的时候，阿拉伯人悄悄地把那些从亚历山大的余烬中拾取出来的知识汇总起来，并用新的更为有效的语言重新加以解释和保存。随着中世纪的临近结束，欧洲出现了复苏的迹象，1110年前后，欧洲人通过贸易和旅游，与地中海和近东的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发生了接触。十字军为掠夺土地的东征，更使欧洲人直接进入了阿拉伯世界。他们对希腊和东方学术著作的搜求、翻译和研究，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
十二世纪被称为数学史上的“翻译世纪”，大量已经被销毁或遗失的希腊数学名著由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这些工作主要是在伊斯兰教的西方首都——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完成的）。1120年，英国人阿德拉特率先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迪奥多修斯的《球面几何》翻译成拉丁文。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意大利人杰拉德(GerardofCremona)，他将90多部阿拉伯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论》和阿基米德的《圆的度量》。
与此同时，阿拉伯和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成就也在这个时候被介绍到了西方，著名的有花拉子密的天文表和《代数学》，巴塔尼的《天文学》。1140年，《代数学》被英国人罗伯特译成了拉丁文，后来作为标准的数学课本在欧洲使用了几个世纪，直接引导了十六世纪意大利代数方程求解的革命性突破。在天文学方面，至今欧洲各国语言中仍有相当多的专业词汇来源于阿拉伯语，包括大多数星宿的名字，例如金牛、天琴、猎户和大熊，等等。
必须指出，那时的物理学仍处在幼年时代，化学则仍处在炼金术阶段，而生物学等学科尚未诞生，因此数学和天文学（还有地理学）几乎就是科学的全部。不难想象，假如没有巴格达在科学文化的传承和翻译时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西方文明的进程就会滞缓，很可能会推迟几个世纪甚至一个千年。因为那些阿拉伯翻译家们所依赖的希腊文原本（通常是孤本或准孤本），不久就被遗失或销毁掉了，而收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所有古希腊典籍，早已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尤利乌斯·凯撒的远征和公元四世纪末基督徒的疯狂焚烧中付之一炬了。
幸运的是，从毕达哥拉斯到花拉子密这一千三百多年间积聚起来的人类理性的智慧之光被保存并传递到了西方。实际上，穆罕默德以前的几个世代，阿拉伯人内心已经酝酿着一股热情，产生了不少诗歌和宗教论争。这种热情后来在国家和种族成就的激励下，立即释放出了仅次于希腊全盛时代的灿烂光辉。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因此复兴，正如英国作家赫·乔·韦尔斯所说的，“如果说希腊人是科学方法之父，那么阿拉伯人就是它的义父。近代世界是经由阿拉伯人而不是经由拉丁人接受了那个光明和力量的赏赐的。”
巴格达的衰落
不幸的是，麦蒙死后，阿拔斯王朝走上了下坡路。在巴格达周围，出现了许多小王朝，政局持续动荡，被免职或处死的大臣越来越多，帝国一点一点地被瓜分，剩下的权力也逐渐被军人所控制。一支蛮横的警卫军兴起了，接着又爆发了黑奴革命，宗教派系层出不穷，中央政权的根基不断瓦解，在这个时候，抓在波斯人和突厥人手里的短剑又对准了它的心脏。尽管如此，1067年，巴格达创立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大学——尼采米亚大学，只是它对文明的贡献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学已无法相比。
1258年，正当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后初现曙光，蒙古征服者旭烈兀携着祖父成吉思汗的余威，横行于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劫掠巴格达，屠杀了数十万居民，包括末代哈里发及其眷属。巴格达满街遍巷的尸体，发出了极端的恶臭，旭烈兀只好撤出城去，几天以后，再重新进驻。据说旭烈兀兵临城下之际，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哈里发投降，并且自动拆毁首都的外城，被支支吾吾地拒绝。可是，蒙古人与后来的入侵者奥斯曼人、波斯人和英国人一样均没能永久占有这片土地，收获神的礼物。
从那以后，美索不达米亚便走向了衰微，巴格达沦为了一个省的首府，从统治伊朗的一个蒙古汗直到奥斯曼苏丹均做过它的主宰，直到二十世纪来临，波斯湾油田的发现才使得巴格达重新引起世界的注意。与此同时，在数学或其他任何科学领域，美索不达米亚再也没有贡献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然而，1946年初春，已经是英国委任统治之下的新国家——伊拉克共和国的首都巴格达却出人意料地迎来了一位远自中国的数学奇才。
作为二十世纪三位自学成材的数学天才之一（另两位是印度人拉曼纽扬和俄罗斯人盖尔方德），华罗庚其时任教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当他接到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不顾腿疾，开始了一生最艰辛也最难忘的异国之旅，他从昆明乘飞机出发至印度的加尔各答，换乘飞机、汽车经卡拉奇、巴士拉、巴格达和德黑兰，将近一个月后才到达今天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由巴库再转飞机，经斯大林格勒抵达莫斯科。此后，他访问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经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巴库，再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到昆明，历时整整三个月。
华罗庚在莫斯科访问期间除了学术报告、游览名胜古迹、观赏芭蕾舞剧以外，还见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苏联数学家，其中包括他神交已久的维诺格拉朵夫。维氏在著名的（奇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也许是华罗庚后来督促他的几位弟子攻坚的主要原因（那段故事如今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了）。旅途的劳顿非常辛苦，从巴士拉到巴格达这一段来回都是乘坐长途汽车。华罗庚在加尔各答作短促逗留时，曾与一位叫皮勒的印度数论学家有过多次的学术探讨。
遗憾的是，他滞留巴格达期间，既无暇追忆花拉子密，也没有怀想辛巴达的历险记，只是写下了一首打油诗留作纪念，“我欲高飞云满天，我欲远走水满川，茫然四顾拔剑起，霜华直指霄汉间。”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当时的巴格达甚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无人可以与华进行学术交流了。也就是说，在相隔十一个世纪以后，虽然底格里斯河和相距不远的幼发拉底河依然在日夜不停地流淌着，但当年那位印度旅行家所传递的数学技艺已经丧失殆尽。
2003年4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