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春云、褚秋雨，巴尔鲁克草原边境上的两朵姊妹花。姐妹同在一片草原的两片争议区里放羊。姐姐迎着前苏军的刺刀和“老毛子抗膀子”；妹妹在前苏军的枪口下，参加了著名的“双湖说理”。姐姐因食野菜中毒，一生怪病缠身；妹妹在执行边境勤务中冻得子宫坏死，终生不育。晚年的岁月，俩人却又都舍不得离开那片让她们付出青春年华的土地……
中国有名的草原上，几乎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但是我还从来没见过有比巴尔鲁克草原更美的草原了。
我是在绿草如烟、鲜花如海的7月，到达巴尔鲁克草原的。
沿着草原深处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线，我忘归在这片绿色的国土上，找寻着曾经开放在这片国土上的两朵姊妹花……
再复述一次这片土地的背景
在巴尔鲁克山下，面对褚春云、褚秋雨两姊妹时，我觉得要解释清楚，她们当年以身相许风雪国境线的理由，还得再复述一遍，这片土地上那：段并非遥远的历史背景。
巴尔鲁克山是中国西天山腹地哈萨克大草原上一片长诗生画的土地。
公元前2世纪之前，这片水草比今天还美的土地上，曾走马灯般地轮流出现过一个又一个的游牧部落和民族，草原的先民们在长长的时空隧道中，打拼杀伐，吞并兼容，分分合合了数千年，终于在不断地融合和杀伐之中，诞生了这片草原上的主人——乌孙。
公元前2世纪，乌孙人在辽阔的中亚哈萨克大草原上，迎来了汉使张骞。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的先祖（乌孙人），以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用大块的手抓羊肉和大碗的马****酒，盛宴了这位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原客人。送走客人的同时，草原的单于也代表乌孙草原上的子民，向中原王朝送去了一颗归属中华的心愿。随后，解忧、细君、冯燎公主先后出塞，下嫁乌孙，和亲遥远的边地。自此，乌孙就成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萨克草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塞克湖和帕米尔高原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土地，也从此纳入了中国版图。
在各种版本的中亚史籍中，我们找不出1800年以前，东部疆界还在里海附近的沙皇俄国，对哈萨克草原有过统治的记载。因那个并非久远的年代里，俄国对这片土地还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840年，当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沙俄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了阿勒泰山附近，还有一片如此美丽的花园，于是紧跟英法等西方列强之后，掀起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沙俄不断派人窜入哈萨克草原。对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和帕米尔地区进行非法考察，秘密测绘地图。到1851年，沙俄军队侵入哈萨克草原东部，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疯狂的蚕食。
1864年10月，沙俄用武力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鲸吞了包括斋桑泊、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和楚河、纳伦河在内的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沙俄又通过《伊犁条约》等若干不平等条约，掠走了中国伊犁和帕米尔地区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记得19世纪末，那位骑着一匹病马游走在哈萨克草原上的诗人阿拜吗？那是哪一年的秋天，好像是一个黄昏，他在巴尔鲁克山麓一个牧人的毡房里，和他的好友无声无息地喝着酒，一言不发地望着远处走过的哥萨克马队和日渐枯黄的牧草，大醉之后，抚琴哭诉失去祖国和家园的痛苦。诗人的泪水顺着琴弦流进了脚下的土地，阿拜愤然折断琴杆，发出一个爱国诗人悲怆的呐喊：
人若没有祖国 。
就像夜莺离开了森林
白天和夜晚一样心惊胆战
……
这是诗人，也是历史，为这片壮美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的河流、森林，还有草原边上山岳的丢失，唱出的挽歌。
可怜的巴尔鲁克草原哟，在告别了那个苦难的世纪之后，又在动荡中走过了20世纪中叶，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又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但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又走进了交恶的时期，前苏联在中苏边境急速增兵，挑起了多起边境军事冲突，同时又制造了许多边界领土的纷争。在哈巴河、吉木乃、和布克赛尔、额敏、裕民、温泉、昭苏等边境地带。大片的中国领土被前苏联单方面划为争议领土，进而又出兵进行实际控制。
再说说那座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内山的巴尔鲁克山，到1870年，沙俄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子约《塔尔巴哈台界约》，就将巴尔鲁克山变成了中俄界山。
但是，1962年之后，前苏联军队连一百多年前那个不平等的条约也不承认了。他们擅自越过裕民西南边境线上浑厚的巴尔鲁克山界约线，进入巴尔鲁克草原腹地，将我国境内数百平方公里草原划为一片又一片的争议领土，并实施了军事控制。
尽管巴尔鲁克山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还是覆盖在葳蕤的草木之下，呈现着一种令人迷醉的青碧色泽，但是这青碧色的背后。却时时诱发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切肤之痛……
于是，一夜之间，******总理以共和国的名义，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军区各部队抽调数万名儿女，奔赴中苏边境一线，去建设一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体防线，去改变着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有边无防的历史。
几天之后，仅在沿塔尔巴哈台山南麓至巴尔鲁克山东麓，四百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就组建了两个农业师，二十多个边境农牧团场，十几万多军垦儿女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亲爱的祖国，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成为祖国永不挪动的生命界碑。
褚春云、褚秋雨就是这成千上万兵团战士中的两朵姊妹花。
巴尔鲁克的牧羊女褚舂云
5月的哈萨克草原，正值春意盎然的季节。连天涌碧的青青芳草，一直铺展到目光的尽头，近处早春偶尔可见的野花，张扬着迷人的色彩。蓝天流云悠悠，伴着几声孤零零的云雀子叫声，越发显得这片草原辽阔而寂静。
大量的边民越界逃往前苏联之后，草原上已很难看得见炊烟了。偶尔看见几只失去主人的羊子和一两匹的马儿。散落在青青的草滩上，等待着主人召唤归圈……
褚春云和她的战友们，在到达巴尔鲁克山区的达因苏草原边境时，进入他们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副凄美的景色……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美的草原。”
褚春云回忆道：“那时候的裕民县城。还不如内地的一个村庄大，我们三十七个人。从奎屯垦区四棵树出发，到达裕民县城只停了两个小时，连顿热乎饭也没吃。就给我们每人发了六天的干粮、一杆枪、五十发子弹和四个手榴弹。兵役局的一个副科长带上我们就往达因苏草原赶。到那里后，牧民都跑光了。我们在整个草原来来回回找了十多天，才找到三户没走的牧民和几十位被遗弃在草原上的哈萨克老人。接下来就开始‘三代’工作。达因苏是纯牧区，我们就给跑了的边民代牧，把他们丢在草原上的牛羊一只只、一头头地找回来，编成群赶到草原上去放，而且是专门到边境附近和争议区里去放，就在人家苏军的枪口下来来回回地放。每人都是肩上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手里还得拿着赶羊打马的鞭子，一边看着羊群吃草，一边还得观察对方的动静。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反正是出了门就得准备着别再回来。因为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死在边境线比死一只羊更容易……”
褚春云就这样在塔尔巴哈台山区的达因苏草原上，开始了她亦兵亦民的生活。
那年。褚春云刚刚二十四岁。她是十年前从山东老解放区沂水参军入伍的女兵。进疆后，她从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奎屯垦区小有名气的卫生员。在十八岁那年，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她来达因苏之前，奎屯垦区的领导为了留下她，还和兵团领导玩了点小心眼，专门把她的丈夫仇建夫和孩子留在了四棵树煤矿，想等她执行完“三代”任务，再回奎屯垦区。
可谁也没想到，褚春云这一去就成了肉包子打狗，连她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奎屯垦区了。
到1965年春天，奎屯垦区的领导不仅眼巴巴地看着褚春云带着老公和孩子走了，而且还破格给她们摆了一桌子宴席。
因为褚春云手里拿的调令上，署的是兵团政委张仲瀚的大名。
奎屯垦区的领导谁都清楚，用现在的话说，那叫人才外流。但是谁敢去和张仲瀚叫板。“没法的事，赔了夫人又折兵，自认倒霉。”
其实不然，褚春云的觉悟再高。她也知道奎屯垦区的条件，比边境一线正在建设中的农牧团场要好，但是她是党员，她是军垦战士，她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四十多年之后，她说：“那时候强调的是啥？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边境线上是你的荣幸，是你的福分，是组织上看得起你。来了你就是个人物，是个能撑起一片天地的人，能让组织上放心，是你的光荣。能给党分担一分忧愁，是你的责任。再说，哪有什么价钱好讲，因为你是党员，党员就是党的人，党让你干啥就得干啥。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基本的政治觉悟。没什么二话可讲，一切就是服从。现在说了我好歹也当了几年的兵，知道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当时奎屯的领导，让我留下来转军医，我就说，你们没到那地方去看看，卫生员比军医用处更大。卫生员可以跟着马队去巡逻，可以和基干民兵一起去放羊，军医就不行，只能留在家里值班，有事了才让军医出来。为啥？我们去的时候一个营还没一个军医，他们都是宝贝，谁舍得用呀？就连我们女民兵排的人在巡逻路上生孩子，天大的事吧，团里的领导都不敢让卫生队的军医出来，他们是留着打起来的时候再用的人。我们这些卫生员就不一样了，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参加，因为你不是军医，哪里用你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要不组织上培养你干啥？当时我们到达争议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边境线上放羊，卫生员比别人的好处就是多背一个药箱子。有个箱箱也好，我们的手榴弹平时就有地方放了，反正那几年我是把手榴弹全部放在药箱里了。”
现在说起当年的事来，褚春云和她的几个老姐妹都十分轻松，可是当年的情况却是可以用朝不保夕来形容是不为过分的。下面摘录的两段文字就是在褚春云进疆五十年时，山东电视台采访她们这批女兵时，褚春云留下的录音。
“当时我们踏着牛羊踩出来的弯曲的小道走进达因苏，迎接我们的只有死寂的、一望无边的大草原。环顾四野，看不到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屋。远处有几间边民们留下来的干打垒牛圈，大家把牛粪清理出来，然后就十几个人分一间住了进去。边民们来不及带走的牛羊在山野间散乱地游荡着。大家三人编成一组，将牛羊一群群地收拢起来，再精心地放养。我们那个队是十几个组凑到一起的大组，一共加起来快二十人了，天天夜里就挤在羊圈里睡，白天一起吃。”
“从1962年我们进去。到1965年相对安定下来，我们几个女兵几乎就没脱过衣服，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1963年下半年我们才领到一顶白毡房，上级规定是专门给女同志宿营用的，我们当时就想这下好了，总算和男同志分开了，睡觉时可以脱衣服了吧，就每天把帐篷驮在马背上，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可那时候草原上狼多、没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叫几个男同志睡在我们帐篷的门口才行。就是这样，我们都习惯了穿着衣服睡觉，身上都生满了虱子，也没办法，到海子边放羊时，我们就把男人都赶到山上，给我们站岗，别让前苏联的人过来了，我们才可以放心地到湖里洗洗，在湖边上烧锅开水煮衣服。这时最怕的就是前苏联的兵过来，有好几次都是我们才洗了半截，那边就有动静了，山头上埋伏的男人就给我们打信号，我们就爬出来，光着身子，穿上皮大衣，拿起枪就跑，先去占领山头。等人家走了，我们再回去洗衣服，煮虱子……”
在今天的161团，我见到了和褚春云一起从奎屯垦区调来的山东女兵孙凤英老人，她给我讲述这个时期的女兵（实际上是一群早就脱下军装，而自己又把自己当成兵的女人）生活时，也是笑声朗朗。自豪有加。
“等后来农六师和工二师的‘三代’工作队到了，几百人汇集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是兵强马壮了，可吃饭成了最大的困难。那时正值************时期，供给十分有限。每人每天只有四百克原粮。我们要在草原上放牧，还要担负夜间站岗、白天巡逻等任务，再加上当时都是青壮年，这点口粮根本不能满足体能所需，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而昏倒。山上有野猪，有黄羊，有哈熊（黑熊），可就是不让你打，那可不是为了像现在保护野生动物。关键是这里是边境地区、争议地区，不能开枪打猎，我们就下套子，可是咱都是农民，种庄稼的，不懂动物的习性，下十回有九回扑空，唯一的办法只有采野蘑菇、挖野菜吃。就说褚春云吧，她是卫生员，每次采来野蘑菇、野菜都得她先品尝品尝，检验野菜有无毒性。之后，我们才敢吃。有一次品尝了有毒的野菜，她的脸很快就肿得像一团发面，嘴老张着就是说不出话来，我们把她送到二十公里外的卫生队时，她已经不省人事。医生看了看她的瞳孔，说不行了，送到太平间去吧。谁知道她的命大，在太平间躺了半天，又奇迹般地苏醒了。等我们到团里给她领来衣服和棺材准备埋葬她时，她自己又走了出来，把在场的好多人都吓跑了。我当时胆子大，上前一把抱住她，就问她是人还是鬼。我说你要是人就别吓我们，咱们都是战友，是姐妹，你要是鬼，你就去和苏联鬼子拼了，给我们报仇，是他们害了你。没等我说完，她就开始笑，你说一个死了大半天的人对你一笑，那是什么感觉，我甩下她就往外跑，她就在后边追我，我吓得都尿到裤子里了，最后还是让她把我追上了，她跟我说她没死，她是人不是鬼，最后又让我咬自己的手。我才信了。我们俩就坐在草地上哭，放声大哭，一直哭得那些男人都哭了，我们才停了下来。哭够了还得去找吃的，幸好那天我们套到了一头鹿，美美地吃了一顿才算完事。可是没过几天，又断粮了，也套不到野生动物了，好多天连狼都见不到了，大家又得去采蘑菇，这次指导员说什么也不让褚春云尝了，还没煮熟他就让我和褚春云去站岗，等我们俩下岗回来时，指导员王建忠就因野蘑菇中毒牺牲了……”
安葬了王建忠之后，褚春云有半个月没说一句话。她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卫生员，没有能力判别各种野菜和有毒的蘑菇，是自己最大的失职。从此，她每天都采集各种野菜和野蘑菇，亲口尝试、分类。继而建立起了塔尔巴哈台地区一百多种山野菜和三十六种野生食用菌类档案，还为十多支“三代”工作队办了食用野生植物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