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曾经是旧上海滩上的烟花女子，新中国成立两年后，陈毅市长下令强行取缔的最后一批妓女。新中国用志愿军的特供药品治愈了她们疾患。于是，当年的新上海出现了三千妓女报名参军。最后她们中的927人，成了具有特殊身份的女兵。是新疆的土地、新疆的老兵，让她们获得了新生。尽管她们不是“南洋姐”，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再没回过上海……
王震和陈毅为她们在北京击掌
三千湘女进疆后，王震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了。
他想让他的十几万老兵都能有个家。
1951年冬天，当最后一车湘女被送往伊犁河畔的乌孙山下后，王震又派出运输部长陈实，秘书处长洪庸，去了华北和华东，先是找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要了近两千名医务工作者，随后又去山东接了八千女兵。
这年，从西安开往新疆的兵车昼夜不停地运进了一万一千七百多名未婚女青年。但是，面对十几万人的庞大光棍群，万把女人只能是撤在绿色草原上的几朵点缀性的小花儿。
“僧多粥少，狼多肉少。”
王震在北京开会时，扳着指头给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元帅算了一笔账：“我那里这几年，光解决三十岁以上的至少还需要三五万女青年。你老总是大市长，怎么也得给我解决一部分吧。”
陈毅风趣地说：“我这里可都是城里人，哪个愿意到你那鬼地方去嘛。没的了，没的了。”
王震急了：“老总，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呀。我那里搞建设需要的就是城里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妇女。你可不能进了城市就忘了我们呀。”
陈毅大笑着说：“你可不要忘了。天下没有上门讨老婆的女婿顶撞老丈人的道理哟。”
王震也笑着说：“那我可就好好替我的兵们谢谢您这位岳父大人了。”
最后，陈毅问王震：“上海还有一批特殊的姑娘，你要不要？”
王震说：“只要是未婚的，什么姑娘，我们都欢迎。”
陈毅伸出一只手来说：“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将军的手果断地击在了元帅的手上。
她们是有着特殊身世的特殊女兵
1954年4月，上海火车站，九百多名身穿绿色军装的上海姑娘，被临时编为四个连队，匆匆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这是第三批应征入伍、奔赴新疆的上海女兵，也就是陈毅元帅在北京跟王震许诺的那批“特殊姑娘。”
专列是在暗夜中，悄悄驶出上海的。列车驶离黄浦江时，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回过头来望了一眼灯火辉煌的夜上海。
突然有人提议：“姐妹们，回过头来吧，咱们从现在起，这辈子都要忘掉这座城市，终生不再提‘上海’这两个字。”
姑娘们的头慢慢地回到了车厢里，全都沉默着。
是的。他们有资格从心里忘掉这座让她们受尽凌辱的城市。因为，他们全都是刚刚从“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出来的妓女。
昏黄的车灯下，沉默的人群里，渐渐了有了歌声：
走走走走。
走向边疆
走走走走。
走向希望
把誓言化作行动
把理想化为力量
……
歌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整齐，越来越有力量。歌声淹没了列车的轰鸣……
这是一段心酸的往事，也是她们心中永远都不愿意开启的隐私。
她们告别上海四十五年后的夏季，我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追寻着她们在南疆大地上留下的足迹。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她们中的八位阿姨。她们都是从踏上新疆的土地之后，一生再没回过上海的人。她们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疆这片让她们真正成为人的土地。
我向她们曾经苦难屈辱的经历表示深切的同情。我向她们新的人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海三千多名妓女报各应征
徐妈妈是新疆高原部队的退休军工。
在她家庭院里的一架浓密葡萄架下，徐妈妈支走了身边的外孙女，许久的沉默后，给我讲述了她们进疆前后的那段历史：“那是1953年冬天，我们进上海劳动妇女教养所的第二年。新疆军区来上海征女兵，派人到教养所来作报告，说新疆部队需要大批的劳动妇女，去参加建设事业。最后作报告的首长还说，‘我们也欢迎你们这些姐妹们报名参军，到新疆参加建设’。”
“当时，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妈妈说：“解放军是多么神圣伟大的队伍，怎么可能要我们这些烟花女子？”
后来，教养所的领导又专门请示了市政府和新疆来接兵的领导后，正式向她们宣布了陈毅市长和王震司令员的指示，“只要符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安置就业四大标准的，已讲清自己的过去并有结论的被教养所收容的未婚青年女子，只要本人自愿，均可参加报名，接受政审和体检。”
一时间，教养所里被上海市政府收容的七千五百多名妓女中，有三千多人报了名。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九百二十七人被批准光荣参军。
对妓女的改造是旧中国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在收容这些妓女时，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就说：“将来在中国人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妓女，是旧中国的产物。对她们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上海解放后，妓院仍被允许合法经营，实行政府收税的政策。这是对妓女改造工作的客观认识。妓女既是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又是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劣习的实践者：她们既是饱受了人世苦难最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廉耻无存的游民。
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妓院的取缔，对娼妓的改造，必须经历一个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过程，把人道主义的原则和新生政权，体现在周密的措施和巨大的财力投入上。
1951年11月25日，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正式颁布禁娼令。
当天，他向全世界宣布：从即日起，上海将强行关闭所有妓院，收容所有妓女。
这天正好是上海解放两年零一个月。七千五百多名妓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收容进“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收容妓女、关闭妓院、改造娼妓的重任，全部落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上。经过严格的体检后，上海市禁娼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摆在了陈毅的办公桌上。报告中说，七千五百多名妓女中有七千零八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性病。而治疗这些性病的特效药品——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家药厂能够生产。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全面封锁了对中国的出口。中央费尽周折从第三国进口的有限的盘尼西林，几乎全部用于朝鲜战场，就连患有严重眼疾的王震将军，都用不上这种特效药品。后来，还是毛泽东主席托人给他捎来了几支。
陈毅将情况及时报告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指示，先从华东部队留作支援抗美援朝和医治回国志愿军伤员用的药品中，先调拨一批，尽快根治妓女的性病。
陈毅几次提起笔来。又几次放下。志愿军浴血奋战在朝鲜战场，每天都有大批的伤员，因得不到足够药品的救治，而牺牲在异国他乡。可眼下这几千名被收容的妓女，却要以他的名义下令，调拨动用救治志愿军战士的宝贵药品……
几番斗争之后。元帅终于提起笔来签署了命令。
当她们知道治疗她们性病所用的盘尼西林，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咬着牙从专供志愿军部队救治重伤员的药品中调拨的时，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们也是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温暖，许多人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和金银首饰捐献给志愿军部队购置装备。
旧中国的大上海，曾经使她们变成了有钱有势男人们的泄欲工具，人格尊严被嫖客们剥得一丝不挂。但是，上海解放两年后，她们就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免费治疗和自食其力的劳动教养，使她们麻木了的神经、沦落了的人性和丧失了的人格尊严又得到了复苏和升华……
“让我们参军到新疆，就是让我们彻底脱离旧的生活环境，忘掉那里的灯红酒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徐妈妈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一生也许永远走不到自食其力这一步，更别说是重新做人了。”
“组织上”严格封冻了她们在旧上海的那段历史。像欢迎湖南、河北、山东、河南来的女兵一样，热情欢迎了她们的到来。辽阔的新疆大地，也张开了宽厚的臂膀拥抱着她们曾经受伤的身心。
战友的岳母徐妈妈
徐妈妈进疆时，刚过二十三岁生日。
也就是说上海解放时，她才十九岁。
但是，她已经当了六年的妓女。
进收容所时，她已经在烟花柳巷中生活了整整八年。
她是扬州附近的一个水乡雇农的女儿。三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再无音讯。后来，母亲又跟着别人去了南京。临行前母亲将她寄养在一户帮她支付盘缠的皮条客家里，说好三年后，连本带息还清盘缠，领回女儿，可是母亲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皮条客就以十块大洋，将九岁的她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此后几年，她几乎年年都要被人卖上一回，直到十三岁那年，她又被人从杭州卖到了上海一家当时十分有名的妓院。
妓院的老板用精米细面，把她养了半年，一身绫罗绸缎打扮得如出水芙蓉一般。但是，就在她穿上那套新衣的第九天，她被绑在床上，让一个粗壮得像牛一样的东北“二毛子”，以两百块大洋，糟践了十三岁的女儿身……
几年之后，她不仅成了老板的摇钱树，而且沦落为那家妓院挂头牌的名妓。十七岁那年。她又学会了抽大烟，老鸨给她的那点小费根本不够她吞云吐雾了。她就从嫖客身上掏。谁带烟土来，她就跟谁睡，男人们玩她，她也玩男人，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羞耻之心。
进了收容所后，她还带头闹事，调戏看守、管教。烟瘾发作后，脱得一丝不挂又哭又闹。但是，当医生检出她患有严重的淋病。可能会造成终生不育时，她竟吞下了一枚一两重的金戒指。幸亏管教人员发现及时，将她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又用了上百支盘尼西林才治愈了她的淋病。
从此，她像变了一个人，很快就成了改造积极分子。
进疆之后，她被分配到南疆军区的一个农垦部队。
全新的自然环境，全新的生活方式，更加激发了她重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
新疆辽阔的长天，苍茫的大漠，也给了她做人的尊严。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荒和生产之中，仅仅半年，她就成了劳动模范。年底，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这年秋天，玉米金黄的季节。她和一位三十三岁的老炊事班长结了婚。
次年，部队集体转业时，她和丈夫又一起编入了国防部队的军工序列，在一个部队的养殖场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而在这三十多年中，她先后四次荣立三等功。七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标兵”，原乌鲁木齐军区表彰的“学雷锋先进个人标兵”。
这三十多年中，徐妈妈也给老炊事班长生养了四朵金花。
如今，徐妈妈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仍在南疆部队工作，都是上校军衔。
告别徐妈妈时，已是黄昏时分。徐妈妈的三女婿，张上校回来了。
不曾想张上校竟是我的战友，一个新兵连里滚出来的兄弟。
告别成了徒劳。于是，徐妈妈的葡萄架下，两瓶伊犁特曲，让我们一直喝到了月亮姑娘到来……
那夜，我在高原部队的招待所里又接到了徐妈妈的电话。
她说：“新旧社会，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党、是军队帮我修成了正果。使我成了党的女儿，也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人要有良心，知恩不报愧为人啊……”
最后，徐妈妈说：“来世，我还要做党的女儿，军队的女儿。”
然而，就在我准备写这部作品的日子里。徐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无限眷恋的军营。
愿徐妈妈再有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