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的界限，人会在某个“瞬间”经历到“虚无”——全然陌生的，甚至与自己的生存决然对立的一种神秘。具有探索本真存在的勇气的人，会听见虚无对日常经验世界的引领与召唤。循着这声音而去，不断地用内心去体验虚无，卡夫卡的主人公经历了情感世界的多重裂变。可以说，卡夫卡对虚无的揭示就是通过人物的孤独感、焦虑感、恐惧感、负罪感等层次体现出来的。在恐惧与颤栗开始之处，卡夫卡的笔触离开了人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背景，真正进入了人本身最为深邃的中心。在内心世界的深处，虚无的力量慢慢绽放开来。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情绪始终是最直接的“我的在和我身处的在”。人在面对具体的特定事物时，往往处身于特定的情绪中，人是由他的情绪构成的。情绪是组成人的生命的内在实体。我们在情绪中存在，在情绪中感觉自己，在情绪中拥有自己。但特定事物往往是可以清晰描述的，而人的情绪却无法清晰辨别，在情绪中总有些琢磨不透的东西难以清楚表述。从情绪中体验存在，意味着人从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去体验身边不可见的神秘。在人与周围世界的关联中有许多初始经验，如人的喜好与厌恶、恐惧与希望、欢乐与痛苦等等。情绪虽然具有不可描述性，却意义深远，它的意义并非仅仅涉及个别“发生的事情”，它涉及的是人与特定事物交往时所处身其中的基本处境。这些基本处境概括了人在世界上的一切行为、要求和痛苦的根源、先在性与广泛性。
“虚无”是卡夫卡艺术世界的中心词，是他的迷宫世界的标签。浓重的虚无意识最早产生于“理性人”对上帝的驱逐，人必须独自面对信仰的真空。尼采在《快乐的哲学》中借狂人的口说出：“？？诸神照样腐朽！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现代社会陷入了浓重的虚无之中。狂人杀死的上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上帝呢？这个上帝，就是传统宗教观念中那个高高在上的全能的宇宙主宰，是控制人的命运的强大的“父”的形象。驱逐了上帝之后，人类陷入了“孤独”和“恐惧”状态，出现了死亡意识。而这些意识都是通过情绪等身体性的觉知对存在所做的体悟。在1912至1917年间，卡夫卡的创作趋于成熟，他以井喷式的数量创作了大量风格相近、艺术上堪称完美的佳作。从1912年的《变形记》开始，这时期的作品纠结于罪与罚的纠缠，充满了对法的秩序的憧憬，1919年写作的《致父亲的信》，可以看作是对这时期创作的总结和辩护。
不是由认识去证明，而是由情感去面对虚无，卡夫卡的艺术世界是由情绪编织而成的。借着逐级递进的各级情绪体验的描绘，我们最终发现了人从“群体”中挣脱出来，从“类”意识向个体意识觉醒所做的艰难跋涉；我们看到了个体的人对“自由”、“自我”的全新体悟以及面对虚无体验到的生之紧迫感。人是被抛到类及其环境中来的，他的使命就是争得自身区别于类的存在方式。在卡夫卡看来，人的存在命定是个性化的，“德语中‘存在’和‘他的’是同一个词‘sein’”【1】。每个人的人生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盲从社会或大众的标准）去筹划。克尔凯郭尔是深受卡夫卡喜爱的作家，倒并不全是因为两人皆深陷爱情的漩涡却都止步于婚姻；更重要的，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卡夫卡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使命就是使他成为他自身，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个体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对恐惧与焦虑感的感同身受标示着两个人精神上的遥相呼应。从人的情感经验的角度来看，卡夫卡通过写作要解决的问题也正在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存在着的个体？显然，这种个体的生存情态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是心灵向着无限的可能性涌现出的生命之流。
第一节 孤独感与对自由的体悟
从日常经验世界超脱出来，卡夫卡的主人公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视界，他也同时从自己曾被抛入的人群中走出来。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那么陌生，可先前熟悉的人仍在那里努力地生活；往未来看时，前路漫漫，看不到一个前行者指路或是做伴。立在当下茫然而四顾时，孤独感是他最初的体验；孤独感汹涌而来，强大得甚至会把一个人压垮。而虚无，总是在个体感到孤独之际慢慢渗透进他的四周及肢体。
为孤独涂抹重彩的首先是《变形记》。格雷戈尔变身为虫后获得了一个超然的视角反观自己的生活：同亲人之间的感情靠养家糊口的劳动维系着；同事之间除了竞争难觅真情；劳动是单纯的赚钱的工具，难以体现作为人的价值；上司对下属的态度更像是对待机器——竟然不相信下属还会生病！这台机器一旦不能正常运转，即惨遭遗弃。格雷戈尔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就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了这么多年。可是，先是母亲那种柔和的声音：“格雷戈尔，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还得赶火车吗？”接着就是父亲和妹妹的催促声，不由得他不信，他们仍然活在格雷戈尔再也不会回去的那种生活里。不能回去，表面看是因为格雷戈尔的变形，实则是因为他越过了日常经验的界限，因与虚无遭遇而拥有了对原有生活的批判能力。
格雷戈尔始料未及的是，孤独成为他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丧失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他真正地与世隔绝了。他没有一个同盟，可以与之交流新生活的体验，他被未来抛弃；甚至也没有人来跟他叙旧，尽管他拥有过去的记忆。变成虫子以后，家里没有人能听懂格雷戈尔的话，“也就没有人会想到，连妹妹也没想到，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话。”当然，格雷戈尔就不能指望家里任何一个成员来跟他讨论家里的收支情况、工作情况，尽管这曾经是他以前生活的全部。格雷戈尔患上了“失语症”，不能自如地操纵语言与他人沟通，就是孤独的最大特征。
卡夫卡被称为“忧郁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被称为“孤独三部曲”并不是偶然的。孤独感弥漫在他作品的每一个角落，是不同际遇下的主人公的共同感受。在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中，我们可以把孤独感看作普遍的基本的情绪，是卡夫卡为他艺术世界谱曲时定下的基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早期的《变形记》（1912）为卡夫卡整个艺术世界定下孤独的基调并不为过。
重视孤独感的渲染并不纯然是作家的天性使然，这主要是作家本身对生活的透视力决定的。不遭遇孤独，人断然无法寻找自我，也不能拥有超越自身与生活的能力。孤独感是体验自由的第一步。“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自由的意义取决于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2】“自由”是卡夫卡作品中的重要概念，但自由不是安然待在那里等主人公去发现的东西，它是寻找自我的行动中的体悟；自由不是一种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感觉，他是难言的孤独的同义词。
格雷戈尔变形以后，彻底迎来了他的自由。他卸除了家庭的重担，他不再为不喜欢的工作劳神，他彻底从繁杂的人际关系中解脱。多年来几乎头一次，他注意到他喜欢的食物。以前喜欢的牛奶现在他非常厌恶，他喜欢奶酪，半腐烂的蔬菜和肉汁。吃东西成了单纯的享受，这是变成虫子以后才有的。后来，他又发现了新的消遣——“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他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这样可以更轻松地呼吸，有一阵轻轻地振动通过全身；当他高高挂在上面沉浸在一种几乎是快乐的心不在焉的境界中时，有时可能不自觉地放开腿重重地摔到地板上去。但是他现在控制身体的能力和以前自然是完全不同了，这么重重地摔下来也不会受伤。”【3】由于变形，格雷戈尔获得了自由。他从浓重的亲情、烦劳的工作、沉重的责任和义务、上司的冷眼中解脱了出来。这变形意味着格雷戈尔的抗争——虽然他表现得那么软弱而又无辜；这变形也是格雷戈尔的逃离——逃离现实的庸俗乏味，找回真正的生存状态！格雷戈尔变形以后，才第一次寻找到了自我。他现在成了自己的主宰，他比以前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喜好。但自由的本质就是孤独，这是格雷戈尔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自由使他与世隔绝，与以前的生活完全隔绝也是他没有想到的。自由和孤独的纠结被弗罗姆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如刚离母胎的婴儿，虽然从生理意义上成为独立个体，却失去了以往的安全保障。？？以往的精神支柱被摧毁，而新的支柱尚未建立；自由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惶惑不安、孤独、恐惧、焦虑和怀疑。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由象沉重的负担压得人不堪忍受，从而恐惧它，并产生逃离它的念头。”【4】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从病理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印证了同样的观点：“自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存在。”【5】真正的自由只能来自于内心世界，从孤独的情绪中生长出来。
离开个人承担的自由，回归到群体中，会找到一种虚假的自由和舒适的生活状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6】。所以，逃避真正的自由和责任的冲动几乎成了现代人生存的特征。这种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争取到的自由被卡夫卡称为“假自由”，其实质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7】《变形记》中有许多扁平性格的人物出现，如秘书主任、清洁女工、三个房客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对格雷戈尔的状态一无所知，对他的处境没有丝毫认同感，也即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毫无认知能力。那三个房客均无个性、彼此动作几乎一模一样，几乎是一个人的三重影像。卡夫卡喜欢这种二重或三重影像的设置，如《城堡》中K的那两个形影不离的助手；《布鲁姆，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中布鲁姆菲尔德的两个办公室助手等。
孤独的格雷戈尔和虚无打了个照面之后，已然觉察到虚无的强大，不可理解无从认识。在与虚无初遭遇而形成的孤独体验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人物在旧有的生活经验与新的自由体验间的穿梭和摇摆。虫形人性的格雷戈尔从房间里冲出来三次：第一次他要向秘书主任和家人解释他的不幸，宣布他会重返工作岗位的决心，结果工作丢掉，父亲用报纸和拐杖赶他回屋，挤伤了一条腿；第二次，他要保护自己的画、自己的写字台，这些是自己生活的记忆和意义，他冲出来阻止母亲和妹妹搬东西，结果被父亲用苹果袭击，有一只苹果永久嵌在了他的背上；第三次他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他要保护妹妹，他不允许艺术被粗俗亵渎，这次倒没有人打他，却用语言杀死了他。特别是他心爱的妹妹竟然这样叫喊：“他如果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愿走掉；虽然我们会失去一位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会怀着敬意纪念他。”【8】格雷戈尔是一个游泳者，在水下和水上两个世界探索。
显然格雷戈尔并没有真正学会游泳，水下的世界深不可测，逼他回到水上呼吸；但下过水的人又不习惯岸上的重力，使他又不肯上岸。对格雷戈尔来说，繁杂的世俗生活是难以忍受，是必须挣脱的桎梏；而孤独的自由又太缥缈了，他感受到探索本真存在的艰难和沉重。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年轻的卡夫卡还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格雷戈尔死了。“甲虫”这个意象和符号，承载了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解脱，展开向自由的探索的孤独的心路历程。
有时候，对孤独的逃避演变成了对真正的自由的逃避。经受不住孤独的考验的人，就会收回自己曾经迈出去的脚步。比如《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人猿红彼得，在被猎获之后关在笼中，因为急于寻找出路，他坚决不需要自由：“但是我必须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我故意不用‘自由’的字样。我指的并非任何方面都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感觉。也许因为我是人猿吧，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见过渴望自由的人。可是对我来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希望享受这种自由。？？不，我所要的并不是自由。只要有个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9】和大多数人一样行事，就是把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交由众人分担。他不必一个人承受存在之重，但也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交付出去了。对自由的逃避使人猿变成了人，一个循规蹈矩、热衷理性、随波逐流的“常人”。
孤独的K在《城堡》中的处境异常艰难。要逃避孤独的话，他就要退回到村里人的状态，和他们一样乐天知命，和他们一样劳动结婚生子，永远也别向生活追问“为什么”。要么勇敢地担当起孤独的使命，向那始终隐身不现的城堡徒劳地提问：我是谁？我的地位在哪里？我生活的理由在哪里？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呼声，在20世纪的又一回响。卡夫卡推崇K身上的担当孤独的勇气，在疾病缠身的生命的晚年，卡夫卡把生命的激情倾注在K的身上。孤独，哪怕病痛都不可怕，关键的是要保有这个体的独特性。卡夫卡曾在致布罗德的信中援引过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一个带有某些原始的东西的人刚刚来到，他决不会说：‘在世界上必须入乡随俗？？’而一定会说：‘世界是什么样随他的便，我要保持我的独特性，不想为迎合人意而放弃它。’从世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起，存在就起了变化。”【10】对个体自由的尊崇成为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联系的纽带。
在个体性成长的情境中，“人在其历史中第一次仅仅面对自己——没有伙伴，没有对手”【11】。人类必须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而不能将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他人或是上帝。世间既没有一个为他设定的限制，也没有一个明确发布给他的指示。“人自己设计自己。除非投降，他绝无其他选择。他设计自己和他的世界。可是依据什么目标，根据什么样的价值度？浑身有力量的人重新被置于无能的境地，被置于询问人自身的境地，当今之人以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紧张感和命运感体味到对自己的质询。”【12】人们对自由的寻求经常误入歧途，以为靠着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完成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以为靠着科技的进步，就可以把自然握在手中，可自然从此对人类保持缄默。于是，人类沦为这个星球上孤零落寞的一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