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5000年前至4000年前在中国大地真正发生了什么，就只能照搬文献史学的老教条，沉迷在有关炎黄大战和逐鹿中原的传说迷雾中，难以自拔。更无从知晓那一段漫长的无文字书写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史前考古的巨大成就，理应成为我们重建中国观的基石和出发点。这就是文化大传统理论对当今文史哲研究必然更新换代的引领作用所在。
许多民族在古代都有其玉石崇拜和相关的神话，如阿昌族的大石崇拜，彝族的寨心石崇拜，羌族的白石崇拜，藏传佛教的玛尼石信仰，纳西族的四种玉石崇拜，等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之一，总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又是多民族国家，现有民族的总数是56个。
以往的中国历史书写，一般是以汉字书写的古文献为依据的。由于汉字系统产生之初为距今3300年的甲骨文，其所能够覆盖的地方是非常局限的，即以河南安阳商代晚期都城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一带很小的地域范围。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其所覆盖的地域也大不了多少，还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主的小范围。北方的东三省，南方的珠江流域，左江、右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和岷山巴蜀地区，西部的青海、西藏和新疆，东部的沿海地区，都是甲骨文金文基本上不能容纳的极远区域。
下面，我先在玉文化考察路线中，择取空间方面的五个实例，具体展现玉文化覆盖的空间广度如何大大超过汉字书写的覆盖程度。
第一个实例是来自世界屋脊西藏，第二个实例则来自最西的边疆省区——新疆。
西藏布达拉宫的玉印
拉萨布达拉宫珍宝馆，能够遥相呼应北京紫禁城的圣物，就是象征统治权力的一系列玺印。其中足以全面证明，历史上元明清三朝加上中华民国总共四个时代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领属关系的实物见证，全部是一样的神圣符号物——玉印。
第一件玉印，元代，元朝中央册封西藏地方萨迦派的国师之印，13—14世纪。印文为八思巴文。
第二件玉印，“正觉大乘法王之印”，明代，1413年，是永乐皇帝敕封萨迦派领袖昆泽思巴为第一任“大乘法王”之印。
第三件玉印，八世达赖玉印，清代，1783年，是乾隆皇帝敕封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时在北京所赐。
第四件玉印，制作于1934年，是民国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玉印。
第五件：1954年4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书信。信笺和信封上用红字印刷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字样。
以上五件珍贵的历史证物：共有四件玉印，其中三件来自北京，一件来自南京。都是代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册封与受封，统领与下属。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约七百年间的实体联系。一封书信，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都北京。同样是政府最高领导人表明中央与地方的领属关系。五件文物表明：为什么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完拉萨布达拉宫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对于西藏为什么自古属于中国的问题，就获得了一目了然的答案，并且能够超越空口无凭的争议，确认其毋庸置疑的可信度。
新疆和田玉传奇
观赏布达拉宫的古代藏宝，读者不禁要问，四件代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权力的玉玺，其制作过程无疑是国家首脑特许的，其材料来源又是怎样的呢？答案是，古代华夏国家统治者所用的玉玺，从玉玺制度的初创者秦始皇开始，就采用古人所称的专有材料——“昆山之玉”，即新疆昆仑山和田玉。“昆山之玉”这个名称始于先秦时代，在《战国策》等古书中已有记录。张骞通西域后第二次出使，其使团在新疆于阗（即今和田）南山寻觅黄河之发源地，并将昆仑一带的珍稀实物采样回来，那就是一批和田玉的若干标本。玉石标本带到长安的朝廷，汉武帝本人亲自审验这批和田玉石，并且还亲自去查验古书，重新给出产这一批玉料的于阗南山命名——昆仑。此事见司马迁写的《史记·大宛列传》。
若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玉玺制度下的玉石原材料要采用西域远道而来的和田玉？难道就不能舍远求近，就地取材吗？
答案是：物以稀为贵。自从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在中原接受了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材料，其优质的物理特征（硬度、密度、纯度和色泽等）就压倒了天下其他地方的所有玉石材料。史前文化时期大量的地方玉材遂逐渐退出国家统治者的玉器生产实践，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
据此推测，中国历史上西玉东输的现象，延续将近四千年。古人还对出产和田玉的新疆南疆山脉加以想象中的神圣化和神话化处理，于是就有了“昆仑玉山”和“昆仑瑶池”一类虚实相间的意境观念。若进一步从神秘宝物向人格化方向转化，则又衍生为掌管天下永生不死秘方的西王母女神形象。正如世界上的永生不死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西王母形象的物质原型和田玉，也是具有天下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珍稀材料。玉石材料何以能够代表永生不死？毫无疑问，这是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玉石神话信仰作用的结果。
笔者曾将这种神话化过程归纳为三位一体的教义：
玉代表天。
玉代表神。
玉代表永生不死。
玉石神话信仰的这三大教义，成为东亚地区驱动玉礼器生产和玉文化传播的最有力的观念动力要素。一旦产自遥远西域的和田玉进入中原统治者的视野，天下产玉之地的观念便开始从多元向一元逐渐聚焦，最后定格在新疆和田一地（古代称“于阗”）。扩而广之，则大约包括从且末、若羌一带，直到喀喇昆仑山的我国最西部边疆的山脉地区。整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南疆地区，也就成为滋生各种美玉的奇思异想的现实土壤。从遥远的新疆边陲运送到中原权力中枢的所有宝物中，玉石总是排在第一重要位置，而且这种情况几千年来一直无可替代。
现代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写《石雅》一书时，就举出新疆多种颜色美玉的出处之例：
墨玉殆即古玄玉，《吕氏春秋》云“冬服玄玉”；《淮南子·道应训》云“玄玉百工”，注三玉为一工，是古实有之。今市上见者，片块薄材，每黑白相映带，盖玉而杂他质者。《天王开物》谓于阗无乌玉河；《西域水道记》谓乌玉河即皂洼勒，今未闻出玉，似不可信。盖乌玉河即哈喇哈什河，哈喇译言黑，姚元之亦云然，《西域记》已言于阗产黳玉，则传者尤远矣。《太平御览》西蜀出黑玉，《蜀典》谓即珙县石；《夷门广牍》亦云黑玉西蜀有之，价低，《滇海虞衡志》云软玉出丽江摸拔山，又出墨玉，作念珠，且充贡，此皆言出西南者，亦或别为一种。近时海纳塞氏《古代中国玉记》（Una Pape Hennessy,Early Chinese Jades,P.6.）云河出昆仑者有乌玉河，或曰哈喇哈什（Karakash），白玉河或曰玉陇哈什（Yurungkash），其间为绿玉河（Sir Aurel），意即阳琪达利（Yangi Darya），为乌玉河之大支脉，惟雨季乃始有水（见《古于阗记》Ancient Khotan,p.132）。据此，似于阗自有乌玉河也，今市上一玉商曾至新疆者，谓白玉产和阗、于阗两县，碧玉产玛纳斯，墨玉亦来自和阗云。（章鸿钊《石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既然现实中的昆仑山一带出产绝代美玉，在文学想象中的西域，也就跟着踵事增华，显得奇幻而资源丰富。笔者在2005年至2010年间于兰州大学兼职任教，在初步田野考察基础上撰写《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有对昆仑神话的切身体认，兹引述如下：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对神话题材情有独钟的李商隐写过一首《玉山》诗：“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似乎玉山的水流由液体状态的玉构成。清代戏剧作家洪昇写到《长生殿·偷曲》时，也描绘到玉山的想象景观：
“珠辉翠映，凤翥鸾停，玉山蓬顶，上元挥袂引双成，上元挥袂引双成，萼绿回肩招许琼。”徐朔方注：“玉山，西王母住的仙山。”
又由于昆仑山长年积雪，“玉山”作为修辞用语，也可以用来虚指此喻雪山。苏辙《放闸》诗：“渊停初镜净，势转忽云崩。脱隘尚容与，投深益沸腾。玉山纷破碎，阵马急侵陵。”传说中昆仑山的生长着一种大木禾，名叫“玉山禾”。诗人们可用此典故来影射西王母的存在。如鲍照《代空城雀》诗云：“诚不及青鸟，远食玉山禾。”李白《天马歌》云：“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二位诗人所用的典故都出自玉山禾的神话。相传西王母的居处既有玉山，还有瑶台。如李白《寓言》诗之二：“往还瑶台里，鸣舞玉山岑。”王琦注：“瑶台，玉山，皆西王母之居。”
《尚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瑶、琨……”孔安国传：“瑶、琨皆美玉。”以上所见古汉语之中一大批从王旁的字——瑶、珉、琨等，其实都是从玉旁，是古人对不同种类和颜色的美玉的专有名称。经过文人墨客不断地再造，神话和仙话中西方的昆仑山和西王母，就是如此这般和神秘的美玉环境联想到了一起。如刘禹锡诗云：“油幕似昆丘，粲然叠瑶琼。”（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至于现实中的昆仑山和田玉所引发的美玉资源想象，如何集中表现在“瑶”这个专有名词上，《河西走廊》一书是这样陈述的：
昆仑与“瑶”的联系表现在诸多关于美玉的典故中。如要追溯“琼瑶”、“瑶琼”、“瑶环”的来源，就可看出这一点。《诗经·卫风·木瓜》的名句就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汉代秦嘉《留郡赠妇诗》之三也说：“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那么古人珍视的瑶琼类美玉究竟出产在什么地方呢？葛洪《抱朴子·君道》：“灵禽贡于彤庭，瑶环献自西极。”清唐孙华《观宴高丽使臣》诗：“早闻西国贡瑶环，又见南蛮献铜鼓。”这些说法均将瑶的原产地确认在西极或者西国。看来是自古以来西域的方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吧。因为内地不出产，所以更显得稀罕和珍贵。据王嘉《拾遗记·周》记述：“（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至于京師。”好一个奇妙无比的朝贡景象。难怪有以“瑶”、“玉”为原型的大批语词反过来又强化了内地文人对西方神山昆仑的特色想象。（同前书，第18—19页。）
后来笔者在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期间，提出华夏文明特有的资源依赖现象，即对新疆出产和田玉的神圣化所驱动的物质需求和依赖。正是这种中原国家统治者持久性的资源依赖，促成西玉东输4000年延续不衰的历史。
当代玉学专家杨伯达先生在所著《巫玉之光》一书中，收录专文《论和田玉在中国玉文化史上重要历史地位》，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和田玉独尊的历史和现状：
其一，根据当代地质矿物学工作者的检测报告，确认和田玉在物理特征方面的优越性——“和田玉为中国玉的精英也是惟一的真玉”。
其二，和田玉为古代中国统治者心目中真玉。帝王和王公贵族对它既崇拜又向往，要不遗余力地去获取它。因此使得和田玉成为各地玉石种类之中惟一的“帝王玉”。
其三，儒家的玉德观念（玉有五德、七德、九德、十一德说）是和田玉广泛普及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孔子的“君子比德于玉”说，使得和田玉发生了从帝王玉向君子玉的历史过渡，借助于官方规定的国家政府官员佩玉制度，成为上层社会共同追捧的对象。
其四，和田玉工艺鬼斧神工精美绝伦。
其五，和田玉玉器艺术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古代统治者为何对和田玉情有独钟的问题，杨伯达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我国历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已有定论。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有一百余处，所产玉石品种较多，帝王和王公不断筛选品评。在他们眼中，玉不仅有优劣之分，还有真假之别，从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鳞片爪的记载。如《周礼·考工记》的“天子用全（玉）”说。又如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诏书所表现的，唐玄宗重申国家等级的礼神和祭祖礼仪，都必须采用真玉，即和田玉。其他方面的较低等级的祭祀，则可以用珉，即非真玉，亦即“美石次玉”者。该诏书原文是这样写的：
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琚。自今礼神之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杨伯达《巫玉之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华夏国家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知道真玉“难得”，但还是要强调国家礼仪用玉的“取其真”，即使制作玉礼器时所采用的和田玉玉料很小，也要保真。这充分体现国家级的祭祀者对祭祀对象（神祇和祖灵）的一片虔诚之心。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元明清的最高统治者用玉，无疑都主要是来自4000公里以外的新疆和田玉。这当然也包括布达拉宫珍宝馆里陈列的历代统治者玉印。
东海之滨玉璇玑
青岛博物馆收藏有胶东半岛上年代最早的玉礼器之一，大汶口文化玉璇玑一件。这是一件距今大约5000年的珍稀文物，也是该类型的玉礼器最早在世界上出现的重要标本之一。杨伯达先生认为那个时代新疆和田玉已经输送到中原。笔者经过十多次的玉石之路田野考察后，不敢苟同杨先生的观点，并提出有关西玉东输的多米诺展开过程的观点，新疆玉料资源输入中原不会早于齐家文化的时代，即不早于距今大约4200年的时候。
2014年山东省博物馆曾联合良渚博物院等举办“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该展览展出了大汶口文化玉璇玑和龙山文化玉璇玑共十余件。它们默默无言地见证着，这一类神秘莫测的史前玉礼器，是怎样用了大约1000年的时间，率先在山东地区发展繁荣起来的。换言之，在华夏第一王朝夏朝问世的前夜，这样一种代表天人合一的玉礼器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一带已经发展近千年了。
玉璇玑这个名称，又写作“玉璿玑”，其典故出自《尚书·舜典》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这句话。西汉学者以为这是指夜空中观测到的星相，应与北斗七星有关。东汉时代的解经家马融、郑玄等注释“璇玑玉衡”，以为是类似浑天仪的天文观测仪器。东汉以后多因袭其说。我们看玉璇玑的外形，就好像圆圆的玉璧外边添加上若干伸出的牙齿，所以有考古专家建议改称玉牙璧，有三牙者称为三牙璧，有四牙或五牙者，则依次称为四牙璧或五牙璧。也有外国专家认为不应轻易判定凸起部分为牙，而建议改称“三叶饼形物”。可惜的是，语言名称的使用一般都是约定俗成的，这两种建议都不很奏效。还有一类玉璇玑，在圆形玉器凸出的牙齿形状上面，更加精细地琢磨出一些鉏牙类装饰。或可称为“牙上之牙”。
目前能够看到的出土的玉璇玑，年代最早的都只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以距今5000年以上的大汶口文化玉璇玑为起始点，至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代，则普及到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以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出土玉璇玑为代表。后来，玉璇玑又被商周两代的国家玉礼器系统所继承，但是发展到周代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就此而言，玉璇玑生产和使用之传统，是一个发端于史前，延续两千多年后被中断的传统，堪称失落在历史早期之中的华夏文化特有礼制传统。这种带有凸出的牙状玉璧究竟是承载着怎样的神话信仰之教义，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里，已经几乎完全失传了。目前看，还需要更丰富的出土材料和长期而持续的深入研究，才多少会有可能恢复其原貌。在这方面，国际学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显然不亚于国内的专家。如日本的林巳奈夫教授，已经出版中国古玉研究专著多部，其《中国古玉研究》一书第五章题为“中国古玉的鉏牙”，专门讨论上文所提到的史前玉礼器“牙上之牙”的蕴意。他特别提示需要从宗教信仰角度去理解古玉上的鉏牙一类造型的初衷。笔者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值得我们的研究者借鉴参考：
作为装饰，一向都不太受重视。也不是能引起研究者关心的。
由这样的鉏牙之存在，而知其为祭祀用物的玉器，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不少。……然基于赋予神性之力在那些玉器上，故使之成为祭祀用器，进而又具有和祭祀神权有关联的政治功能；在此演变过程中，作为关键的鉏牙，在稍早的龙山晚期即有之，至后代一直承续其形制，这是值得注意的。（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杨美莉译，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8年，第232页；第280页。）
林巳奈夫教授的看法，吻合文学人类学一派所一再强调的观点：文化小传统中的重要原型要素，一定是来自史前大传统的。如果不从大传统即史前文化入手，根本无法掌握其源流脉络。可以肯定地说，能够算得上是文化基因的东西，只能孕育在文明国家到来之前的大传统中。
青岛博物馆所陈列的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足以表明中国史前玉文化在欧亚大陆最东端一带所贡献出的这种特殊器形，及其向西传播进入中原，一直影响到夏商周礼制的情况。陕西榆林上郡博物馆收藏收藏有一件石峁玉器——呈现为立体形状的玉璇玑，予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如果说一般常见的史前玉璇玑都是平面的玉璧型，这件特殊的石峁遗址玉璇玑就是立体型，与此类似的玉璧称为有领玉璧，不过都是玉璧的一个平面上有“领”（或称“凸唇”），如同衣领。而此件玉璇玑却是双面都有“领”，而且都是高领，其制作难度可想而知，需要将一大块厚厚的玉料，按照领的高度，将领的周围统统磨去。史前的石峁古人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生产这样特殊形制的玉器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玉璇玑是从中国北方的最东端地区，沿着黄河向西传播，进入黄河中游一带的。目前在甘肃宁夏和青海以西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玉璇玑，距今4000年的、正式发掘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中也尚未看到玉璇玑。是什么因素导致玉璇玑的传播？又是什么人在传播这种神秘玉礼器？这两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的。通过玉璇玑的分布案例，能够理解的是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史前传播的时代，即“东玉西传”。
澳门的玉石作坊
2006年11月至12月，以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为领队的考古队在澳门路环岛黑沙发掘出一个4000多年前的玉石作坊，从而大大改写了澳门这座海滨城市的历史。
本次考古发掘，在大部分的发掘探方内，几乎都发现有石英或水晶石片，据研究显示，该时期石英、水晶一般只用作环玦制作，这次发掘的G3探方内出土大量大小仅数毫米的石英、水晶石片，显示出打制石英、水晶的工作活动，可能是在该地点附近进行。在房址周围，既发现可能是采自河床中的石英原砾石原料，也有大型石英、水晶小石片，最长的超过10厘米以上。其次以打制技术形成素材，以琢制及磨制而成石英、水晶毛坯等；加工工具方面以石锤及砾石较常见。
发掘成果编成《澳门黑沙玉石作坊》一书，书中序言写道：
每个人都希望认识自己的过去。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周围的历史，茫无所知。现今的澳门市民当然知道“澳门历史城区”于200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过去四百多年间，澳门是中西文化发展交汇碰撞的桥头堡。然而，澳门这个地区，就只有短短的四百多年历史吗？澳门是否有更悠久的历史呢？换言之，在这里的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呢？（邓聪：《澳门黑沙玉石作坊》序二，澳门行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3年，第23页。）
专家执笔的考古报告的最后，建议澳门政府修建一座别具特色的黑沙遗址博物馆，可直接观察到两个生活面（4000年前以及6000—7000年前）的遗迹现象，从而丰富澳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的资源。相关的一段措辞是这样的：
而玉器乃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物质，玉石饰物作坊博物馆将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参观（迄今中国内地也没有类似的博物馆）。黑沙遗址博物馆如能建设成功，估计今后在中国全国会备受瞩目，为澳门历史传统文化增添异彩。
黑沙遗址不只是澳门的文化遗产，而是属于整个环珠江口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甚至是属于世界的，人类的。因此，千万不要把黑沙遗址的重大文化意义，只定位于澳门。（同前书，第337页。）
笔者2011年曾给有关方面写过建议书，希望能够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建立一座“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将数千年西玉东输数千公里的玉料和玉器标本集中展示。早在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长三角已经被玉文化先统一为一个地方文化整体了。其所覆盖的范围也大致吻合今日的长三角概念——三省一市。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区分省市的行政区划，5000年前的一体化格局在历史地图上的呈现，更加凸显的是一个环太湖文化区。那时的海岸线就在今日的青浦到松江一线，主要的良渚文化遗址有杭州西部的三座小山（反山、瑶山和汇观山）和上海西南的五座小山（青浦区的福泉山、金山区的金山、昆山的赵陵山、吴县的张陵山和草鞋山）。这八座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足以代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在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期间最高艺术等级和最多数量的玉礼器生产情况。若能将这一批举世罕见的珍品玉礼器汇聚一堂，在新揭幕的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举办一个特展，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和研究热潮的到来。将那种认为上海起源于二百年前西洋文化殖民背景下的小渔村的陈旧文化观念，彻底抛到太平洋里。
乌苏里江畔的玉器
自201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掘出土数百件玉器、陶器和石器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物，这为研究我国东部边境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据介绍，目前出土文物包括30多件玉璧、玉珠、玉环等玉器；400多件石器标本；根据考古学研究和测年数据专家判断，出土文物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9000年左右。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样一个十分专业性的消息，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对于研究玉文化的学者而言，这个消息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一下子将中国玉文化史提前了1000年。原本认为具有8000年历史的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玉文化的开端，现在新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升级版的换代新观念出现了：具有9000年历史的黑龙江省最北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出土玉器，必然刷新和改写玉文化史的开篇。
这里展现的玉器，小部分是工具，如玉斧，大部分是装饰品或礼器。其中的匕形玉佩和觹形玉佩，都在发展若干年月之后中断了，没有流传至后世。唯有玉璧一项，成为传承不衰的玉礼器，直到今日。小南山玉璧的出土，改写了玉璧在整个东亚洲的发生史，将其起源从距今七千年的浙江，刷新为距今9000年的黑龙江。原来最早的玉璧就是白玉璧，其取材可以推测为贝加尔湖产的白玉。这一驱动东亚玉文化发展的最初取材，在经历了八千多年的尘封之后，作为质地和呈色都最接近新疆和田玉的玉种，以替代者的身份再度风靡中国玉雕生产市场。可谓是九千年等一回的历史大轮回。
本章的五个案例，若是完全从地理上联系起来看，几乎环绕着整个中国的国境线，覆盖着全部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地：北起黑龙江的中俄边境，南至广东珠江口。西起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渤海、黄海和东海之滨。古代玉器能够书写出的文化史脉络，如何既能大大地先于汉字书写的出现，又能大大地广于汉字早期书写的覆盖范围，于此可见一斑。
至此，什么叫做“全景的中国”，读者自己或许已经能够有所体认和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