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万年的中国或万岁的中国，一定有人以为是不合逻辑的：从夏代开始计算，中华文明，也仅有4000年出头而已。5000年以上尚无国家，哪里会有万年的“中国”呢？我们说，这样的逻辑质疑看似合理，其实也是深陷在文献史学的旧观点之窠臼中不能自觉的表现。如果要让新知识与时俱进，就必须走出文献史学的牢笼，利用考古发现的新知识，重建华夏文明发生的大传统视野，这样就有了理解和审视万年中国的可能。
考古新知：中国“大历史”有多大？
中国人对“万岁”这个词，自古就习惯了。那是称颂帝王统治者的美词。不过前人所惯用的“万岁”这个词，仅仅是用于美好祝愿的一种祝词而已，不能拘泥于其所表示的时间长度的真实性。如今能够落实其文物年代的史前玉器大量重见天日，九千年是实数，也快接近万岁。这就使得今人谈论万岁的中国，有了实打实的依据，不再是空口无凭的祝词和美辞了。
要继续追问黑龙江出土的9000年前玉礼器组合的由来，玉学专家们一定会将考察的视野继续向北亚地区聚焦。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都出土有万年以上的玉器，这就表明玉文化的传统是自北向南依次传播开来的。探究汉字所没有记录的东亚洲史前文化动向，需要首先明确北玉南传现象，那是名符其实的第一次玉文化跨地域的传播运动。经过旷日持久的多米诺过程，最终将玉文化的火种播撒到广东的珠江流域和广西的右江流域。这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
从农耕革命的视角看，中国大历史呈现出北方较短而南方较长的不均衡局面，这主要是以农业立国的华夏文明，其本土驯化的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一个时间差：即北方黄土地上所驯化的小米（粟稷）仅有8000年历史，目前尚未找到90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小米的证据；南方水乡所驯化的大米（稻子）则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湖南、江西和浙江等地，都发现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驯化的稻谷。21世纪在浙江浦江县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及人工驯化稻谷遗迹，就给审视长三角地区文化上万年的地方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见识。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虽然目前所知玉礼器最早出现的地点是在北方和东北地区，但是在北方农耕文化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不足以支持作为奢侈品的玉礼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只是在西辽河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昙花一现，一直未能发展繁荣，反而是在辗转传播到南方鱼米之乡后，在长三角的稻作农业发达地区率先获得突飞猛进的大繁荣局面，成就了举世罕见的良渚文化“玉礼王国”极致景观。若没有万年的稻作农业文化的大视野，对于良渚文化的社会统治者们为何如此这般地痴迷于切磋琢磨大量玉器的现象，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透彻的。
简言之，是万年之久的稻作农业的繁荣，间接促成五千年之久的史前玉文化大繁荣。无论是以上所述的万年农业革命成果，还是五千年玉礼文化大繁荣景观，都是大大超出我们的汉字记录的文献史学传统观念，大大出乎传统知识人意料之外的。
把年代上大大早于汉字的玉礼器作为一种精神的和物质的符号，今日的学人能够从中解读的文化史传统，长达万年。这比传统文献所说的华夏五千年，足足多出一倍。当代玉文化研究所提供出的全新知识，是今日的学者们能够赖以重新进入华夏历史源头空缺已久的深处，提出文化大传统理论的学术依据和保障。
下文将举出万年大视野内四个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遗址案例，皆以玉文化的大传统呈现为目的，昭示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很久，华夏文化重要渊源的一些流变情况。其中两个遗址的发掘是在20世纪后期完成的；另两个遗址案例，则是在21世纪以来才有的发现和认识。第一个要叙述的考古发现是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嘉兴市，南河浜遗址所发掘的崧泽文化；其次是在安徽南部的含山县发现的凌家滩遗址；其三是在杭州湾一带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这三个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合起来，恰好对应今日所称的长三角地区。在这里，玉文化在距今7000多年时发源（玉玦玉璜），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之际繁荣发展（璧琮璜钺组合），登峰造极，至距今4200年之际衰败消亡。辉煌一时的史前期长三角玉礼器传统，在良渚文化灭亡之后，究竟去了哪里？第四个遗址能够给出部分的解答线索：长三角史前玉文化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玉文化生命传承的灭绝，而意味着一场以往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的文化大转移。其基本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向西转移，到达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一带，催生石家河文化的玉礼器生产体系；从长江流域向北越过淮河流域抵达黄河流域，再从黄河下游地区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催生龙山文化的玉礼器体系，从而给中原文明的夏商周三代玉礼奠定基石。所有这些历史内容和历史过程，都是晚出的汉字根本不可能记录的。我们只有依靠考古报告的内容去逐一认识。
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
南河浜遗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东11公里处，1996年因修建沪杭高速公路而发现，当年4月至11月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崧泽文化墓葬92座，良渚文化墓葬4座，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这些发现，给距今5000年、繁荣一时的玉文化地方“王国”——良渚文化，找到最直接的源头。据测定，崧泽文化的起止年代是距今约6000年至距今5100年，持续时间为900年。可以说，崧泽文化是江南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者，没有崧泽文化玉器传统做铺垫，就不会有随后崛起的良渚文化。还需强调的是，在崧泽文化之后3000年，甲骨文才告出现。
按照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92座崧泽文化墓葬被划分为四个等级，第四等级是没有随葬品的墓，而玉器的出现，则基本上集中在第一等级墓葬之中，其年代距今约5500年左右。下面就举例两个墓葬的情况加以说明。
其一为M15，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人骨已经朽坏，随葬品6件，玉玦1件，鹰头陶壶1件，陶鼎2件，陶杯陶豆各1件。玉玦以单个的形式出土，说明不是双耳用的一对玉玦。鹰形陶器的出现，在南河浜共发现3件，考古报告推测或许为部落的图腾圣物。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泥塑鹰爪，其年代大致相当或稍晚；还有中原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国宝级陶器——陶鸮鼎（一说陶鹰鼎），现存北京国家博物馆。还有陶鸮面等，现存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欧亚大陆西端地中海沿岸地区有大量出土的鹰鸮类型陶器和文物，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提出女神文明的象征动物理论，可为参照。南河浜M15玉玦与鹰形陶壶的并出，使得这座墓葬有了不一般的意义：佩戴玉质耳玦的现象，在《山海经》里称为“珥蛇”。而龙蛇在史前信仰中代表升天与通神能量。鹰的形象一旦出现，即可给人带来展翅高飞和上方天宇的丰富联想。几百年后良渚大墓玉琮王上神徽形象以头戴巨型鹰羽冠为突出特色，其鸟人合体的神话化观念可以部分上溯到崧泽文化的猛禽崇拜现象。可知在崧泽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宗教意识形态与玉文化载体获得同时孕育的时期。鸟崇拜与玉崇拜都要等到社会物质财富发达程度大大提高的良渚时代，才会迎来一次大爆发式的神话和信仰的奇观景象。
其二为M27，也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人骨已经朽坏，随葬品23件，是崧泽墓葬随葬品较多的代表。其中玉饰5件，陶器共有18件：盆2件，壶1件，鼎2件，杯8件，豆2件，纺轮1件，还有陶龟2件。这两件陶龟造型逼真，奇特的是每个陶龟都塑造为六足的形象。这在现实中是没有原型的。崧泽先民为什么要这样表现呢？古书里，仅有《山海经》中讲述帝江的形象，是以“六足四翼”为外形特点。这显然是神幻想象的产物，自古以来没有人知道《山海经》描述的六足神话生物是什么样子的，如今居然能够在约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中找到半个原型——六足之龟。这个发现让我们对古人最不相信的《山海经》（被权威的“四库全书”归入最不重要的子部小说家一类），不得不刮目相看。对该书中一些自古无解的怪异和神幻内容，也获得从史前大传统再认识的新契机。
先看考古报告对这一对雌雄双龟的陈述：“乌龟作为长寿的灵物，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中都有被崇信的现象，雕刻乌龟的形象，即是信仰的一种。以龟甲作为材质进行占卜，架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应该是对乌龟的神性的利用和延展。”考古报告据此将二件陶龟确认为“非同一般的神龟”。
这里根据考古报告对两只陶龟的描述，展开进一步的信仰观念分析。先民对这两个神物形象到塑造，显然是包含着某种神话宇宙观念的：一只龟稍大，呈长方形，刻画出尾部凸起，龟背上塑造出11个乳钉状：其中9个围成一圈，中间有2个；一只龟稍小，呈椭圆形，没有尾部，龟背上塑造出9个乳钉状：其中8个围成一圈，中间有1个。出土时，两只龟一上一下扣合在一起：长方形的大龟在下，仰身；圆形的小龟在上，俯身。若按照天圆地方的神话宇宙观，则在上的小龟象征：天—阳—乾—玄—圆规，在下的大龟象征：地—阴—坤—黄—方矩。二龟合起来是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二龟分开，则象征宇宙开辟和乾坤始奠。
北方红山文化墓葬出土过玉雕的双龟，那是把握在一位墓葬主人双手中的；南方凌家滩墓葬则出土过更加精致的二合一表现的玉龟，让上下两个龟壳夹持一件刻有八角星纹的玉版，其神话宇宙论的意蕴表达得更加明确。
1987年6月，安徽省考古工作者在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发掘出两件轰动一时的文物，即玉龟和玉版（称为“含山玉版玉龟”），其墓葬年代距今5300年，略晚于南河浜的崧泽文化。这就给其间的源流关系带来探索的空间。三十年来，学界对“含山玉版玉龟”倾注了极大的解读热情，一般认为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圆的作法可能与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有关，并且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由此推断，这一组玉龟玉版形成的礼器组合，可能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通神占卜器。还有专家指出，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上面钻有数个左右对应的圆孔，应是为拴绳固定之用。出土时，玉片夹在玉龟腹、背甲之间，玉片长11厘米，宽8.2厘米，上面刻有八角星纹。这是否表明，叠放在一起的玉龟和玉版，根本不是为日常生活所用的实用器，也并非毫无意义的装饰物，而只能是代表某种不知名的史前宗教的法器。饶宗颐先生的看法是，玉版图纹结构是外方而内圆，很像玉琮的形状，方指地而圆指天。这种几何学观念笼括天地作为远古人们的宇宙观，在未有文字之前早已形成。还值得关注的是，玉版周边的钻孔，代表着某种已经失传的数度。
如果结合崧泽文化的这一对雌雄陶龟造型来看，它们恰好可以充当凌家滩出土玉龟的原型。换言之，长三角地区的史前文化经过数千年积淀，孕育出华夏文明的阴阳八卦理论雏形，不足为奇。要说“中国最古老的通神占卜器”，如今显然不是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北岸的凌家滩，而要上溯到距今6000年前太湖以南的嘉兴地区。大传统新知识，足以给那种沉陷在文献史学窠臼中的传统历史和文化观念，带来一种颠覆和拓展的意义。
南河浜M27墓还出土有一件玉璜，也较为奇特，出土时发现是含在墓主人口中的。其他崧泽墓葬出土玉璜，一般是作为女性佩饰，位于墓主人（通常为女性）颈项之下的胸前。而玉钺则摆放在男性墓主人身下、身旁或身体中央部位，璜与钺二者的性别象征性意义非常突出。M27则是将其他四件玉饰串起来挂在墓主胸前，唯有一件规则型的玉璜，却用心地专门放入死者口中。发掘者推测这玉璜是墓主人生前随身佩戴的器物，死后被有意安放在她口中，并非专门作为冥器而生产的玉璜。在后世的商周两代及其以下，常见的放进口中的玉器是玉蝉，这形成一种相对持久的葬俗，一般称为玉琀或口琀。蝉是季节性出现的生物，其活动特征是既能够升天（有蝉翼助飞），又能够入地。这种自由出入三界的穿越性能力，自然为那些被牢牢限制在地面上生存的人类所艳羡，甚至被视为生命周期循环以至于永生不死的象征物。死者口含玉蝉的礼俗，显然是希望借助于玉与蝉的双重能量（精），为死者祈祷生命的再生。没想到崧泽文化的这件玉璜，一下子将玉琀的历史提前到五六千年之前。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接下来要考察的另一个考古发现的玉殓葬奇观，即是2007年发掘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的一座顶级大墓，考古编号为07M23。
这座墓葬的最大特色是，创下了距今5000年以上的单一史前墓葬出土玉礼器总数量的世界之最，达到300多件！而且墓葬的玉器安排布局也表现出中国式神话宇宙观的对应现象，即天圆地方，对应头圆体方：墓主人头部的玉礼器全部为圆环状的，以玉环和玉瑗为主；身体下方的玉礼器则全部为长方形的玉石钺和玉石锛等，数量多达一百余件。5300年前长江下游一位地方的统治者能够享有如此奢华的葬礼待遇，说明以玉为核心信仰的社会礼俗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夏商周的历代君王们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吧。除了后来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的几座“王者”大墓以外，凌家滩07M23墓在5000多年前的同时代所有被发现的东亚墓葬中，堪称无与伦比。根据这些21世纪的考古新发现，我们可以将“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理论，更进一步细化为：“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随后再统一中国。”即从分步骤分阶段的时间视角，具体说明玉文化统一中国的发展历程。
古人在阅读司马迁《史记》讲述的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事件时，或许会困惑不解或将信将疑吧：西周统治者的一次改朝换代革命，就能缴获前朝统治者积聚数百年的宝玉数十万件吗？为什么司马迁特意要写殷纣王自焚时的细节：取出宫廷所藏各种宝玉缠绕在自己身体上，然后再点燃自焚之火？尽管执笔者司马迁没有对这个纣王用玉的细节做任何解释，我们对照5300年前的地方统治者的玉殓葬，还是能够清楚判断殷纣王宝玉缠身的玉石神话信仰意义：那是利用天赐神物获得灵魂升天的能量。
这个案例充分表明，大传统的新知识，对于解读小传统文献的深度透视和解码作用。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一定是来自四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大传统之中，也一定与神话观念和史前信仰传统密切相关。这是古人的眼界所无法企及的全新的考古学成果。正是万年中国史的大传统视角，帮助我们读懂了古代读书人无法看懂的小传统史书的叙事之谜。商纣王借助商王朝国家宝玉的精神作用，祈求死后魂归天国的意愿，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了。虽然说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亡国之君不可言善，但是史书叙事留下的文化悬念则需要有人去填补，或迟或早终究要有所解答：从夏桀的瑶台玉门，到商纣的宝玉缠身自焚。为什么华夏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的亡国之君，不约而同地留下玉的叙事？
这样的问题一旦提出，也就相当于给本书重新点题。同样道理，明代的忘国之君——明崇祯皇帝为什么在国破家亡之际从紫禁城跑到北面的景山树林上吊自尽？其中的文化底蕴，只有当年设计建造紫禁城的江西客家风水师廖君卿团队最清楚：景山是先于紫禁城修造的，用人工封土的方式垒起一座小山，命名为万岁山，其目的就是让四千公里以外的中国万山之祖昆仑山，在遥远的东方皇城这里再探出头来，构成神话宇宙观方面的完整山河龙脉，也暗喻着紫气东来的瑞兆。如果大家记得昆仑山在《山海经》里被称为“玉山”和天帝之“下都”，则明朝统治者在创建王朝新都城时利用景山的人工修筑，希望联通紫禁城与昆仑及天神世界的神话期盼，也就全盘浮出水面了。华夏文明的文化文本，作为一种天人合一神话观支配下的潜规则，早在石峁建城的4300年前，就已经无声无息地悄然存在于设计师们的头脑之中了。
当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而新修的全钢结构体育馆命名为“鸟巢”时，多数国人并不会想到鸟巢的位置，恰恰就在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古城中轴线上。如今这条中轴线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知识产权的真正始作俑人，无疑是明代初年精通华夏神话风水观的江西兴国县三僚村的客家人廖君卿。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
本章第三个案例，是1986年发掘的浙江省余杭反山大墓群，属于良渚文化中期早段，其年代是距今5000至4800年之间。9座大墓共出土单件玉器3500件，占据所有出土随葬品器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又构成一个空前绝后的玉殓葬现象的奇观，举世皆惊。其中的顶级墓为M12，出土了体积巨大的“玉琮王”（重达六公斤多）和精雕细刻的“玉钺王”，级别之高，艺术水准之精细华美，古今皆无出其右者。
在玉琮王和玉钺王上都有雕刻精致的羽冠鸟人形象。统一标准的鸟神崇拜和神徽意象——头顶巨大鸟羽冠、中间为神人面，足为鸟爪的鸟人形象，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类似后世文明中一神教的信仰对象，也是后来商周两代青铜礼器上神秘的饕餮纹之原型。那么，这种半人半鸟，距今约5000年的南方神话意象，代表着怎样的崇拜观念和具体神话蕴含呢？四五千年过去了，今人的解说怎样才能更加接近或契合良渚时代的巫师萨满们用艰苦的切磋琢磨方式创制这类神徽形象的初衷呢？
南美洲瓦劳族印第安萨满的“黎明创世鸟”（creator-bird of the Dawn）故事，为笔者重新解读良渚神徽羽冠鸟人，提供了“再语境化”的直接的帮助。
首先，今天的东亚人群中已经看不到头戴巨大羽冠的族群形象了，但是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印第安人恰恰是以头戴巨大羽冠而著称的民族，鸟和鸟羽之于印第安萨满的意义，或许更接近良渚巫师头戴巨型羽冠的原初意义吧。前辈专家学者张光直和萧兵等，都曾论述过史前期“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存在，良渚神徽的巨型羽冠图像的重现天日，必将给这个广阔范围的文化圈研究带来新的学术憧憬。将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放在整个环太平洋文化圈大视野中，最好的启迪就是改变以往那种作茧自缚的地域性视野限制，克服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和盲视的局限，在宏阔而切实的文化关联体系中重新审视对象。
其次，美洲印第安人的祖源是亚洲，在距今15000年之前即白令海峡形成之前就已经迁徙到美洲。瓦劳族印第安人讲述的鸟神话，不是文学或审美的文本创作，而是萨满出神幻象中呈现出来的超自然意象。这样具有十足的穿越性质的神话意象，给良渚时代神徽为代表的史前图像认知带来重要的方法论启迪，那就是：不能一味地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逻辑排中律）去认识数千年前的神幻形象，需要尽可能依照当时人仅有的神话感知和神话思维方式，去接近和看待这些神秘造型的底蕴。而大洋彼岸的现代萨满的幻象体验，恰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神话感知方式的穿越性和非逻辑性：A可以是B，也可以是C……准此，人可以是鸟，也可以是鸟兽合体，或人、鸟、兽的合体。良渚神徽恰恰是这样一种全然违反逻辑思维规则的多元合体的形象。尽管如此复杂微妙，神徽中的人面和鸟羽冠、鸟爪，都是一目了然的。其所对应的当然不是现代科学思维的“可能”与“不可能”截然对立的判断，而反倒是吻合较多保留着神话式感知方式的《山海经》叙事特色：其神人面鸟身，其神人面虎身，以及“鱼身而鸟翼，其声如鸳鸯”、“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身犬尾，”等等。人禽兽三位一体的想象，不是出于创作需要，而是萨满特殊意识状态下的幻象产物。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本章第四个案例，是轰动世界的最新考古发现：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2012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3年再度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上文提到的十分罕见的立体型玉璇玑，就出自石峁遗址。石峁古城的存在年代是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一个绵延500年的史前王朝，在古代浩如烟海般的文献中居然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所有的一切全靠出土的文物来辨识和重建。文物中最令人咋舌的就是大量的玉礼器，甚至在建城时用的石块缝隙中都夹着大件的有刃的玉礼器。这又是一个匪夷所思之地。
笔者在刚出版的《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书中，有专章介绍石峁古城及其玉礼器的功能，这里就不再重复。将上述四个新发现的考古案例，链接本书第一章所讲的澳门黑沙遗址玉石作坊的发现，则五者均属近年来中国境内史前文化新发现，其中半数为21世纪以来的最新发现。四大遗址的年代皆在6000年前至4000年前，均属于我们重新定义的文化大传统范围，那时连甲骨文也还没有产生。将这几个地域连起来，大致吻合本书所提出的足以跨越黄河、长江和珠江的全景中国大视野。
从东亚玉文化万年史的发展脉络看，距今5000多年至4000年这一时期，是玉文化发展的巅峰期，此后金属冶炼的新时代开启。伴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大传统的唯一圣物玉石被新加盟的金属物所补充，形成金玉共振的新景观。玉石独尊的数千年历史终结，而且是一去不返。青铜器登场，以其铸范制造的特殊优势，在礼器生产的体积上，在批量生产的规模上，皆出现后来居上的局面，并形成愈演愈烈之势。在一定程度上，这自然会削弱玉礼器在上古礼制中原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好在如今我们有相当丰富的出土实物，能够对先玉礼器后铜礼器的转化和组合过程做出清晰的历史判断。古人所说的“金声玉振”一类本土话语的底蕴，终于得到重新认识。
“大历史”学派与“大传统”理论
通过对以上中国玉文化考察的九处考古发掘遗址的梳理，串联成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玉成中国”的原理已经呼之欲出。
一般做文史哲研究的人，不大关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转向和范式革新问题，如今“人类学转向”在史学界掀起的大历史潮流已经风靡全球，这足以给本土的大传统理论提供一个国际对话空间。没有人类学转向，学界根本不会有人去研究无文字的口传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也不会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领全球观念变革的新概念——“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亟待解决的难题是中国自己的理论建构，而不是像二百年来西学东渐风潮席卷下的人云亦云和移植照搬。
大传统与大历史，是指向未来的新知识观和历史观，其意义在于打破文字小传统和文献知识的局限，还原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中国和全景世界。要真正做到深度认识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首先需要有真正能够深度透视的大视野。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理论建构，将这种深度的大视野称为文化的“大传统”（Big Tradition），与之相对的是汉字记录的文化传统，称之为小传统（Small Tradition）。大传统的新视野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开启万年中国史观，必将极大释放被汉字小传统压抑三千年的潜在知识能量，和被秦帝国武力统一所压抑的、比中原华夏国家要大得多的地理空间的文化认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