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哈哈大笑，我问老高有什么打算，他说这还不简单？马上召集班子开会，会上把这碟一放，他还不下台？我笑笑，想这家伙是个草包，比老丁差远了，以后不必在意他。老丁虽说好色贪赌，紧要处可从不含糊。事情很明显：狂风未起先袖手，引而不发是高人。炸弹不爆才最危险，爆了炸死一个，不爆吓死一窝。这东西一旦摆到桌面上，老丁肯定豁出去了，他上边又有人，哭诉一番，就说自己被陷害了，表表决心送送礼，反正政治上没站错队，不过一点作风问题，吹阵风就过去了，谁的兵谁不保？再甩个几十万给刘亚男，她也不能张扬，到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照样当他的总裁。我们可就麻烦了，按《治安管理法》，光偷拍就得拘留五到十天，这还是小事，关键以后怎么办？
我光抽烟不说话，老高也意识到了：“你是专家，说说你的意见。”我说这要看你跟老丁的交情，你要想把他送进去，很简单：马上找人报案，公安局就是咱们自己家开的，直接把人抓了，给那姑娘录个口供，再联系几个记者，舆论造起来，铁案如山，谁都保不了他，强奸罪，至少三年！不过办他容易，你上位就难了，这位子谁都盯着，未必轮得到你吧？老高点点头，说那还是想别的办法吧。我点上一支烟：“你刚才的办法不是不行，急了点。这事得一步步来，先写个报案材料，把性质后果写明白，再编个假口供，摁个假手印，把这张碟一起拿上，给他看看。”他说这个得你写，我们不行。我说写没问题，但不能署咱们三个的名，这可是证据，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麻烦。我看看姚天成：“就你手下那个小方吧，明天把他派出去，在外面待一个月，回来后找个机会开了，肯定不会泄露。”他们俩都点头。我吸了一口烟：“老丁看完这东西，得合计合计吧？小方是法务部的，归老姚管，老姚是高总的人，他还不明白？自己就会找上门，上门谈什么？不用你说他就得让位！就算他不识相，老姚你出来唱黑脸——这事不能让高总开口，万一狗急跳墙，得有个救场的——逼他退位，让他推荐高总接班，话要说得狠，就说这东西抄送多份：公安局、检察院、纪委、市政府，四面透风，一滴不漏，也别说强奸判三年，他是个法盲，就说十年！高总你想想，换了你是老丁，你怎么办？找上边申诉？敢吗？上边还不知道呢！万一你去了，领导说：啊，这还了得，这种事你都做得出！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老高明白了，连连点头：“厉害厉害，到底是专家！”我谦虚：“为客户服务嘛，律师本分，以后还请高总裁多多关照。”他一拍胸脯：“没问题！再过十年，通发的顾问还是你！”我心想这他妈算什么关照，给他续了杯茶：“说实话，丁总对我真不错，前两天还说要把那笔四千万的纠纷交给我，百分之三十的风险。现在我帮你办这事，唉，真是……不过为了朋友……”
姚天成不笑了，他了解情况：“那案子……那案子就算风险，百分之三十也太高了吧？”高洪明面有难色，在油乎乎的大脑袋上挠了半天：“要不还让老丁签字？把柄在我们手里，他……”我光笑不说话，心想老丁可没这么傻，一千多万的国有资产，比强奸严重多了。这时碟片又放到擦油处，老丁一身肥肉抖抖，两只手在腰下紧忙活，色眯眯地哼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要不干我不对，只干一次也不对……”全是一个调子。三个人又是一阵大笑。我关了电脑，说您现在是高副总，马上就是高总裁。老姚现在是姚主任，马上就是姚副总。通发几十亿的资产都在你们手里，我不过赚点小钱，还望二位多多关照——如果你们没意见，这两天就把代理合同签了吧。
他们俩对视一眼，姚天成缓缓地点了点头，老高终于下了决心：“那就说定了，你把报案材料写好，明天给我送过来！”升了官果然不同，全是命令语气。我心中暗笑，一躬到地：“谢谢高总裁！谢谢姚副总裁！放心，老魏从不误事！”
开车逛了一圈，头顶艳阳高照，我却突然觉得冷，五脏六腑空空的，有点害怕，有点心酸，还有点说不清楚的厌倦。无力地靠在座椅上，感觉生平种种恍如一场大梦。潘志明来了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再带他见见海亮，我不耐烦，随口撒谎，说海亮到政协开会去了，改天吧。他无声无息地挂了。我把车停在花市门口，里面姹紫嫣红开遍，看着繁华热闹，心底却倍加惆怅。有一盆白菊花开得极好，价格也便宜，我掏钱买下，拿到手才想起：送给谁呢？给肖丽？呸，我宁可拿去喂狗。给赵娜娜？也没意思，定价一次八百，够买几十盆了，没必要乱涨价，助长不正之风。给冯佳？还是省省吧，人家都外贸了，对土产肯定没兴趣。想得意兴阑珊，捧着花走出来，心如百鬼齐抓，恨不能把这满街活物杀个干净。靠在车上抽了一支烟，刚要走，扭头看见了孙刚。
跟陈慧离婚后，我不止一次想收拾他，一直找不到机会。这王八蛋给我戴绿帽子，吃了我那么多辣子鸡，居然还有脸跟我打招呼：“哎呀，大律师，这么有空？”我装得格外体贴，搂着肩膀聊了半天。这王八蛋现在开了个演艺公司，招了一帮帅哥靓女，练两天形体，学几个步伐，天天到酒吧走穴卖艺。我问生意如何，他连连摇头：“唉，难做！不好管，动不动就撂挑子，说走人连个招呼都不打。”我说签劳动合同啊，没合同就没权利，你怎么管？他一摊手：“别提了，就是合同签出事了，现在人家把我告了，说我不给他买保险，我自己都他妈没保险！”我脑筋转了转：“劳动纠纷？好办！要不要我找人帮你？先说好，我自己可不接这种小案子。”他喜出望外：“太好了！大律师劳驾不起，小律师也是一样。不过这律师费……我现在……”我拍拍他肩膀：“老朋友了，放心！”
开车回到所里，周卫东十分礼貌，倒了茶，双手递过一个信封：“刘亚男来过了，这是她还您的，我替您打了收条。”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一百块的，有五十块的，还有很多十块、二十块的，钱里夹着一张小纸条：
先还七千，余款一周内还清。——刘亚男
我心里突然难受了一下，想这钱凑得不容易，她该不会去卖血吧？
那录像时长四十八分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内容。快结尾时药效到了，刘亚男双眼蒙眬，手脚无力地挣扎：“不要……不要……你……是谁？”老丁也坏，觍着肚子加快了进度，嘴上还骗人家：“我是你爸爸！”她喃喃自语：“爸爸……爸爸……怎么会这样……”老丁摸摸她的脸：“乖女儿，躺好，爸爸疼你。”她蜷手缩脚，像个小婴儿一样慢慢往后挪：“爸爸……不要，爸爸……”我有点看不下去，把后面的全剪了。听姚天成讲，她全醒时老丁早走了，房里狼藉一片，她肯定知道出了什么事。在床上坐了很久，她慢慢地穿衣服，先是内衣，接着是裙子和外套，挂钩扣好，拉链拉上，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但没发出声音。她低头穿鞋，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到脚面上。她哭着洗脸，哭着梳头，一直无声地哭，至少哭了一个钟头，最后打电话问她男朋友：“家明，你……你还爱不爱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确实太坏了，但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凡事皆有代价，人生不过是一场屠杀，要么为刀俎，要么为鱼肉。她如果不想要那一千二百万，就不会成为我的炮灰。为了那一千二百万，她必须做老丁的乖女儿。
把孙刚的事交代给周卫东，他问费用怎么收，我笑眯眯地：“一分不收！一定要办好！办不好，我废了你小子！”
我小时候，鸡还是家禽，只会下蛋，不会卖淫。蔬菜和粮食都没有毒，架上的黄瓜、地里的萝卜，擦擦泥就能吃，爽脆清甜。世界山青水绿，遍地都是野菜，半个小时能挖一大筐，无公害，有营养，人都不吃，全剁了喂猪。那时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这边教语文，那边教算术，天天一身粉笔灰，回家后喝杯酒，叹两声，关上门就拿我妈出气。他是村里的文明人，打老婆也讲究风度：不动拳头，不打脸，只在身上狠扭狠掐。我妈不识字，但知道三从四德，全力配合，从来不哭不叫，任他扭，任他掐，咬牙忍着，常常一身乌青，打完了照样扫地做饭、缝衣喂猪。那时候我基本都站在窗外，里面响一声我就哆嗦一下，但七八岁的小孩能做什么呢？还不敢大声哭，我缩成一团，一心只想钻到墙里去。
我父亲一生积极，领袖说上山下乡，他就上山下乡；领袖说扎根农村，他就娶了我妈。别人偷奸耍滑，他下力真干，挖梯田，送大粪，一颗红心两腿烂疮。别人都回城，他不回，说人家思想落后。后来想回也回不去了。1974年是他最后的机会，革委会给了一张表，他偷偷填了，回家收拾了一点东西，摸摸我的脑袋，什么也没说就跑了。我外公当时还活着，把全家召齐，连夜赶了三十里山路，在县城汽车站堵住了他，派两个舅舅上去打了一顿，然后押回公社。那是我对这世界最早的记忆：我的父亲五花大绑，一头是血，街两边站满了没心没肺的杂种，都指着他冷冷地笑。我伸手拉他，我的父亲两眼血红，一脚把我踢倒：“小畜生，滚！”
那年我五岁，还是个孩子。我父亲二十六岁，放在今天，也还是个孩子。每个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独我们父子没有。
我高中时他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几乎从不回家，天天戴个老花镜踩缝纫机，嘴里长吁短叹，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一半。1986年除夕之夜，他喝了整整一斤散装白酒，又要打我妈，那时我已经挺高了，冲过去一脚把他踢倒。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我的父亲瘫坐在泥水里，头发花白，满脸流泪，对我妈说：“我这辈子，就是让你毁了，就是让你毁了！”
他死时我不在。回家后到他坟前坐了几个小时，一直没哭，感觉就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听说我妈倒是哭得厉害，死死抱着他，几个人都拉不开。她不识字，不会说什么动人的言词，从头到尾都是一句话：“你啊你啊，你吃了多少苦啊，吃了多少苦啊……”
我们这代人都是仇恨生的，一出娘胎便心怀恶意。我现在事业有成，身家百万，但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自己没有出生。
那盆菊花无处可放，只有拿回家。肖丽高兴极了，也顾不上脚疼，瘸着腿修枝浇水，还给我倒茶按摩，样子殷勤无比。她现在找了份工作，刚上班，特别巴结，烫伤了也不肯请假。早上出门时遮遮掩掩地问我：“你说我坐356还是坐431？”356路是公交快车，车站很远，要走十几分钟；431路便宜一块钱，车站也近，但慢得多。这意思是让我送她，我假装没听出来，建议她坐出租车。她尴尬地笑笑，说出租车太贵，还是坐大巴算了。说完一瘸一拐地走向车站，边走还对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