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定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还在路上不断思考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扩充。
他为自己制定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输出渠道是一路言政。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情景，倒真是让我觉得很心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虽然地处边缘，但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者能言善辩，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破费讲究礼仪，岂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岂能借以立国；现在礼崩乐坏，若想恢复周礼，几代难以穷尽，怎可指导民众？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人生关口。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他把握住了“天命”，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件事的记载，我读几句：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虽然多次满员，却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大相信。
余秋雨：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
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当时各诸侯邦国在名义上还都从属于周王朝，如果在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未脱野蛮，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这种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人就是孔子，这很为鲁国争光。在鲁国国君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我想，这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仕，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
余秋雨：知识分子，在西方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行使过独立批评，但没有用，因此他要进行局部示范。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为了不让理想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理想而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了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如有可能，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