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性格和脾气
问：秋雨老师，按照世界历史的常理，一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国力崛起，应该带来里里外外的敬佩、赞叹和趋附，但我们遇到的情景却不是这样。很多分析家把产生这种不正常情景的原因归咎于贫富差异、外国嫉妒或策略有误，其实差异、嫉妒、失策等，是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遇到过。我认为现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我们缺少一种能够让人亲切沟通、广泛感应的当代文化，您同意吗？
答：我说过，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
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问：现在看起来上上下下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断说“文化是精神家园”之类，以示重视。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各国通用的寻常比喻，对吗？
答：“精神家园”的比喻还不错。但是，关键在于是什么“精神”。如果“精神”来自利益集团、民粹主义、极左极右、自狂自贬，这样的“家园”是可怕的。
问：后来又提出了“核心价值”，同样缺少确切内容。秋雨老师知道“核心价值”是指什么吗？
答：好像主要属于社会政治思想范畴，又加上几个美好的词语，与文化有一点粘连。但是应该看到，能够提出“精神家园”“核心价值”的概念，尽管内容还不明确，也已经传达了一点比较乐观的信号，表明已经有人知道，中国今天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精神价值。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看起来房子很多，却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问：既然已经知道了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起色呢？
答：因为有很多“伪精神”“伪价值”半路拦劫。大家都把一系列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了。
问：山寨版的“精神价值”有哪些？
答：我必须说明，把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的，大多是好人，因为他们还相信有“精神价值”这回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温和一点，称之为可疑的“精神价值”。
简单说来，可疑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
把这三者加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因“成功”而势利，因“民意”而喧闹，因“国学”而陈腐。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当然很难让人喜欢。
可疑的“精神价值”
问：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可以。
问：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意，老师方便吗？
答：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本质上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极有可能成为一种由谣言点燃的爆发式起哄，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实质早已成为与实相真相、民众善意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在历史上，那种与乡间流俗合污的伪善者，被称为“乡愿”。孔子把它说成是“德之贼者也”。在现代，我们见到的所谓“民意”，大半是“民粹”，也就是随意冒充民众的名义冲击理性底线的文人恶谑。我经历过的“文革”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组成的“民间法庭”，九州大地血迹斑斑。“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形象，把很多并无科学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
“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性”，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性”。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性”。其实，只要有了“排他性”，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你说得很对。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如果不想“算”，那么对不起了，也不应该称作“国学”，因为你们既然要借着这个国字来获取“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威，那就不能不承担与它相关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
问：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最后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时候，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连他们这些学者，也还没有理清楚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章太炎还认为来自巴比伦呢。因此，他们是面对一大串问号进入的，想为中国文化找出一条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
问：秋雨老师，如果不是那么变态地祭拜“国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选择、学习、铭记吧？如果能够躲过那些“总裁国学班”和“国学达人”，应该如何进入正常学习呢？
答：这也是我下决心接受邀请，花整整一年时间来为你们讲这门课的原因。应该如何正常地选择、学习、铭记中国文化精华，我将会按历史顺序凭借实例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