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香港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香港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香港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香港学生的拒绝有道理？
答：有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投入生命。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修。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作“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极佳的反向磨炼，最后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
答：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揣测内心，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作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诲导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制伏他人获得自我生存的计策。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有魅力的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这一点，已被很多人指出。
问：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学术是为了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何况，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解构文本已经在影视中出现，它们很难长存。
问：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有趣一点。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
语言能力训练班
问：秋雨老师，我听说北京几位著名主持人提出建议，希望由您亲自出马，开设一个各级发言人的语言能力培训班。据说您没有答应，为什么？
答：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我们各级机构选择发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职位和业务，顺便听一听普通话的清晰程度，这与我要求的语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离。因此，即使集中起来培训，也难有成果。
问：请原谅我的好奇。如果由您开设一个训练语言表述能力的课程，学员也是您亲自挑选的，那会实行哪些训练？
答：三个月就够了，定期完成一项训练。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式，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一一攻坚。
第二个月，质感训练。即努力让宏观潜伏于微观，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即便在论述大事时，也寻找一个小巧而幽默的平民化角度。这也是语言的低位化训练，唯低位方能亲和。
第三个月，撩藻训练。即撩去一切不适合口语、又不方便翻译的形容、排比、对仗、骈体，改成质朴叙事、透明表述。这情景，就像我们在大大小小水域里撩去蓝藻、红潮、浒苔一样。
在这三个月的训练中，还要给他们讲授一点“接受美学”的原理，主要是让话语立场，由“表达者”转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种“不准备接受的接受者”。
问：感谢秋雨老师对我随口提出的小问题回答得那么详细，那么系统。如果真由您亲自开设这样一个语言表述能力训练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我觉得很多行政高官也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他们的话语系统最要命，恰恰影响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听到的永远是：“首长，您的报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语言方式的突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
答：这又讲大了。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它从属于思维方式、人生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
文化的定义
问：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笑)我倒是“想”了一个出来，写在《何谓文化》那本书里了。我想，任何好的定义，都应该切中那个最关人们痛痒的命脉。在文化的问题上，什么最关人们痛痒？我发现，三十多年开放后很多跨国婚姻的破碎，大多出于同一个原因，叫“文化差异”。多年夫妻因“文化”而离异，但他们两方都不是文艺专业。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命脉所在。
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整，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的二十二字主体容易理解，只是对于后面复句结构中的“集体人格”，含义不太清楚，能解释几句吗？
答：在文化的定义中引入“集体人格”，已属于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级，估计多数研究人员也不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艰深的学术课题展开讲，只能简单提一句，你们也就能大体明白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现在社会上某些热门“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制胜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这一切，不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有些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值得怀疑？
答：正因为有些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
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
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