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讲完唐代文化的繁盛，再讲以后的文化现象，会显得有点艰难。在强光的对比下，我们会对后面的光亮失去热情，因此也会失去公平。
首先承受这种不公平的，是宋代。
除了宋词之外，中国人对宋代的印象是混乱的，那简直是一个“记忆的沼泽地”。我现在很想听听大家对宋代的印象，随口说吧。
王牧笛：整个宋代都让人感觉比较暗淡。首先，不断受外族和蛮夷的侵略，订和约呀，送岁币呀，逃亡流亡呀之类的事情很多。就连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两个皇帝都被俘虏，而且都死在了北方，这对中原文明是一种空前绝后的耻辱。另外，朝廷本身也很黑暗，权奸当道，把像岳飞这样优秀的一个武将给杀了。还有就是文化人的遭遇也特别让人同情，司马光、王安石都被牵涉到党争中，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文化人或者在政治上被排挤打压，或者因战乱而颠沛流离。
吕帆：还有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不管你叫他黑社会也好，群英会也罢，但重要的是这个“逼”字，就是正常人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也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这个时代的老百姓一定生活得很压抑。
王安安：还有程朱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人性，禁锢自由。对女人特别苛刻，一方面要她们严守礼仪和贞洁，竟有女的手跟男的碰到了，回去就不得不把手给砍掉这样的事；而另一方面，由于宋代老吃败仗，人们转而把拯救国家、抵抗外辱的希望寄托在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身上，男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余秋雨：大家讲的都没错，但把这些现象当作解读整个宋代的基础，却错了。
中国思维的一个弊病，就是喜欢凭着局部印象作情绪化的判断，自始至终缺少理性控制，而理性控制的前提是宏观比较。先擦去那些眼泪，收住那些叹息，压住那些怒火，把各种事情放到大历史、大坐标中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一些基本轮廓。
放到大历史中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认认真真地建立起了文官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赵匡胤把兵权和财权收回中央，结束了地方政权的武装割据，全国由文官来替代武将。那么，文官从哪里来？只能从科举考试中来。因此，科举制度走向健全。科举考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唐代有考经书的，有考策论的，科目众多，更多的人偏重进士一科，诗写好了就行。但是到了宋代就倚重实用，虽也考经义即儒家经典，但殿试仅考策论，就是社会管理的方略。这一考，就比较符合选拔行政官员的要求了。
和科举考试相应的是在全国广办学校。国家官学之外，还有地方私学，如象山书院、嵩山书院、岳麓书院。这样，也就开创了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时代。
宋代给文化人一种空前的优待，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宋太祖有遗训，据说当时以铁券的方式存在太庙里，说本朝对上谏言事者，一律不杀。这主要是针对文官而言的。比一比宋代前后就会发现，这项政策非常开明，不能小看。
宋代很长，但杀文臣的例子不多。我们所喜欢的那些宋代大文豪，不管做到多大的官，犯了多大的事，可能经常会被贬谪或流放，但很少被杀，也不会承受司马迁那样的酷刑。光凭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宋代多一点正面评价。
宋代文官制度，往往把一代文化大师推上最高的行政职位，例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这在其他朝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朝代也有大量文官，但是行政权位和文化品级不成比例，职位高者大多文章平庸，或者文章高者大多职位低微。除此之外，宋代文官的酬金之高，也空前绝后。
文官体制好是好，却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弊病，那就是不会打仗。文官们根据书本上看来的种种谋略，把宋与辽、金、西夏、蒙古的关系搞成一团乱麻。越乱越出馊主意，结果，军事上变得不可收拾。
当然，打仗打不赢，主要原因不在文官制度，而在于战争方式。应该明白，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那么多亚洲、欧洲国家都无法抵挡蒙古军，为什么偏偏要嘲笑宋朝抵挡不住？
总之，在大视野之下，宋代还是挺不错的。我希望大家从狭隘的军事思维，扩大到整体文明思维。
王牧笛：确实，虽然在政治、军事上的问题很多，但是宋朝整体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好的提升，文明成果有很好的积累。所以客观地说，宋代，创造了包括生态文明、艺术文明等极其丰富的文明。
余秋雨：刚刚我讲了一句话：“希望大家从狭隘的军事思维，扩大到整体文明思维。”这个意思我还要阐述几句。如果站在古代史官的立场上，雇用他们的朝廷兴衰是第一标准。因此，必定把军事胜败和宫闱争斗作为首要内容。但是，如果站在全球立场、现代立场来看，第一标准应该是文明的进退、民生的优劣。
只要认真研究中国科技史就会发现，宋代的科技创新能力超过其他很多朝代，涌现出了众多的科技成果，如火药、活字印刷等。农业耕作方法也有巨大的变化，南方大面积播种了耐旱的稻种，推广了稻、麦两种制。特别是商业，其发达程度可由张择端那幅不朽的写实场景画《清明上河图》来作证。
宋代的文化艺术更令人瞩目。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象征性的图像：唐代文化像一道壮丽的瀑布，而宋代文化则是承接这个瀑布的深潭。一切艺术门类到了宋代都臻于极致，我们现在各门类的收藏家如果弄到了宋代的一点文物，都会视作珍宝。就连被唐代写尽了的诗，也在宋代延续出陆游这样的高峰。当然，若要问宋代留在中华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记忆，我想一定是宋词。
现在我们还是用对付唐诗的老办法，请大家从宏观回到微观，谈谈在自己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宋词。
刘璇：我喜欢秦观的《鹊桥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抒写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字字珠玑。还有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样的句子，真是把汉语的魅力推到了顶峰。
王牧笛：还有《声声慢》啊，梁启超评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时说，那种茕独恓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的。
王安安：我喜欢苏东坡，觉得他的魅力就在于突然间的柔情。比如《江城子》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后，突然有一个明快的“小轩窗，正梳妆”，一种既强烈又和谐的旋律对比。苏东坡不仅有这些情感丰富的作品，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把人生置于“大空间”和“大时间”中，写出了一种天地间少有的壮美和豪迈。
欧阳霄：我对陆游印象最深。听他的《诉衷情》，句句刻骨铭心，最后是“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一读这八个字，那种无奈的悲愤，那种收复失土无望的心情，就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吕帆：我更喜欢辛弃疾。他既有抑郁的气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也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恣意。
余秋雨：秦观当然不错，但是谁让你们一口气排出了苏东坡、陆游、辛弃疾，这可把秦观狠狠地给比下去了。这几位，再加一个李清照，已经齐齐地把词的最高爵位占领了。
对我来说，“大宋”之“大”，一半来自宋词里的气象。如果说古诗词容易束缚现代人的思想，那么，这个毛病在宋词里是找不到的。我更鼓励年轻人多背诵一点宋词，甚至超过唐诗。原因是，宋词的长短句式更能体现中华语文的音乐节奏，收纵张弛，别有千秋。
除宋词外，宋代在绘画和书法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在这里，我想用大屏幕投影展示一些比较著名的宋画。比如请看，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公麟的《五马图》，以及前面说到过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画不必介绍，一上眼就是稀世大作，是不是？还有这一幅，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你看这幅人物画笔墨那么简单、省俭、奔放，却充满了浪漫气息，想不出还有比它更好的笔法来描绘李白。赵佶的《芙蓉锦鸡图》，也不错。
宋代的书法艺术，一般概括为“苏、黄、米、蔡”四人，也就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这四个人，书法技术最高的是米芾，但就整体格调而言，还是应该首推苏东坡。《黄州寒食帖》便是最好的证明。读一般的优秀书法是可以淡化内容的，但面对苏东坡的书法就不行，非要品味他笔墨间的情致不可，一品味，那种身处困厄中的文化灵魂又立即将你笼罩。这是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所做不到的了。
由此联想到一个比喻。我们一般看时装表演，着眼点在于服装。但是，也有个别世界级模特儿实在太杰出了，她的体态、神态、步态传达出一种强大的生命状态，把人们深深吸引。如果说，其他书法家的笔墨像多数模特儿身上的服装，那么，苏东坡则是那种极少数让人着迷的模特儿，他的生命状态已经把外部形式牢牢控制住了。
宋代的那么多作品加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典雅。典雅两个字放在很多地方都合适，但要把它作为一个时代的概括并趋于极致，只能是宋代文化。
但是，就像所有的典雅都带有脆弱性一样，宋代的典雅也是脆弱的。边关吃紧，政权危殆，文官党争，民心浮动……但我想，在脆弱的大环境中保持典雅，这才是典雅这个词语的深刻内涵所在。
我曾经在西班牙看到过一座宫殿，建造之时，整个城市已经被敌军包围了两百年，周边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占领。它只是一座孤城，或者明天灭亡，或者明年灭亡，或者再过十年灭亡，反正灭亡不可避免。所以，该城的居民干脆选择做艺术家，把人生的全部教养全都化作了图案。那座宫殿的典雅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是一种不依赖实力，不追求喝彩，不期待轰动的典雅。一种失去前途的精雕细刻，反而雕镂出了一种真正的纯粹。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把这种美学现象说成是“死前细妆”，可能太悲凉了一点，那就可以加上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绝地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