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唐代文人最为自由，只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使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杰出的文人常常会担任重要的官职，面对社会接连不断的动荡，他们似乎早就有多种思想准备，包括捐躯，包括毁灭。
我前面说过，宋代空前绝后地把一些最高等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最高等级的行政职位上，这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遇到过的“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对于这个题目，我本来觉得可以轻轻放过了，但昨天一想，还应该再谈论几句。因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范例。
让顶级文化大师担任顶级行政职务，这个历史现象，你们平时想过没有？对于这几个文化人，你们有什么印象？
罗璞：就说王安石吧，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两句，就已经可以确定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了，但他的历史名声主要建立在行政改革上。王安石变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变法在世界历史研究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忽略。
吕帆：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我们姑且称他为保守派吧。另外，司马光也是非常厉害的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我至今还没看完呢。而相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这样的顶级文人一旦从政有一个共同特点：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非常固执，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结果各种矛盾就因他们而更加复杂了。
范仲淹想在原有的官僚体制里进行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吸取教训，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政府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地方财团非常恼火。要全面执行这些法令，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后又不支持他，过一阵想想不对，再去支持他。王安石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
对于司马光，我们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保守派。司马光知道宋代的问题很大，但正因为大，就更要“守常”。他认为，对已有的结构不要变动得太激烈，避免让整个社会产生心理危机，加剧动荡。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于是两方面的对立就产生了。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几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过，后来完全是因为在革新观念上的差异而成了“政敌”。但是，两方面都不存在要把对方消灭的意图，这就是君子之争。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身边都有一个极被信任的小人，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边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司马光身边的那个人比较有名，就是蔡京。这两个小人把事情全搅浑了，把变法变成了两个人的情绪争斗。双方都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变成了一笔三翻四覆的乱账，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争的悲剧。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当政，保守派得势，司马光在元祐初年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推翻。王安石当时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做过两任宰相的大文人在南京郊区江宁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住着。有一天，他听到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苏东坡来了。君子与君子之间，不管政治观点多么对立，心头总有一份潜藏的互敬。王安石决定去见他。
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之后，已经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传遍全国的佳作，他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过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东坡的，苏东坡看自己灰头土脸，衣服打扮也不对，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这个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两个疲惫的文学大师还一起游玩了好几天。玩的时候当然不可无诗，一写诗，两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去的，那是一〇八六年四月，司马光下令厚葬。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告别人世。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作“元祐党人”，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在元祐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文化巨匠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无可挽救。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有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全部过程，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和凄楚笔触。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吟诵这些人的作品，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陆游最典型，一生企盼战斗，直到死前还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名句，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号醉翁，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到了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我很想做一个专题研究，题为《从“醉翁”到“放翁”》，来扫描宋代文化人格的演变过程。
王牧笛：和陆游一样，辛弃疾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一直渴望“沙场秋点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是喊着“杀贼、杀贼”而死的，这一年是一二〇七年，距今八百余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文化义士致敬。
刘璇：文天祥的命运可谓最坎坷的了。一二七六年元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就被太后派去与元军谈判，被元军的将领伯颜羁押，逃出来以后又与当时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意见不合。后来文天祥领兵到广东一带抗击元军，但两年后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岁被处死。文天祥的身世与当时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可用他的诗句来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面对恶劣的情势，文天祥的态度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的气节，成为中华古今君子的座右铭。
余秋雨：你们在宋代文学里捕捉到了一股铁石铮铮的英雄之气，又说得那么投入，我听了非常感动。大家一定还记得那天我对颜真卿的叙述，可见有一种民族精魂由唐到宋贯穿下来了，甚至延续到我和你们身上。这便是中华文化一次次从血污中重生的秘密之一。我一直把北大高看一眼，也与这种精魂有关。今天的你们，又让我对中华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谢谢！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要回到课程主旨。宋代文学里的英雄之气千古不朽，但是，承载英雄之气的那些军事、政治事件却早已零落成泥。于是，那股英雄之气就承载在审美形式上了，并在审美形式中永恒。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史课要研究的重点。
那些令人垂泪的豪迈诗人，直到生命终点还想从军事和政治上挽救一个王朝，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奔命呼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文学王朝已经被他们建立起来了。
军事和政治的王朝，看起来是那么重要，但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真正永恒的崇高，却属于那个文学王朝。
除了你们刚刚列举的几位外，我还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李清照。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才女，乍一看与政治、军事不应该有太多关系，谁知因为身处多事之秋，几乎把她的整个身心都牵连进去了。她与丈夫赵明诚相亲相爱，但两方的父亲却处于政治斗争的对立面。赵明诚去世后又有谣言诬陷他私通金国，结果李清照此后很多年都在为洗刷亡夫的恶名而长途奔波，直到最后不得已而再嫁，再嫁又嫁错了人，离婚又要判罪……一系列想不到的麻烦纠集在一起向李清照扑来。李清照不知承受了多少无法承受的打击，但到最后也未必明白：她为之奔波的那种政治名誉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文化名誉却已经在她的长吁短叹之间完满建立。也就是说，她在重重困境之中随手写下的那些词，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不灭珍宝而光耀千古。
后来，知道李清照悲惨经历的人已经很难找到，而熟读她作品的人却成千上万。时代容不下她，她却成了时代的代表。从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时代是多相位的，在文化相位上，上苍从一开始就已经悄悄地封她为女王。
她的事情，我在一篇谈名誉的文章中曾详细地说过，大家有空可以找来读一读。
说到这里，大家对宋代文化的感觉是不是好得多了？一个乱云密布又剑气浩荡的时代，极其反差地出现了典雅文化的大创造。在剑气和典雅之间，一群山岳般的文人巍然屹立，他们的激情和泪花全都变成了最美丽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我们手上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