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秋雨老师，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溯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因为在中国现代，真正的好作品实在太少，大多处于比较幼稚的摸索阶段，又兼兵荒马乱，成果更是寥落。当然，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
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问：您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德国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比不过现代文学。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一种专业，投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封闭式的迷醉。即使这个人的视野并不狭窄，也会陷入这种迷醉，就像一个行车万里的司机老是惦念着那个经常栖宿的小旅馆，认为它超过别的很多旅馆。这种陷入很可爱，而且无法辩论。
问：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答：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贾平凹、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冯骥才也有交情。高行健、莫言、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
“掏糨糊”
问：在您的全部讲述中，与上海文化隔得很远。当然，您本来就远远超越了上海文化。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越来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无以复加。文章以为：“在巴金、谢晋、黄佐临、陈逸飞、胡伟民、程十发相继离世之后，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陈，具有全国影响的只剩下了一个余秋雨教授，却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经很少有人把他与上海联系起来。”我想问的是，这种“格格不入”，是由于上海，还是由于您？
答：责任全在我。
问：有人调查了一下，自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上海的任何文化、艺术、学术会议上都见不到您，连规模不小的上海书展也不见您出席。但是，您却一直生活在上海。按照我国现行的体制，上海断线了，北京的相关机构、各种荣誉也联结不到您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责任全在我。
问：又有人调查，说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居然没有见到过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长”，连在集体场合也没有。是他们不找您，还是您故意躲着？
答：责任全在我。
问：秋雨老师，您不能总是这么回答。我估计是上海文化界有点怕您，不是怕您尖锐，而是怕您天马行空般的壮举把他们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扰您，是吗？
答：相反，是我有点怕他们。
问：能不能多讲几句？
答：(笑)那就多讲几句吧。我历来胆子极大，否则不会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却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问：什么叫“掏糨糊”？
答：凡是当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动词，相当于“搅”。糨糊本来就不透明，一搅就更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谁在搅，又是怎么搅的；糨糊越搅越黏，黏住了就很难清洗，而且很快就会风干；谁也不会来帮你擦掉，因为一擦，他也会被黏住……
问：我明白了，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杨先生说过的“酱缸文化”？
答：比“酱缸文化”更严重。因为酱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没有人把搅酱缸当作一项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称“白相相”。
问：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几个特性了：不透明、无主题、无焦点、无责任人、无救助者。这样的概括可以吗？
答：概括得不错，但具体事情发生时比你想象得更腻烦。这是旧上海“五方杂处、帮派横行”的环境中养成的小市民谋生哲学，现在上海在整体上已经告别，但在一些“无事生非”的领域，还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陈，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种低层次的腻烦吓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只因老母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问：能否从您自己的经历中举几个实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我可以试一试。我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各种谣言没有断过。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细一看，根子全在上海。为什么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恶棍拔剑，可以对谤者怒斥，却怎么对付那一摊摊黏糊糊的糨糊？
例如，几度全国盛传，我和妻子离婚了，后来终于找出其中一个上海造谣者。他似乎认识我们，在某个场合用平静的男低音叹了一句：“两人早就离了。”谣言闹大后他才轻轻一笑：“我是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原来的职位。”
又如，整整十几年全国都根据一个上海文人的说法，批判我参加过一个“文革写作组”，最后才发现那个写作组是周恩来总理布置成立的鲁迅研究组，我恰恰没有参加。问起那个上海人，他说：“我职位太低，见不到周总理。”
又如，有人说我并没有像外传的那样为灾区捐款二十万元，于是在媒体上大闹了两个月。等到灾区证明，我捐的是五十万元，那人又笑了：“我说对了吧，不是二十万元！”
再如，上海一个文人撰文，称警方发现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有我的《文化苦旅》，由此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但如果问他是哪里的警方，他很可能说是澳洲的，或叙利亚的，或贵州山区的。
更好玩的是，一个上海文人据称发现了我的很多“文史差错”，又“剽窃”了谁，一时他在海内外大紫大红，几百家媒体倾情参与。后来有一位外地记者拿着我著作原文的照片，问他为什么与事实不符，他也不怎么慌张，只淡淡地用上海话说了一句：“我当时有点想当然。”
……
这一切，都是标准的上海式“掏糨糊”。
问：为什么不诉诸法律？
答：别上当，这正是他们的企盼。上海有一道名菜叫“咸菜炒肉丝”，他们认为名人是肉丝，他们是咸菜，一炒，才出名。而且他们在法庭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的说法游移不定，又非常愿意道歉。法官还没有宣判，他们就频频弯腰鞠躬了。
问：他们“掏糨糊”，是为了出名？
答：这又有点纠结了。如果想出好名，他们缺少才能；如果是出恶名，他们缺少胆气。他们只是用含糊、躲闪的方式搅局，出一点自我安慰的小名。据说目前在机场，赖到最后一刻不登机，让机场广播台一次次报出他们名字催促的，也大多是这些人。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名字被悦耳的声音播报，又被国内外乘客都听到的快感，不惜在机场“掏糨糊”。
问：您这么说，会让上海人生气吗？
答：不会。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写过一篇长文叫《上海人》，对上海人进行了系统论述，也有很多批评，但几乎没有上海读者反对。不久前，上海评选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文化书籍，评出的是我的《文化苦旅》。可见他们对我不错。上海人整体素质很好，更何况，又出了姚明、刘翔这样可作为“华人健全坐标”的杰出人物。时代发展到今天，小市民已动迁，小痞子已年迈，“掏糨糊”的人越来越少了，主要集中在文化、传媒的某些角落。他们专找“有名无权”的人“掏”，因此特别看重我。
问：他们围着您“掏糨糊”，外地的一些激进分子听到风就是雨，便对着您大喊大叫。对此，您感到生气还是有趣？
答：其实真正可怜的是外地的激进分子，一下子掉到大大小小的糨糊桶里，站起身来已经被黏得像一个个雕塑，而且快速风干了。现在看过去，他们已经不再发声，因为口腔、鼻腔也被糨糊黏住了。而那些肇事的上海人，倒还在街市间躲躲闪闪地暗笑着游荡。
问：不管是上海人的“掏糨糊”，还是外地人的“瞎进攻”，对您都构成了诬陷。诬陷，是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迟早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我们学生宿舍里的一点小口舌已经让几个同学血脉贲张，而您面对着那么多年的诬陷居然还气定神闲、风度无限。能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防身诀窍”吗？
答：可以。这可能是一个长者对你们最重要的馈赠。
第一，面对诬陷，千万不要反驳，不要解释，不要申诉，不要理睬。一旦理睬，它就赢了一半。
第二，千万不要企图与诬陷者对话、和解，也不要企图让旁观者同情、怜悯。人格之失，只会让生命贬值。
第三，如果诬陷对你带来了实际损害，应该坦然接受。诬陷让你离职了，你本该不要这个职位；诬陷让你失友了，你本该不要这些朋友；诬陷让你离婚了，你本该不要这段婚姻。诬陷，是你的“人生清洁剂”。
第四，千万不要因为遭受诬陷而停止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更不要让自己的工作无意中成为对诬陷的回答和反击。只要回答和反击了，那就是诬陷对你的实质性占领。
第五，请建立一个基本思维：没有阴影的高楼，一定还未曾建造；没有藤缠的大树，一定还气象未到。
第六，受过诬陷的人须“化害为宝”，在内心建立起一些戒律，例如：毕生不可攻击善良，毕生不可攻击未知。
问：能郑重地说声“谢谢”吗？
答：那就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