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
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重要的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内地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内地，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
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等级要高于内地？
答：不。内地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目前在这方面，内地应该向台湾学习。等到哪一天，内地的各种公关传媒不再大肆伤害文化创造者了，那里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文革”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又被传媒宠爱。
问：他们有政治倾向吗？
答：他们的政治只有四个字：“毁人不倦”。这些年，他们中有些文人开始扮演“异议分子”，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文革”时他们伪称代表“革命群众”，现在他们伪称代表“弱势群体”，性质都一样：攻击一切社会精英，包括文化创造者。
问：对于这种祸害，政府部门没有责任吗？
答：有责任。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官方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所进行的文化毁损危害极大，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
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我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过广泛调查，也不知道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作过什么样的努力。如果凭着一点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地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你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机会，划分一条重要界线。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等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或者说是“言论领袖”，俗称“名嘴”。“名嘴”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理性、有专业的，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算。但是，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台湾的这些“意见领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话题是媒体设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
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经济高于政治，文化高于经济，宗教高于文化，自然高于宗教。
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很大。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达到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
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你们都看了我在北大讲课的记录稿，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和终极关系。如果把这个道理放回到从前的历史中去，即便是当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连这些美学巨人自己都不知轻重，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社会上，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问：老师的这段话说得精彩，我会牢牢记住。“生命的强大和自尊”，并不能等同“生命的品质和等级”。现在我想换一个问题，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您的文章和演讲，台湾年轻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文化隔阂。查资料，才知道早在海峡两岸还没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以最高票获得了台湾的“最佳书奖”。这想起来实在有点奇异。现在，不少内地学生会到台湾上学，我想问，两岸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隔阂？这个问题，向您这位“无隔阂者”提出，可能没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会是哪一种？
答：内地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内地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内地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年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内地民众，而内地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内地正在全面揭露“文革”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试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内地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内地民众，而且经常凭着一个偶发事件，就草率地把内地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在台湾传媒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者随口吐出的共识，例如：“现在内地遇到的事，都是我们台湾二十年前经历过的”；“在古代国文和现代国文的教学上，台湾都远远超过内地”；“内地有市场，台湾有创意。内地有工人，台湾有设计”……这些共识，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
在此我要劝告台大学生，我们年轻一代，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
问：台湾民众现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倒是没有特别的负面印象。原来的负面印象，大多来自我国香港和美国一些政治性的华文杂志。我听说这些杂志至今还不能在内地发行，如果能批准发行，一定会引来一些反驳文章，用事实说明真相，情况会不会反而好一点？
答：这些杂志我看过，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观点，却又把大量的谣言、诽谤当作了自由和民主。现在内地每天都有潮涌般的民众通过“自由行”的管道到香港购物，当然全能看到这些杂志，但翻几页就不想看了。它们如在内地发行一定会招来没完没了的官司，只有现在这样，内地的被谤者支付不起香港极其昂贵的起诉费用，它们才能那样自由。
问：我舅舅二十年前就到内地经商了，他说，几位上了年纪的内地亲戚告诉他，那些杂志上的很多言论、语气，是“文革遗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有点相似。“文革”的起因是执政党领袖试图更换接班人，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由于鼓吹“大民主”，立即变成了一场由极端主义文痞领头的暴民运动，致使一切社会精英受到袭击。几十年过去，现在我发现上上下下很多人又在怂恿民粹浪潮了，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是不管作何选择都不能重蹈“文革”覆辙。你们今后如果关心内地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分辨一下，哪一种是“文革式民主”。在法制意识淡薄的土地上，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种“民主”。
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内地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感受。
一些误解
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内地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