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曾撰《师说》一文，反复阐述从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道理，提出不论贵贱少长只要术业有专攻、道之所存便可为师的主张。文章针对当时士大夫不学无术耻于从师的风气而发，论辩有力，脍炙人口，成为世代传诵的千古名篇。近千年后，清初学者廖燕认为，韩愈之《师说》“似未尽发其义”，于是撰《续师说》二篇别创新论。文章一出，一时被誉为“持世辣手”的“千古大文至文”，“真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凡父兄子弟各宜置一通座右”。
廖燕的《续师说》纵论为师、求师之道，确有其独到的精辟见解。廖燕认为，师既与天地君亲同列为宇宙之中五大最受尊崇的地位，“其责任不甚重乎哉”！如若不负虚名真正担当起为师的重任，起码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首先“师莫重乎道，其次必识高而学博，三者备始可泛应而不穷”。而事实上“师之道不明于天下”久矣，尤以清代为甚。
廖燕尖锐地指出：那些为人师者，“不唯道德为其所甚讳，即询以经书大义已多茫然不知其解者。每至登堂开讲，只将朱注讲章宣说一通，便以为师道尽是矣”。这些庸师，满口古圣先王，冠冕堂皇，其实无非以捷取俘获为得计。“师以此欺其子弟，而子弟亦遂以此自欺，举世皆然，恬不为怪”，这哪里还有什么师道可言！如果律以庸医误死之条，庸师误人子弟影响更大，所误人数更多，又当处以何罪？
对于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说，廖燕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为师者理所当然“不可不贤于弟子”，姑不论为人师表即应在道德上做出表率，至少“其议论文章亦必求稍通于训诂、帖括之外，而发前贤所未发，使子弟有所取法，奋发开悟，一变其夙昔之所为而不知谁之力者，然后师之道得而师之称始可受之而无愧也”，否则即属旷职，“官旷位则有罚，师旷位则有讥”。
廖燕进而要求为师解经正应“假纸上之陈言，诠吾胸之妙理”，不可拘泥程朱“藉口功令以掩其空疏之诮”。廖燕冷嘲热讽，用犀利的笔锋层层剥开庸师不学无术只知宣说陈腐空疏朱注讲章行骗的虚伪浅薄嘴脸，可谓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继而，廖燕在《续师说二》中笔锋一转，把问题放置在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中，进一步探讨“师至今日虽欲求不庸而不可得”的原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科举制度八股取士造成“凡子弟所习，非训诂帖括之书则不敢读。其父兄之禁更甚焉，师将奈之何哉”！世之父兄没有不想教育好子弟的，却不懂施教之法，“以为教子弟之法莫善于制义”，以图八股入仕博取富贵功名，其结果使子弟“日夜竭精敝神”，导入歧途。廖燕对无数“具聪颖特绝之资”的青少年“尽汩没于其中”的状况深感惋惜。他提出，正确的求师授徒方法应当是“莫善于择贤师而不禁子弟之博览”。
廖燕《续师说》与韩愈《师说》探讨问题的视野、角度、侧重点不同。廖文不袭陈套，独创新见，尤其针对明清不良学风痛加针砭，目光如炬，惊世骇俗；又兼行文老辣，揶揄嘲讽，痛快淋漓，完全可以和韩文互补、鼎立颉颃。韩愈的《师说》流传千古独享盛誉，廖文却只在问世之初受到少数有识之士和挚友的激赏，迄今早已鲜为人知，这多少有些不大公平。
廖燕《续师说》之所以长年湮没无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文刺痛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神经，遂被视为异端加以禁锢压抑，而这正是廖文极可宝贵之处。廖燕对自己叛逆世俗之作的不遇早有预感，他深信“不遇之文，其文必佳”，“佳者必传，是天将传吾文也”。但在当时，他只能“取匣盛之，为冢于名山之巅，大书其上曰：‘曲江廖某不遇文冢’。”他把希望寄托在“千百年后，有如廖某其人者，将欷戏感慨而凭吊之”。
◎故事感悟
今天，我们正该拭去历史的灰尘，恢复廖燕著作的本来光彩，让他的《续师说》与韩愈的《师说》相辉映，不断给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史海撷英
廖燕的文学理念主张
廖燕是清朝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散文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对程朱理学，他持批判的态度，揭露统治者“以梦愚天下后世”；对科举制度，他也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套制度是为统治者钳制思想言论的。他呼吁文章用世，提出布衣与人主平等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廖燕还写了很多人物传记，往往能写出传主的精神气质；山水游记则更是情景结合，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小品文也是随心所欲，纵横自如。他对自己文章与统治者的矛盾有充分的认识，并看到这才是他所追求的价值所在：“不遇之文，其文必佳，……佳者必传，是天将传吾文也。”
近代以来，廖燕的文学思想内涵已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了。
骆绮兰拜师
◎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后汉书·孔僖传》
骆绮兰（1756—？），字佩香，号秋亭，江苏句容人。江宁诸生龚世治妻。早寡，少耽吟咏。袁枚、王文治弟子。善于绘画，所作芍药三朵花图卷，入恽寿平之室。尤喜画兰，以寄孤清之致。有自绘佩兰图及秋灯课女图，题者不多作。著《听秋轩诗集》。
骆绮兰出身于大家名门之后，自幼从父学诗，“垂发时，即解声律”。及笄后嫁金陵（今江苏南京）龚世治，世治亦富文才，虽家道中落，夫妇“辍吟咏，谋生计”，相为唱和，亦颇和谐。
但婚后不久龚世治便亡故了，绮兰携幼女孀居，持门户之余仍不忘“老屋数椽，秋灯课女，以笔墨代蚕织”。绮兰工诗善画，“索诗画者日益众”，在周围一带颇有名气。但也有人认为女子未必能有此佳作，怀疑她的诗稿皆请他人代作。
绮兰对此愤懑不服，但她清醒地意识道：“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才士取青紫，登科第，角逐词场，交游日广；又有当代名公巨卿从而揄扬之，其名益赫然照人耳目。”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得到社会承认，也为了开阔眼界进一步提高学业，她毅然冲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重重封锁拘囿，“间出而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以雪倩代之冤，以杜妄人之口”。并且相继“师事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出旧稿求其指示差缪，颇为三先生所许可”。袁枚《随园诗话·补遗》提到绮兰拜师的经历：“（佩香）诗才清妙，余《诗话》中录闺秀甚多，竟未采及，可谓国中有颜子而不知。辛亥（1791年）冬，从京口（今江苏镇江）执讯来，自称女弟子，以诗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