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中国画要不要以宣传画的形式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问题上，张氏昆仲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张大千似乎更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国画就是国画，不掺和政治。因此在这段时期，从他的作品中很难发现像张善子那样直接运用中国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但是在一些作品的题诗和题跋中，又可隐隐约约地看到他曲折的、借古讽今的抗日救国的心声。诸如，他与其兄合绘的《双骏图》中，张善子开宗明义题上“忠心报国”4个字，他则题诗道：“汉家合议定，骄马向天嘶。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
应该说，张善子较好地采用中国画的形式为中国的抗战服务，取得了特别的成功。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了国内各阶层抗日人士的欢迎和赞美，而且当1939年他在欧美各国巡回展出时，也受到了朝野人士和艺术界人士一致的赞颂，他们在报刊上除了赞颂他的爱国热情外，也赞颂他熟练而高超的绘画技艺，有的还称他为“伟大的绘画大师”。
张善子出国奔波宣传了近两年，举办了一百多次画展，演讲不计其数，前后所募得款项达一百多万元，他义卖画虎得十余万美元。他把这些钱汇给了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对此，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均对张善子的高尚品德和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0年9月2日，当他抱病到达香港时，除了携带的展品之外，已经身无分文了。最后，还是在香港友人的资助下才踏上了归程。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在同年10月20日，他溘然长逝于重庆歌乐山，享年58岁。
张善子死后17年（即1957年），张大千在欧美举办的画展中，也赢得了“世界绘画大师”的称号。尽管张氏昆仲赢得“绘画大师”称号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个主要是以作品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个主要是以中国画的艺术特色，前者侧重于思想性，后者重在艺术性。由此可见，人们在不同时期，评审艺术作品的标准，也会出现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十分巧合的是，这种不同的标准，在张氏昆仲身上先后得到体现，殊途而同归。张氏昆仲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倾向的中国画作品，却赢得了部分欧美人士赠予的“绘画大师”的相同称号。
周游世界各国时，张大千在美国接受了加州太平洋大学赠予的荣誉博士和洛杉矶政府授予的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有些国家，张大千住得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这些国家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1976年，张大千决定去中国台湾定居。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去访问张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是来自故乡的，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20世纪80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80岁高龄。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老父，可是不能如愿，只能用越洋电话互诉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终年85岁。
◎故事感悟
张大千与张善子兄弟二人各有擅长，为中国画坛留下了宝贵的艺术杰作，也为发扬中国文化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两兄弟互相扶持，为了艺术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一生，值得赞扬。
◎史海撷英
张大千画螃蟹脱身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后来日本兵封锁颐和园，把园中居民赶到排云殿前。日军一名大佐，把留有大胡子的张大千认成是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要将他押到宪兵队去。张大千辩解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不会画画；我是张大千，是画画的，不信我画给你看。”日军大佐点了点头，于是，张大千便打开画夹，提起画笔，醮着墨汁，几笔就勾出了一只大螃蟹，舞爪瞪眼口吐白沫。此时，日军大佐知道他确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要走的，留着画画的好。”正在这紧急关键时刻，杨宛君乘坐红十字会的汽车闯入园中，紧跟着穿白大褂的大夫走过来说：“不行，他患了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你们离开，医院已派专车来接他了。”日本大佐一见此情，也慌了手脚，想他也跑不了，一挥手，宛君和大夫便挽着大千登上救护车飞快地走了。事后，张大千十分佩服杨宛君处变不惊、有勇有谋的胆量。
◎文苑拾萃
国画（宣画）
国画是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薛宣林定性）。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民国前的都统称为古画。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依照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趋向及因此而产生的艺术手法而创作。
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强调骨法用笔，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汉阴沈氏三兄弟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四》
沈尹默（1883—1971年），原名君默，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早年二度游学日本，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力战士。陈独秀曾批评沈尹默“字则其俗在骨”，因此两人关系不佳。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老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抗战开始，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曾弹劾孔祥熙未遂，不满政府之腐败，抗战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足见沈先生的高风亮节。
沈氏三兄弟都是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教授，大学问家。沈士远，著名学者，庄子专家；沈尹默是现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沈兼士，语言文字学专家，文献档案学家、诗人、教育家。北京学术界称沈氏三兄弟为“三沈”，与“二周”（周树人、周作人）齐名。
19世纪末，在汉阴古城一个书香世家，诞生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三沈”昆仲少年立志，勤学苦读，弱冠之后，游学中外，学贯古今，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大师，其业绩值得后学仰望和揣摩。
沈士远是老大，两年后二弟沈尹默出生，六年后三弟沈兼士出生；三兄弟都在五岁左右进入家塾学习，他们学习了许多古籍，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1903年父亲病故，全家迁居长安。1905年，沈士远带两个弟弟同赴日本留学。沈士远、沈尹默进入章太炎在东京办的国学讲习会受业，沈兼士进入东京物理学校。三兄弟受章太炎先生影响，都加入了同盟会。
回国后，沈士远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爆发时，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沈士远被推任为书记（马叙伦任主席），参与组织领导了整个五四运动，为营救被捕师生、挽留蔡元培校长和保护北大不被迁校解体等做了大量工作。在1921年北京各校“六三”索薪运动中，沈士远曾带领上万名师生到总统府请愿。他不畏官府的镇压，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危在旦夕亦不畏惧。
最初，沈士远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得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名便是“沈天下”。
后来，沈士远离京，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民国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批准沈士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1952年11月被确定为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临时负责人。1953年元月改任档案馆主任，直至逝世。他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病故。
沈尹默原名沈君默，这个名字是在北大任职期无意间取的。一天，有一位朋友同他开玩笑道：“你这人性格内向是个出名的老实头，常常默不作声，既然如此，何必多带一口？”意思是说，沈君默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君”字下面又有一“口”，好像多余了。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沈君默对此甚表赞同，从此改名为沈尹默。别号有：东阳仲子、秋明、匏瓜、晚号秋明室主。
然而，沈尹默并不是事事都“默”不作声的。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不久，就亲自到译学馆拜访了比他小15岁的沈尹默，这使沈尹默很感动。两人坦诚相见，促膝长谈，围绕着如何改革北大各抒己见。
后来，沈尹默受蔡元培委任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他向蔡元培竭力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新青年》成立编委会，由北大六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和沈尹默轮流担任主编。五四运动前，沈尹默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月夜》、《三弦》、《人力车夫》等18首散文体白话文新诗，极大地震动了千百年来旧体诗词统领的诗坛，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1920年4月，沈尹默再度去日本西京大学进修，因眼疾大发，第二年归国，1922年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25年“女师大风潮”起，他和鲁迅、马裕藻、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联名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当时他还兼任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愤而与好友章士钊绝交，十年后章承认错误，始行复交。1928年，沈尹默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次年7月兼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1931年，沈尹默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2年末，反动政府为遏制学生抗日运动，命令开除学生，他愤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北平南下，卜居上海。旋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孔德图书馆馆长，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日寇侵沪，他西去重庆，因眼疾严重，难以工作。1939年7月应于右任之邀，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稍后，他眼疾渐好，除终日临池吟诗外，还从事书法理论的探索和著述。抗战胜利后，沈尹默辞去监察委员职务，1946年定居上海，过着清苦的鬻字生涯。
1950年，沈尹默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1960年7月，沈尹默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沈尹默是现代书法名家，他花费了一生精力研究书法和书法理论，以行草著称于世。著名文科大师、《辞海》副主编、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生前评论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时说：“运硬毫无棱角，用细毫有筋骨，得心应手，刚柔咸宜。用笔粗处不蠹，细处不弱，骨肉停匀，恰到好处。”
沈兼士归国之后，一度在嘉兴、杭州执教。1912年秋，他到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沈兼士同鲁迅相识，并过从甚密，书信往返，经常聚首，《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创设编辑室（负责整理古代典籍）、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和《国学季刊》编辑室。在古代研究上，他提倡考古，搜辑遗编；在近代研究上，他倡导调查方言，采集民谣；为保护故宫遗存文献，他呼吁政府当局将清内阁大库遗弃档案移交北大，并带领学生及同仁把久积凌乱的清代档案整理出来。这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为民族文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