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后，首先在人事上进行了整顿。他认为，天津机器局当时之急务，是调派“廉正熟悉而有条理”的人来开拓，于是立即将英国总办密妥士撤差，而代之以他的亲信、湖北补用道、原上海机器局督办沈保靖为总办。同时还辞退了技艺未精之洋匠，解雇了厂内的旗丁，从南方调来大批技艺精湛的匠人。这样不仅提高了天津机器局的技艺水平，同时使该局“完全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
通过人事安排收回天津机器局的控制权后，李鸿章随即对该局进行了大规模的增新和扩建工作。1873年在局内增建厂房，添购药碾，加盖围墙，修筑护厂堤，又在北郊蒲口建洋式药库三座；1874年再扩建碾房三座，“六角藕饼药”厂一座，韩家墅药库一座，并将两局机器房扩建为洋枪厂，铜帽房扩建为枪子厂；试制出了镪水、水雷、雷管等产品，还自行制造了车、刨、钻、锯等机床。
经过李鸿章短短几年的扩建经营，天津机器局已“就岁成军火而论，较前两年多至三四倍”，不仅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同时还能“应付直隶、淮、练军、关外征防各营及调援台湾、奉天之师”，均能使其“储备有余，取用不匮”。从而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亚洲最大的近代化兵工厂。
此后，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的扩建工作从未间断。自1876年至1892年，又先后增建了电气水雷局、提磺厂、栗色火药厂、大型炼钢厂等。至此，天津机器局不仅成为一座能够生产火药、铜帽、枪、炮、子弹、炮弹、拉火、水雷等军事产品的近代兵工厂，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等功能的近代化联合企业。
◎故事感悟
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买办官僚，创办天津机器局，发展军火工业，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也应客观地看到，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英法等西方列强“夸其独有”的局面，多少缩短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天津机器局还推动了中国科技历史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海撷英
李鸿章“终身不履日地”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不得不派李鸿章去日本接受战败的事实。李鸿章带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使命与日方在割地赔款问题上斡旋，但日方根本不为所动，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地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也正是因为《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慢慢挪过去。
在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竞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文苑拾萃
淮 军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淮军出于湘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曾国藩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1865年至1868年间，淮军作为清军主力，在曾国藩、李鸿章率领下，先后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直隶（约今河北）等地，与捻军作战。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掌握了国家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淮军主要将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等，形成淮系军阀，是统治阶层中一个重要的武装政治集团。
陈炽主张振兴商务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孙中山
陈炽（？—1900年），清末维新派。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曾遍游沿海各商埠，并考察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经济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并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
陈炽，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户部员外郎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在积极研究西学，并到香港、澳门等地游历考察的基础上，写成《庸书》，主张仿行西法，改革自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行经济专著《续富国策》，陈称之为“救中国贫弱而作”。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曾译为《富国策》，故定名为《续富国策》，主张振兴商务，发展经济。
陈炽振兴商务的思想，大多是在《续富国策》中提出的。其内容主要是：
1.富国必先富民。地主阶级顽固派和洋务派大都也主张富国，但他们主要是要富朝廷及统治阶级，对百姓则是残酷压榨。陈炽认为，富国必先富民，“百姓足，君孰于不足”，实际是在为资本家的财富增值寻找根据。在他所处的时代，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以贵义贱利的儒家教条来反对发展工商业。陈炽却认为，“义”允许人人都有追求利的权力，违反了就是不“义”。他还直言不讳地揭露说：“吾虑天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图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这是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深刻揭露，其意在为人人追求财富寻找理由，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扫清道路。
2.振兴商务，开拓利源。在富民思想的指导下，陈炽进一步指出，“古之时，财不在上则在下，否则饱于中，今则不在内，而流溢于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商务不振为之也”。为了达到振兴商务的目的，他还要求废除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协定关税、内河航行等不平等的协定和条约。他说：“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可见他的主张是对外为振兴商务扫清道路，对内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3.正确认识国民经济部门间的关系。陈炽非常重视商业，又能正确理解商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比较精彩的是他对“移”、“夺”、“生”的概念解释：“移之者何？除中饱是也；夺之者何？加赋税是也。然亦未有能移夺外国之财以归中国者。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这里他用“移”、“夺”、“生”三个字把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再分配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对“振兴商务，开利之源”中“商务”的理解必须放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上，而不能局限于商业。
事实上，陈炽也把生财之道放在生产上。他说：“源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在用工，工艺盛财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通行四海也。”可见他对生产决定流通这一规律还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他的“商务”之说不过是顺应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称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