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巡抚江南改财政
◎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度。——石成金《传家宝》
周忱（1381—1453年），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明前期大臣，以善理财知名。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补翰林院庶吉士。翌年进学文渊阁，寻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洪熙元年（1425年）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年）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他有经世之才，在巡抚任上，厘奸革弊，抑制豪右，进行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赋役改革。
周忱，明永乐进士，选庶吉士，进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书成后进员外郎，后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粮税。他兴利除弊，体国恤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后人称赞他“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
周忱从小聪明好学，立志报国安民。他怀抱经世之才，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担任工部右侍郎时，已年高50岁。当时，天下税赋比较混乱，多有拖欠，江南尤甚。光是苏州一郡，历年拖欠的税粮就多达800万石。
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受命巡抚江南诸府，整顿财政，总督税粮。他深入调查研究，经过深思熟虑，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首先是创立“平米法”。周忱遍访江南，了解逋税原因，不外乎一是税则太重，二是加耗（法定的田赋附加税）不均。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这是江南赋税制度的重要改革。通过改革，“令官民田并出耗”，依照规定税则征收税粮。运输中的“加耗”依一定比例摊派，不论官田民田，大户小户一律征收。这种正、耗并征的税粮就叫平米。同时实行均征或折征，即改革税粮征收办法，使官民田土和各种税户负担相对均平。周忱规定，凡是税则较重的田土，让他们交纳实际负担较轻的折色。即将粮米折成银两（又叫金花银）或布匹等物缴纳，而让那些税则较轻的田土缴纳实际负担较重的本色，如白粮、糙米之类。这类折征的办法使重则官田的负担有了显著减轻。
其次是建立济农仓。就是将江南诸府的税粮结余以济农仓储之，与民方便。每岁征收税粮后，到第二年正月中旬，总要下檄放粮，并告知百姓：“此百姓纳与朝廷剩数，今还与百姓用之。努力种朝廷田，秋间又纳朝廷税也。”这就解决了百姓青黄不接之苦。地方上的一些开支也领于此，不再征于百姓。而且这些用于公益的开支，借者不必偿还；耕者借贷，则酌情给予，秋天偿还，荒年再赈。由于设立济农仓，诸府余米大增，公私饶足，外郡闹灾荒也能及时援助。
再次是整顿盐课。正统二年（1437年），淮阳水灾，盐课亏少。周忱奏命前往巡视，他让苏州诸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运扬州盐场，折抵明年田租，灶户可以纳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接着他又奉命兼理松江盐课。周忱经过调查，向朝廷陈奏“铸铁釜、恤卤丁、选总催、严私贩”四事，并得以施行。还节省灶户运耗，得米3.2万余万石，亦仿济农仓法，设赡盐仓，用来补偿逃亡缺额。这样，灶户负担有所改善，盐课大殖。
周忱的改革措施确实革除了多年的积弊，利国利民，公私两便。史载周忱在任期间，江南几个大郡，逋负全除，粮仓始有储备，百姓不知凶荒。
周忱的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是与他深入调查研究分不开的。据说他“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由于他下心体物，博详舆情，所以民情土俗无不周知。他的许多改革方案之所以切中时弊，深得民心，这是一条重要原因。而上下支持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周忱的改革曾受到宣宗、英宗的信任，也得到了杨士奇、杨荣、夏原吉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一些很有才干的部下又与他同心奋斗，如苏州的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常州内知赵泰等，都能“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成为周忱的得力助手，从而把改革推向成功。
◎故事感悟
无论是“平米法”还是整顿盐课，这些改革的财政措施都是一种创新。周忱力除积弊、除旧布新的举措，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海撷英
能屈能伸的周忱
明代周忱巡抚江南时，富豪王振当权，周担心王振会阻碍他工作。当时正遇上王振刚开始修筑自家宅第，周忱就暗地里命令人丈量王的斋阁内部大小，然后派人到松江定做一块剪绒毯赠送给他。尺寸大小正好合适，王振得到更是喜上加喜。此后，凡是周忱向朝廷申报有利于当地建设的项目，都有王振从中赞助，江南一带受益于此。
◎文苑拾萃
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即开始营造紫禁城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现称为故宫，意为过去的皇宫。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明朝所建紫禁城有两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
严复力倡维新思想
◎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鲁迅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生于读书世家，少好学。14岁时，就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福州船政学堂。由于成绩优良，1877年他被选送英国留学，1879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腐朽封建制度的鲜明对照，无疑对这位24岁的青年以很大的刺激。于是，严复学的是海军，却以更多的时间考察了英国社会。他有时在街头徘徊，调查英国的市政建设；有时去法庭旁听，了解英国的司法制度；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图书馆里读书，广泛涉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经过两年多的考察和学习，严复渐渐悟出了一条道理：中国要图强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
1879年，严复结业回国，先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第二年就被李鸿章调到新成立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后升总办。他在这里整整工作了20年。
1895年五月，在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的刺激下，康有为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请愿活动，维新活动开始了。但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只是一知半解，在理论上难免牵强附会。此时，被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立即投入到鼓吹维新理论的宣传工作当中，并起了突出的作用。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四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政治论文。其中，《原强》系统地表现了严复的维新主义思想，并对顽固派和中国的旧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辟韩》尖锐地批驳了韩愈的《原道》，表述了类似启蒙思想的民主理论。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认为只有“尊民贬君”，创立议院，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中国才有可能发达兴旺。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最大功绩，就是翻译发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是一部论述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原书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时把“进化”译作“天演”，还以按语的形式阐发了不少自己的见解，译笔严谨，文辞精美，使他久负盛名。
严复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物竞”即是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而不断地竞争；“天择”即是只有适应环境的优者、强者才能被保存下来。严复进一步议论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种生存竞争的关系，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他举例说，美洲土著民族浑浑噩噩，几乎灭种；波兰、印度愚昧落后，也已亡国。我们中国多年来落后挨打，再不改弦易辙，亡国灭种的命运就要轮到我们头上了。因而他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变法维新，图强图存。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成为爱国志士们的口头禅，同时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而加速了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
严复作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他找到了进化论这个武器，启发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传播的“西学”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使更多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并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思想方法。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学校仍把严复的译作当做教科书，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当时的进步青年也没有不读严复的书的。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称，“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故事感悟
严复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教育了一代国人。其“教育救国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中国的新青年。可见，时代向前发展，思想必须跟着向前，不能固执不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正是秉持着这种信念，严复积极宣传维新思想，把世界的先进文化理念引入中国，冲击挽救了一代中国人。
◎史海撷英
清末“闭关锁国”政策
锁国政策指关门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外交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闭关锁国减少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彻底丧失对外贸易主动权；阻隔与外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以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国际冲突，使此后的清政府与各国间矛盾激化，战争不断。
◎文苑拾萃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大力倡导，晚清的小说创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形成了晚清小说创作繁荣的局面。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则是中国小说创作进入到又一个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四部谴责小说的合称，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全书共60回。作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地描写了官僚们的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迫害。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这个人物在20年中耳闻目见的无数怪现状，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本书反映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
《老残游记》写的是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在游走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他的一些政治主张。
《孽海花》和其他小说不同，书中人物无不有所影射。通过对当时京城内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的描写，展现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李鸿章办天津机器局“开拓创新”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徐悲鸿
李鸿章（1823—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即以天津为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建设，如修铁路、开设电报中心等。其中最重的贡献是创办“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始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初由满洲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建。厂址设在“城南三里海光寺”，称为西局；后又在“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清政府为建天津机器局，拨开办费白银23.53万余两，还批准常年由天津海关收入提取四成作经费。崇厚委托英国人密妥士全权办理，但密妥士是个商人，“不精机器”，筹备了三四年，虽初具规模，但进展缓慢，所谓“垣局尚须加修，机器尚须添置，火药亦尚未开造”，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870年8月底，李鸿章奉命督直，清政府遂将天津机器局交派李鸿章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