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可爱比可敬要难得。可敬包含了令人生畏的一面，很多情况下，只要足够引起人们的恐惧，就外化地衍生出可敬的效果，比如膜拜暴君。如此一来，很多尊敬的场面其实是表演出来的，只是参与其中的角色不悟自己是演员罢了，再由后来的学者分别以奴隶和主子的条目为他们归类。可爱则不一样——它是纯粹的，随着时间的冲洗，其中不纯粹的部分，亦即那些可敬的泥沙，都会被淘出来，令后人明明白白地分清“这是个可爱的人”和“这是他可爱的一面”。奴隶的麻醉剂总会失效，后来人经过此地，踩在前人下跪的玻璃碴上可以喊疼——如此，可敬便大大被消减。周作人先生讲到日本文化里的“英雄与无赖”，直言“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也在为英雄的可敬圈一个范畴。人各有各的恐惧，所以可敬很多；而内心对真善美的喜爱趋于相通，所以可爱是一种共识。简单的是独自守着一堆恐惧的废墟，而各人捐几片砖瓦，起一座共识的殿堂总是艰难的。
认真也好、狂热也好，单独地反映出来都容易教人觉得恐惧，因此便消失了可爱。而“认真的狂热”固然是一团常令人以为不清不楚的玩意儿，却好像一块其貌不扬的活性炭，可以净化很多种类的肮脏。用归纳法看也可以：可爱的特点是纯粹，活性炭过一过，正达到纯粹的结果。上文举了我家乡的例子，为说明单纯的狂热比起认真的狂热是差之千里的。单纯的认真又怎样呢？可以看一看高考。
从小做各种练习题，一些名号如雷贯耳：江苏启东、湖北黄冈、河北衡水……学校为高考量身打造学生，标准化加工出难以计数的天之骄子、天才少年。这些孩子是很棒的，决不能斥之为高分低能，如此强大的忍耐力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如此剽悍的体力、记忆力、模仿力、思维力……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漫画英雄的一点原因是：中国遍地都是超人，而且把内裤穿在里面，推一推眼镜、面无表情地互相提醒着：“我很正常。”
这么好的成绩无疑体现着校方、家长和学生强大的执行力，支撑着执行力的就是认真的品格。高考或可看做中国人极端认真的一个表现，不管这傻帽一样的认真其实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降落伞——上面写满了“聪明”、“一步登天”、“投入产出”……这种认真过于中规中矩，造成大量的盲从。以致大量的中国家庭、中国学校宁愿在执行力上机关算计、打碎脑瓜，也不愿使用最起码的思想力，问一句：大学是什么？大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在高考这件事上，中国人普遍地缺乏人类对未知领域本能的狂热，紧紧盯住露出水面的这一片小岛，而不打算绕一点路去看看不远处的大洲。这种邪乎的认真劲儿居然可以轻易延续到大学毕业。继续深造或就业上的盲从与拼死斗高考一脉相承。
顾准先生说：“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人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 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从而促成科学上最合理的结果；经验主义带来的往往是千人一律的固定成本和低廉的边际成本，好处是不用在“自我”的汪洋大海上冒险而踏平世界为船舷下的一道泥沟沟，坏处自然是：这样得出的结果或许不是合理的。顾先生以为：自古中国没有逻辑、没有哲学、没有数学，根源上都要拜史官文化所赐，文化的独立性被根本上钳制着——“‘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
顾先生其实已经给当今中国教育的困局提出了一个根源性的解答，尽管他去世后不久，教育还辉煌了十几年。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的确做过许多坏事，其中的一些臭名昭著。然而，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政权管不着它——这很可能就是大学自治的渊源。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从这一脉络看下来，中国教育今天的种种难题的确有其极为深广的背景。要论认真，中国人应该毫无怯色地位居第一梯队，看一看高考就知道；要论狂热，简直是世界第一了，看看那些发了疯似的城市化就知道。而单一的认真仿佛装液态气体的钢瓶，一旦泄露，里面的幻灭感、迷茫感和不断气化的焦虑随时引起大爆炸。单一的狂热则干脆等于骇人的破坏力，连积累能量的过程都不必有，开到哪里，文化就倒塌一片，良知就哀鸿遍野——惟余现代文明的空壳歪里歪斜地扶在废墟上，甚至经不起围观者偶尔取暖地跺脚。
其他民族比我们更认真、更狂热吗？恐怕不是。甚至连拥有认真的狂热的品格的民族也并不事事如意。顾准生前曾经自问：“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一面向认真的狂热靠近，一面从头反思。毕竟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几乎全部的辩证的智慧都抵在谋生钻营上，而一旦形而上起来，又如荀卿，迅速向政治回撤，急不可耐地拥抱史官文化。
这是一个考验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契机，既要能打通传统文化的任督二脉、又要不时地舒络现代文化的重要关节；更要从全人类的角度理一理头绪，上下几千年、旁及古中西——
认真的狂热至多只能解决一部分态度问题，远不足以触及路线问题。
写于北京家中
2012年7月2日星期一
杜甫“蹿红”不意外
——然后呢？
蒋兆和先生的《杜甫像》被网友们一再发挥，如今已有几十个版本了吧。除了本职的“诗圣”，杜甫在大家伙的创意里做足了世上的角色。杜甫“蹿红”并不意外——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当初上中学的时候，书上的插图没有一幅不被发挥过，包括《杜甫像》。我比较喜欢冷兵器，所以我的杜甫是挎着宝剑、搠出一杆长矛，还骑在一头恐龙上的。
当时没有这么便利的SNS平台，几个哥们儿交换下作品，算是完成了传播。今天再看大家绘制的不同版本的杜甫像，创意上并不比我当年进步到哪儿去，技术手段实在高出太多太多。说老实话：我更喜欢那些明摆着在课堂上画成的作品，引入PS等等，就有点老人家凑小孩子热闹的感觉了。当然，依然很可爱——他们应该回忆起当年在课堂上端着这张画像天马行空的情境，如今可以把回忆和创意捆在一起交出来。
当然有人对这件事不满，觉得玷污了先贤。权且不谈玷污不玷污，为什么大家有兴致改造杜甫像呢？从我上中学到现在也一些年了，兴致既没有被刮花，更没有被冲淡。
首先，应该是童心了。一个四五十岁，被电脑辐射逐渐削去健康，动辄要被老板骂的中年人，应当不会对杜甫有这么大的兴致。他或然也会找一张画片来宣泄，百分之九十九得是老板的相片——即便如此，童心也没有消失。只是在这种年纪，童心和自嘲已分不太出来。在社会的油锅里僵禁所有纤维，偶有豁达，也是笑中带泪的。孩子们当然还没到时候，无所谓自嘲，就是童心了。谁要是想管一管童心，无异于拔几根上帝的胡子——人从丁点儿大到老、到死，童心和任何器官一样，都要贯穿在生命的曲线里。
然后，完全可以想象：讲杜甫这堂课该有多没意思。讲好杜甫的难度不下于讲好鲁迅。杜甫的诗基本都是“背诵篇目”，鲁迅的文章对那个年龄的孩子佶屈聱牙，高考当然也是重点——此其一招人反感也。其二在于：有些人，当所有人都说他的好话，他究竟好在哪里反而模糊了，杜甫就是这样一个，鲁迅更是。谈起杜甫，就是几个固定词汇（短语）——诗圣，诗史，和李白有些交情，安史之乱；谈起鲁迅，也是那么几下子——“三个家”，匕首投枪，阿Q孔乙己，民族性批判，奴性。真的去追问杜诗高明在哪里？或者“民族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答出来并且给学生讲明白的老师恐怕不多。于不疑处有疑——是做学问的必备素质，可我们习惯于被灌输“标准答案”，日久天长大家伙都忘了质疑——不仅学生不质疑，知识水平上高出许多的老师也不质疑，为了“多快好省”，所以互质默契。很多“明白”生生地被揣成了“糊涂”，“糊涂”渐渐凝固，凝固成一尊署名为“真理”的雕塑。
针对这两点原因，有没有必要替杜甫感到被玷污呢？
应该不必。以告慰此时站出来显示“道统”的正人君子——真正要“纯净”的恐怕不是青少年的脑髓，而是为“真理”所填塞的课堂。杜甫一类历来为政治虚悬的人物，以现在普遍的认识水准，很容易对孩子们形成无聊。如果再去红着眼追查到底是“泪满襟”还是“泪满巾”，并且极尽能事地证明“襟”的合理，完全阻断了日后某一天出土一片草稿——正写着“我当初想了半天，还是‘泪满巾’比较好”的可能。杜甫是曾经的活人，而我们今天的课堂总把他作为永远的死人来讲。接过政治的玄虚，一层一层地为他裹上“真理”——真理有时就是价码，是某个特定时代“三观”的作价。如果能直接告诉学生杜甫的小儿子饿死在他怀里，他本人也贫病交加而死，更重要的：提醒众人，当年的饿死和现在的饿死是一样的，不信你少吃两顿饭体验一下？也有人考证杜甫是撑死的，有人说他患了“长卿病”，就是今天的糖尿病，证据是他自己的两句诗“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鲁迅就说过“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杜甫为什么被讲死了呢？一千多年来他和中国读书人的亲近在这短短二三十年的现代教育里就被抽干了。在所有《杜甫像》的创作里，还没见到把杜甫画得更瘦的例子，可见这些画家都没被告知他可能是糖尿病死掉的。孩子们的创作越颠覆，说明课堂教学越没营养。
至于杜诗好在哪里，一言难尽。最直接的教法就是包含情绪地读给孩子们听，遇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类的句子，再顺便讲讲古诗的“建筑美”。有没有人不喜欢杜甫？当然有，而且还不少。有喜欢关张的，就有喜欢刘备的。杜甫不仅不是高大全，后半辈子还过得惨兮兮，也有文人的小情趣，但基本上在整天“瞎操心”——杜甫的瞎操心是惹人心疼，令人震撼的，他不像陆游和辛弃疾那样曾经接近过实权，一介寒士，天下为己任，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正印孔夫子所言“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听说胡玫导演在张罗着《英雄曹操》，怎么就没人张罗一部《英雄杜甫》呢？英雄的悲壮感交混在文人身上，“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牵动他的关怀——有甚十个项羽集体自杀于乌江。
继续“玷污”的话题，究竟应不应该给娱乐画一个安全区？明白地告诉他们：这些人你们不许“玷污”，其他的悉听尊便？
好像也不应该。对于娱乐而言，底线是可以放得很低的。有很多英语片调侃上帝，不仅赋予上帝具体的面孔，还让上帝又谈恋爱又出糗，这些导演和演员难道要被基督徒食肉寝皮不成？有一个观点谈得非常好：那些跳出来反对玷污杜甫的人自己也未见得多懂杜甫，他们一面展示 “看，我多高尚”，一面展示：“看，我多有学问”——其实不过是最便宜的在道德的沙滩上盖城堡。即便能盖成一座巨塔，一泡尿就能冲出一道沟。还没听说哪个杜甫专家站出来大发雷霆，如果他是真的学者，定然不会看不清娱乐事件背后满满的善意，继而拒绝四处去贩卖脆弱。
最有意义的是问一句：然后呢？杜甫好不容易红了，然后呢？然后其实可以干很多事，这是一个不错的契机——让更多青年人真正对杜甫感兴趣，愿意品一品杜诗的契机。作为老人家一方面凑热闹，一方面也顺便劝劝孩子们，无关“倚老卖老”：杜甫，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和伟大的诗人。
然后——就可以没有然后了。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3月26日
林书豪：他就是一个人
家人挂给我的越洋电话，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知道林书豪不？他在中国红透了。”走红的理由除了篮球，想必就是黄健翔当年的经典咆哮：“他不是一个人！”
北京时间2月14日，华裔球员林书豪当选NBA东部最佳球员。先前拿到周最佳荣誉的黄种人只有姚明。尼克斯跟队记者马克·伯曼说：“这里的服务员告诉我，他们更多谈论的是林书豪，不是惠特尼·休斯顿。”看来，也不只是中国人，或者黄种人被林书豪吓住了。
林书豪冉冉升起，中国球迷还是比较冷静的。一方面，大家伙欣赏他的球技，谈论他哈佛男的背景；一方面，大伙也清楚得很：林是美国人，地地道道。比较不淡定的是中国媒体。姚明退役之后，中国人在NBA的情感登陆濒临摘牌。可以理解：相比较球迷，媒体损失的是真金白银。不立即捧起一个新闻人物，很多编辑的奖金没着落，那些篮球专家们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