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找共鸣很正常，根本不值得轻蔑，总比心里揣着糊涂、脸上挂着坚信，等在官方价值观的摇篮边要好。马云这些人会日渐走出公众的视野，自有他们的问题在里面，但是做企业的不历波折不可能，何况是淘宝、支付宝这样引领行业先锋的企业，或者蒙牛这样直接有权制定行业规则的企业。我相信：企业本身的问题一定没这么要紧，而马云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几轮大环境的变迁，连番摔打稀松平常。所以这样沸沸扬扬，有赖弹冠相庆者的造势和大众新闻感观的无聊，技术性的因素也包括大陆企业一贯糟糕的危机公关。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最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
我看到，并且焦急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及以此为背景的价值观的困境。
当代中国文化是太大的话题，需要丛书的容量；价值观也是太大的话题，很难一语道尽。但与当代文化重合的价值观部分是狭长的陆地，中国人的大半价值观仍是传统的，尤其出国转转再回来看中国人，与纯色的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国人脑子里多半的思想还是周公孔圣的遗物——且教大呼“国学死掉”的专家学者放心，岂止是国学，连“国教”都活得好好的。
即便是狭长的陆地，也有广阔的面积，这里单说当代中国人眼里道德的角色，其他的内容以后会不停地谈到。
中国人眼里的道德恐怕是这世上最紧张的关系，放在当代人的语境里尤其如此。马云这件事就很明显。一个道德模范的道德如果出现一点点裂缝，就会瞬间导致整体形象的土崩瓦解。神龛是“裂碎”的，而不是教人明明白白地撕碎或者烧掉的，“裂碎”的动作里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
当今道德如何成就和传统中国并无太大不同，需要长时间积累。最大的两处不同在于“道德的维护”和“道德的重塑”。
首先是“道德的维护。”其一，道德维护的成本异常之高。我们对比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保持道德形象的成本，会发现：传统道德的维护靠的是“修”，所以用“修”而不用“创”，在于标准是既定的。
“四维”曰“礼、义、廉、耻”，理论起点是《管子·牧民篇》里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他老人家的话验证了我前文所言中国人对“实惠”的追求，修德也是这样：先要吃饱，再要穿暖。“道德”的“初起点”非常朴素，没有日后“二起点”演绎出的什么“鱼和熊掌”的困惑，因此一般人不修德或修德不勤快的理由基本都站不住脚；而不修德的后果又异常之严重，“国有四维……四维绝则灭。”如此产生的对比效果是：民众会拿着既定的标准，在知识阶层和权贵阶层的共同指导下，自发性极强地并入修德者的行列。
而且，此时的修德是“内省”大于“进言”的，“进言”有专门的阶层和人群来负责，老百姓各家顾各家，基本相安无事。我们的历史教材上评价孔子不忘强调他“向往周礼”，希望恢复旧秩序，故而断言他老人家是个思想上无限伟岸，但行动上抱残守缺的人。可为什么他会向往周礼？并且对制造了“四维”标准的管仲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算算账就明白，从周公的时代到孔子的时代，经过了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是周礼大兴天下的五百多年，人类历史的任何一页都没有持续过如此之久的文明互动，古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于改变全人类文明形象的先进技术基本都发源于那一时期。了解西周及春秋历史的人都会向往彼时“郁郁乎文哉”的社会风貌——“四维”不可不谓为振兴！孔子的怀念非常好理解。
今天道德维护难度极大的一点原因在于：没有既定的道德标准供参考，也没有一个阶层可以稳定地充任民众导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人不得不先“创德”，再修德。马云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他出现之前，互联网企业的商业伦理飘渺不可寻，他的四处奔走、频频露面让很多人接受了互联网世界的基础规则，至今已耳熟能详。如“网络公司将来要判断两个：第一它的team；第二，它有technology；第三它的concept，才是存在的必要。”马云把互联网企业拉下了高技术企业的马头，穿上鞋子，令它如传统行业的其他企业一样行走在人们的观念里。而且，在我看，他的“言论贡献”里还有启蒙了“上市”这个概念。印象里，马云之前的企业家描述“上市”都是仰视的眼光，马云是引中国创业者平视IPO的老师，他把人们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客户和员工的关怀上，人群也据此看清并承认资本的冰冷和人心的温暖——这点非常了不起。
马云是创造道德规则的人，至少在互联网商圈里是这样。他“创德”的行为和成果又为广大青年人所接受，这点上，有媒介的很大功劳——而我对媒介的此类推广行为保留消极的看法。也是缺少时代楷模、道德风标的缘故，他们把马云抬的神乎其神，一旦他本人掉下来，他建立起的那些非常好的道德规则也要受牵连。
接上文的话题，当今中国人的“修德”必包含“创德”的前期工作，传统中国留下的只是道德习惯，而非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早就在几轮墨写着冤屈和疯狂的“打倒孔家店”的“护法运动”里灰飞烟灭了。不得不遗憾地讲：中国人今天尊敬父母，长幼有序什么的都是基于习惯，而非知之有“四维”这么个东西存在过。如此，“道德维护”的成本必须计算进“创德”和“修德”二者，刚把“创德”的工作做完，还没动手去修，如马云，就已被高昂的成本压得抬不起头、透不够气来了。人群对于创始者都有更高的期待，马云作为互联网商业道德的旗手，已经被围困在神坛上下不来，他不消起舞，就已经赚够了崇拜和诋毁，有一步走错，就定会被“抚哭叛徒的吊客”狼狈地轰下来——中国人的“无情”同“滥情”一样，是声名遐迩的。
除去“道德维护的成本”，还要看到引发此高昂成本的传播学来源。尽管没有道德标准，但今天的中国人在形成一个新的道德习惯：那就是着急着把“好人”或“恶人”的高帽戴在开创者头上。马云这样的正面开创者在得到广泛的对于他事业成就的认同后，就被加上了“好人”的标签——注意，这里的好人是绝对意义上的好人，是非常武断的概念。一旦“好人”有瑕疵出现，帽子底下的一切都倒塌了——此即我所谓“神龛的裂碎”，“裂”至于“碎”，本不应是如此跟进的过程环节。
时无英雄，时无混蛋，总要人制造英雄和混蛋来填补视听。人造的英雄无一例外，都存在是否负担得起道德维护成本的问题。传统道德习惯的影响，人群对英雄道德上的期望历来很高，即便改过自新的周处，也一定要在后来变成完美无缺的人物才行；现实情况的限制，没有那么多英雄出现在媒体的焦点下，媒体也只在“必要”时候关心丛飞、白芳礼这样的真英雄。两项原因，人造的英雄只能顶着巨大的道德期望值。
离开“道德的成本”的讨论，我们再来看“道德的重塑”。一旦道德形象被击破，当今中国人如何反应呢？也简单：就是忘掉。不会有跟踪的关注和多余的研究，就是这么忘掉了，再去追逐下一个道德英雄。
这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娱乐痕迹过重，是非曲折之争到最后往往草草地还原为关注度的去留，一旦关注度不在，对这件事的任何判断马上失去意义。这是文化的骨折，而不是擦伤。因此，“道德的重塑” 第一所需对抗的就是人群的遗忘。如果你想在神龛裂碎后再塑金身，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获得民众的关注。
按马云的境界，不会贪恋道德的重塑，反而他想做的就是为民众开辟出平视马云的新视野。他是有智慧的成功企业家，第一身份是商人，根本在乎的是shareholder的意思，公司员工的感觉也很重要。另一个最近捅了篓子的名人——疯狂的李阳就不行了，他赚钱的手段以及他个人的境界都使他必须面对“道德重塑”的问题。李阳深谙游戏规则，频频抛头露面，任别人怎样讥讽、谩骂而不改逮着机会就出来“现眼”的大方针。如果他坚持曝光率，他一定会赢得“道德重塑”的机会，对这件事的处理让我非常佩服李阳——他是真正懂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而不是碰巧教人挤下水的游泳健将。
而帮助李阳之类“道德重塑”的还有大环境，即体制建设的“任重道远”。我要是李阳的话，就瞅着机会搞几个募捐什么的，有红十字会这样的流氓团伙在后面拿主意，多容易的事——至多看红十字的名声不好，人前换块行骗的牌子。
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重重困境，“神龛的裂碎”是诸多“裂碎”里不起眼的一个，今天碰巧让我们从噪声里看到。说一说，评一评，总归要各自去做各自的事。遥远的希冀不敢有，单指望从我们里的任何一员开始，做“任重道远”的准备。
路，长得吓人——也幸好露出它的恐怖让我们作为行路者看见。
写于英国Swan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