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翻译的名词之一。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蒂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列子·杨朱篇》里提到“治内”和“治外”，前者应如向秀、郭象说的“任我”，后者应如他们说的“任人”。“治内-任我”即构成魏晋风流的重要内核。《世说新语·任诞》有一则：“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又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前一则很出名，不说了；后一则在我看更有意思：王徽之要桓伊为他吹笛，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王徽之能欣赏他。吹完听完以后，各自散去，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场景是，某歌唱家演唱会完事儿了，领导们赞助商们前来恭贺，互相吹捧一番，庆功宴什么再敲敲打打一晚上。他们真的能互相欣赏吗？梁文道在一次讲演里说：中国的情况已经不是“皇帝的新衣”，他们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其他人知道他们没穿衣服。
“风流”似乎不同于艺术，后者可以独活，如施耐庵，一辈子写的东西就十来个相熟的人看；凡·高这样的干脆一辈子认认真真寂寞着，毕加索就说凡·高：“凡·高之后，我们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太阳。”是他格外宣泄了艺术家表达系统的封闭，这种封闭果然召唤出排山倒海的共鸣，后来人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艺术了（压力也更大）。风流则需要照应，尤其最好有风流的社会气候，否则两个人互相风流，极容易沦为风骚，不好自己搭框架自己往里跳；即便不风骚，适度地风流着，也很难在无人问津、无人传颂的境况下坚持下去。风流总是开始于作秀的，不像艺术，往往开始于正经百八的生活。
腰写僵了，眼皮写得掉下来。魏晋的味道，还实在相距远得很。明知一杆笔、一个人，划不去那小岛，居然也一次次地下水。而最后无非重复地摆给自己看：瞧瞧吧，远着呢。不过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言在先：“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上下古今、神仙老虎狗都无所谓，“远”又有什么关系呢？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作家和学者谁更重要？
我之所谓“作家”，是的的确确拿出一点名堂的，不是写着字、写过字、立誓要写字的都可称为作家。
至于中国有那么多衙门，衙门里住满了文官，这些文官也不停写字，而他们一般不被衙门外的人以为是作家——我保留一点意见——有些公文颇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范；有些公文撩起新衣的一角，露出皇帝的半边屁股。身怀这些虚构的本领是有可能成为好作家的，而这些攀着帽翅做晾衣杆的且不被本文以“作家”待。
学者在此比较狭义，与作家相对，是研究文学的一群人。当然也有作家型学者，或学者型作家这种不新鲜的发明。前者无非是写字有了名堂后夹着皮包做了教授；后者可恶一点：正儿八经的论文做不出来，搞文艺又没耐心和禀赋，只好揉一些故事进术语的丛林，或树林里采几筐果子，投篮似的朝故事的空心处丢过去。这两类人，尤其后一类，也不在本文对“作家”和“学者”的比较之列，我对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面还是尊重的。
假如：大洪水到了，诺亚方舟只剩一个位置给作家和学者，必须做出选择的话，谁上船？
如果曹雪芹活着，和一些红学家同时在《百家讲坛》开讲，未必能在收视率上取胜；鲁迅还在的话，也一样有可能说不过后来这些鲁学家。一旦曹雪芹、鲁迅正式开口，呈现出的东西未必令平常人接受，起初大家围住他们，等着高论、垂训，但老曹先生如果说：我原本的意思和高鹗的续本差不多呢；鲁迅如果说：一棵枣树，然后另一棵枣树，糊里糊涂就出来了。底下的人恐怕要站起来走开。即便不走，学者们也要组成人墙，把遗憾的真相团团围裹，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维持一套经营多年的话语的确更利国利民，多少人要的就着这套锅碗瓢盆吃饭，吃饱以前都甘愿真相在泥地里埋着，或荒野里风干。作家的完美也往往在他们没有机会做充分的自我表述；活着的聪明的作家，也不太细致地谈自己的作品；更聪明一些的就进入学校做了教授，组织别人研究自己。原本塌陷的地方总能渐渐地灌满水，而突出之处也不在乎被装在外面的瓦斯灯烤得秋毫如焦。
很奇怪的：平常人更尊敬学校里写论文的学者，因为学者是为他们的同代人服务的，即便那些论文一般人并不看、看了也并不懂。伟大的作家是为未来写作的，他的同代人自然不理解他，后来人自以为发现了他，也不可避免地弄脏了他。被彻底掩埋倒无所谓伤害，手递手地请上天鹅绒垫子，再怎么仔细也难免弹上灰尘、留下刮痕。可为了不造成更大损失，不得不任由后世子孙糙手糙脚地介入，这是伟大作家的普遍难处。区别只是：有的作家难处小一些，如鲁迅、沈从文，我们可以较无障碍地读原典，看进去多少是多少；有的难处很大，古久一些的，屈原、司马迁，做注释的人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读；有的难如登天，而且一直要难下去，除了他本人别人只能猜测地读，卡夫卡、乔伊斯；有的说不上难，也说不上易，不同门派有大相径庭的解读，信谁的去？孔夫子、柏拉图。有时候捧着一卷书，总感觉这些文字也在读我，读读——笑笑，依依呀呀地读，抿着嘴笑。有的就从我手里溜走了，裙角轻飏，摇在我视线里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学者不会这样，一篇论文的目的就是固定一种读法，不让你往别处乱跑。可正是这些读法的加入，令作家的作品在面对读者时支支吾吾，原作还不如别人的阐释来的笃定。上文所指的鲁迅、曹雪芹就是这样，或可说：那些被群起解剖、蜂然解构的作家作品都是这样。已经不是喧宾夺主的问题，宾客不仅占了主人的房子票子老婆孩子，还令这种侵占充满了不需质疑的合理性。几十年下来，几千年下来，法官们老了、死了，案子就是铁案、死案。赋予侵占以夸张的合理性的首推政治，曹雪芹遭狗尾续貂，原作真容彻底不见；鲁迅被遮蔽和虚悬，一度只能示人以满口打砸抢烧的疯老头形象，都在于政治需要。学者们便在政治的桅杆下，有意无意地劝原作归降——原作喟然长叹，对涂改、侮辱、斩杀全无能力抵挡，满眼悲壮地面对后来读者，或倔强地一路拒绝，拒绝。问题在于：政治一旦撤去，伤害往往是无法恢复的，曹雪芹被割得干干净净，割下去的部分毁得荡然无存，俨然我中华王朝史上第一太监；鲁迅好得多了，但令后来的年轻人难以接近，每提起他就立马在眼前插上一幅举着标枪裸体射日的画面，反感之情首先悬于审美之不当。
学者是容易成为戕害作家的帮凶的。他们一方面靠给这些作家写读后感活着，一方面很看不起一辈子住地下室、喝廉价咖啡的这帮人；而学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天生安全：对读者他们有交代，同代的读者不会太使劲地看他们，后代读者更不屑于找他们的麻烦，有那工夫看原典还来不及；对政治他们很灵活，可以随时同政治会意一笑，混得好了做国师，混得一般替国师们捧长袍；也可以完全无牵涉政治，鼓弄下哪句话体现了什么汉语语法。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与作家们心心相印的学者，他们以世道为空门，带发修行，一面为往圣继绝学，一面在自己做人的生涯上刻出一条笔直笔直的线。其精神比作家们本人还要难得。而绝大多数学者是泥里一脚泥外一脚的，没有那么糟，也绝没有那么好，写出东西来互相竖拇指、中指，在政治的大伞下有时乘凉，有时也穿起皮袍炫耀地打几个寒战。
作家们也并不很清白，只是他们相比学者总体情况惨一些。除了在学者的不同阶段流动，所谓文化人、知识分子也往往在作家、学者的角色之间流动，形成我们一上来提到的作家型学者、学者型作家这些身份。究竟谁更无辜？只能一个一个去看。一旦想“总结”一下、“归纳归纳”，很难成太有气候的结论。
作家和学者究竟谁更重要呢？如果方舟只有一个位置给他们，如果船上已经有哲学家、作曲家、演奏家、画家等等，不如就这么开走吧。乘客们还能待得宽松一些。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
好美的中国字
昨天在厨房写东西，身体刚度过僵硬的状态，而茶叶已经泡得很淡。Jeff拉开门进来，“今天过得怎么样？”“不错。”“你呢？”“也挺好。”……就是那些说了没用、不说也不行的话，居然也有十多分钟，就我俩。
他终于注意到我电脑屏幕上的“异样”，伏下来使劲看着。我告诉他：“这是中国字。”“嗯，我知道——可是，它们好美。”先前送过Jeff一副书签，在背后写了一句“万事如意”之类的话，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中文，而且码得整整齐齐、还一定表达着某些内容，也许那些内容他更熟悉，但这些文字无疑是一堵墙，把他其实聪明的脑瓜完完全全挡在外面。
想起罗素批评一些柏拉图研究者，说他们把大半辈子搁在希腊文上，对柏拉图的哲学倒似是而非。只是这些学者穿过希腊文这堵墙，会有更多他们难以招架的东西；而假设Jeff一瞬间穿过中国字的隔阂，和我文章的内容亲近亲近，一定会觉得还是墙那边更好点。在敬畏知识的前提下，不断发生着的局部的无知也伴随着很真实的幸福。人们看到端坐不笑的神像，伏下来拜一拜许就够了；真得揣摩它满面木然之所指、参悟它左起第12个脑袋为什么梳一个中分、而非与其他佛像似的蓄疙疙瘩瘩的发髻，就势必要和一堵一堵的墙展开正襟危坐的对话。
在斯旺西也有这么两个年头，倒很少有机会和西人谈一谈中国。我指着一个“献”字告诉Jeff，这是简体中文，原来应该是“獻”，这么写这么写的；又敲着一个“一”说，正经银行里填表要用“壹”，它们完全一样。“太美了，实在太美了”，Jeff半张着嘴，哈喇子要掉我键盘上。——休讥之没见过世面，中国字的确秀色可餐。先前我们勉强聊各自的国家，中国唯一触动这个巴西人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我抱着何等包容的心，都要为中国美食、长城长江、秦皇汉武周文孔圣的叫屈。后来我完全明白：那些大叙述不关他的事，他既有的二十多岁的人生体验根本触之不及。之所以计划生育他要拧一拧眉头，是因为我这个活的标本就直挺挺站在他面前，他马上以再寻常不过的推理抵达我从小到大、尤其去国离乡的孤独。
如今把中国字较郑重地介绍给他，他不仅看进去，还表现出初具规模的迷恋。我想：如果我烧一手好菜，他会迷上中国美食；如果手头有一套《上下五千年》什么的，他也会对那些死去的皇帝、将军、文人好奇。中国是太大的一棵树，我就是把脸深深埋进去也抱不过来；而当我把脸凑得足够近，又会遭遇它皱巴巴、黑黢黢的树皮，斑斑驳驳其实很难看的虫眼。当钱穆先生转向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宏大叙事，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胡适先生便与他分道扬镳，并深深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蕴含的危险因子可能会在“温情与敬意”下合法化。——钱先生的“温情与敬意”即便不是奉送给树皮和虫眼的，胡先生对他“保守趋势”、“拥护极权”的担忧也绝非多余。中国文化这个东西太容易被人动情地提起、笼统地谈论，既然笼统地谈论，势必倒向笼统地热爱。没有人可以出来给“中国文化”四个字下一段哪怕一门一派的定义，很可能在于它根本无可定义，也无需定义。
甚至那些公认的中国文化的负载者——长江长城、秦皇汉武周文孔圣，它们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拨弄着、剥离着、剥削着，早已不见应如的样子，化作各种各样的招牌、千奇百怪的陈述，信谁的？怎么个信法？——时间长了，讲给谁听？还有谁要听？满口祖宗、祖国，其实我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很沮丧的原因，传统中国是极权社会。木心先生在《带根的流浪人》一文里说：“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中国人自己都不能做自己历史的见证者，纷纷递上头颅，请官方帮着刷洗刷洗，还怎么同西人较郑重地聊自己的中国？